划江而治 6park.com
如果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稳态，那么，南北分裂，则是中国历史的亚稳态。南北分裂的形成往往来自南方帝国周期性的秩序崩溃，加上北方民族持续不断的入侵。五胡十六国的混战来自西晋八王之乱后的权力解体；燕云十六州的丢失源自唐末的军阀混战，而清朝的入关则源自大明帝国内部的秩序崩溃。
原则上说，一旦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拥有了难得的农耕区，战争意愿就会有所下降。毕竟有了稳定的农业和税收，上层阶级不靠抢夺也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这种背景下，南征时有发生，但也不是特别紧迫。之前我们说过，草原民族的统治相对松散，兵权并非可汗一人所有。皇族其他成员和临近的部落首领，分担了军事压力。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怎样把兵权收归中央，完成从军事贵族制到中央集权的转化，就成了当务之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前几代的政权交接尤其困难。元朝在忽必烈死后，政权在几个势力间反复易手。而清朝初期从多尔衮豪格之争，到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继承真正稳定下来历时接近百年。究其原因，在于原草原上的军事贵族权力未消，不同的军事集团往往支持不同的皇位继承人（往往是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继承人）。
同时，入主中原后的新任皇帝为了摆脱旧有军事贵族的控制，采取的方法往往是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迁都中原，重用汉臣，重开科举等等。这些措施在南方看来是汉化，在皇帝本人看来则是以汉制夷，平衡权力。这种汉化改革对治理国家有好处，对皇帝本人也有好处，就是对原有的军事贵族有害。所以汉化改革不能走得太快，步伐太快就会受到旧势力的反弹。北魏的汉化改革就是步伐太大，改得太彻底，最终酿成了六镇之乱。后来辽，金，元，清的皇帝就吸取了教训，汉化做到适可而止，改变官僚体系的同时保留了原民族的宗教和语言。从辽朝起，政治体制形成南北院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体制被后来的金，元，清继承并发扬。
另一方面，被迫衣冠南渡的汉人政权迫切希望收复故土，但这种信念也只能坚持一代人。当来自北方的第一代移民去世，而成长于南方的第二代移民掌握了政权，汉人政权往往不得不与南方士族、士大夫社会结合，以换取统治的正当性，北伐的愿望也有所降低。这种背景下的北伐就更多的变成政治姿态和权力博弈的手段。拿东晋举例，祖逖一代人的北伐是认真的想收复故土，后面桓温，刘裕的北伐更多的是朝廷内部斗争的需要。南宋也类似，岳飞的绍兴北伐是动真格的，之后的隆兴北伐和开熹北伐都无法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在当时就饱受争议，自然很难成功。
当南北双方的战争意愿都有所下降，双方的实力又在伯仲之间，这种划江而治的割据就可能保持较长的时间。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虽然南北分裂的局面能够维持较长时间，最终拉锯的结果则是南方被北方统一。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竟然是看似不起眼的战马! 如果古代的步兵相当于现在的轻武器，则骑兵相当于现在的装甲部队。骑兵的高机动性和野战能力都在步兵之上，所以一旦二者相遇，步兵基本只有防守的份儿了。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王朝，不论是汉征匈奴还是唐征突厥，都是把骑兵的战术发展到极致的效果。相反，中国历史上积弱的王朝，比如晋和宋，则是主要依靠步兵保家卫国。
骑兵必须要战马，可惜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不产马，仅有的两处，一个是燕云十六州，另一个是河套地区。这两处恰恰都紧挨着长城。所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控制了上面两个地区，南方的礼仪之邦基本就只有被动防守的份儿了。于是，长城成了中华民族的生死线。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哪怕只是一点点，长期拉锯战的结果依然是南方的帝国越来越小，北方边境从黄河退守到淮河，再逐渐退守到长江，最终被北方统一。东晋和宋朝都是这样逐渐被北方民族吃掉的。当然，如果北方的游牧民族侵入长城的时候，正值中央帝国处于最为羸弱，甚至四分五裂的时刻，草原民族也可能一鼓作气，直接将南方政权消灭，这就是清朝建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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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龙珠雷达于2024_02_10 9:36:33编辑 6park.com
贴主:龙珠雷达于2024_02_10 9:36:4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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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龙珠雷达于2024_02_10 16:32:4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