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上面两次课，这次我们还是先讲理论。在一个生物链中，从低到高依次为：生产者（植物），初级消费者（食草动物），次级消费者（食肉动物），以及更高级的消费者（捕食食肉动物）。一般来说，能量在两个营养级中间的传递效率小于10%，所以食物链依100，10，1的比例向上缩小。以“草—兔子—蛇—鹰”的生物链举例，如果一片草地可以供养1000只兔子，那么草地上最多存在100只蛇和10只鹰。

把能量金字塔的理论运用到历史上，我们就能够发现，同样的人，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区食用粮食，是初级消费者，到了北方的草原区则食用牛，羊肉，成为次级消费者。农耕区与草原区的人口密度基本遵循一个数量级的差异。这种人口密度的差异造成农耕区与草原区的生活方式与统治结构完全不同。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就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相互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文化差异 6park.com
长城以南的农耕帝国，拥有连续成片的平原土地，中原地区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度，在欧亚大陆的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帝国政府从广大的人口基数中汲取资源，形成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中央财政。人口众多带来积极的方面：庞大的消费群体带来职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分工。除了农业，大量的人口汇集在上层社会周围谋求生存，这体现在文化的昌盛和经济的繁荣。各种专业技能都能找到相应的生存空间，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层出不穷。同时，庞大的人口带来了消极的方面：严重内卷造成激烈的竞争，各种"道德败坏"由此产生。毕竟优秀人才太多，竞争就难保公平。久而久之，官员之间不乏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党同伐异，昧上欺下。底层民众则常常同类相残，明哲保身，惧怕权贵和不讲诚信。其实不仅中国，世界主要的农耕文明，比如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多少都存在鲁迅笔下的民族‘劣根性’。
相比于南方的农业帝国，北方的草原民族则要单纯的多。与中原的秩序逻辑截然不同，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只能以游牧作为主要谋生手段。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流动化，无法形成稳定的税收，因此草原上无法建立必需的中央财政，官僚体系也无法建立。人口相对稀少，使得文化与商业相对落后，纵观欧亚大陆古代的哲学和科学进步，草原民族少有贡献。然而，与南方相比，草原民族保有更多基于传统的自生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社会结构更加松散。这种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使得北方草原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南方社会中存在的激烈竞争和道德问题，人们更容易保持一种相对纯朴的生活方式。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一段汉使与中行说的对话，很形象的记载了长城南北的文化差异。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可见从对女人的态度上，帝国和草原就有很大不同：对于南方帝国的皇帝来说，女性资源几乎无限，老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大可以重新广纳美女，充斥后宫。旧的妃嫔要么被送去守灵，要么被送入寺院，美其名曰伦理纲常，其实一点儿人性都没有。而北方的草原民族，女性资源有限，可汗一旦娶入家中，必然要负责到底，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是为了继续供养女子直到为其养老送终。相对于南方帝国，草原文明对女子的态度看似有违纲常，却更显出自然的人道。
统治方式
中国古代南北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文化上，更深层次地映射在统治方式上。南方的中原帝国展现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而北方的游牧帝国则形成了独特的军事贵族民主制。
在南方帝国，中央集权的能力十分强大。皇帝作为统治者，能够调动整个帝国的资源来完成各种建设和军事行动。这种集权秩序下，雄才大略的君主依靠调度起的巨量资源，能够在短时间内推进大规模的工程和军事计划。然而，这种高度的集权也伴随着一些潜在问题。其中一点就体现在皇帝和武将的关系上。相比于南方的人口规模，南方帝国的战斗力却常常低于北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武将受限于皇权的猜忌。中国古代有个规律，就是兵权一旦掌握在武将私人手里，战斗力就会显著的提高。以两宋举例，宣和六年北宋的官军面对金国还不堪一击，而仅仅十年之后的绍兴四年，南宋岳飞的军队就能和金军打得有来有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从李牧到周亚夫，从岳家军到戚家军，都是‘将士只知大帅，不识朝廷’。而私人带兵正是皇帝最为忌讳的。七国之乱后汉景帝罢黜周亚夫，绍兴议和后宋高宗杀害岳飞，都是在避免武人干政，而这种军队的国家化无疑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南方帝国既需要强大的武力保卫边疆，又需要时刻提防武将谋反，于是，皇帝对武将就是时而扶持，时而猜忌，军权就在这种矛盾中反复易手。
相反，在北方的游牧帝国，统治方式呈现出军事贵族民主制的特色。处于战争的需要，军权始终由私人掌握，以确保最优的战斗力。部落盟主虽然拥有统一带领部落的任务，但无法专断地做出所有决策。部落中的高级将领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蒙古部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以及清朝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民主制的具体体现。在这些议会中，各个军事贵族都有发言权，而大汗或皇帝需倾听各方声音，形成共识，确保决策被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军事贵族民主制也并非没有缺陷。相对于南方帝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更容易发生内乱和分裂，比如西汉后期的匈奴，东汉末年的鲜卑，唐朝初年的突厥和明朝漠北的蒙古，分裂后的游牧民族往往在南方帝国与新兴草原势力的夹击下衰落，最终被新的草原霸主所取代。
中原与草原，在继承制度方面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在中原帝国，治理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的。这种制度保障了帝国治理的常例化和有序性。继承人的个人能力是次要的，而维护帝国传承的稳定和规范性则是主要因素。这种需求最终收敛于父死子继，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上。相较之下，在草原地区，继承规则则体现了不同的逻辑。小孩子无法确保能征善战，而在草原帝国，强大的战斗力是维系部落联盟稳定的核心。因此，首领的继承规则通常是兄终弟及，以确保首领始终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成年人。然而，当到了立国大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部去世后，继承者的选择就变得复杂而困难。子侄辈中会有不止一个希望继承汗位的人，这往往导致了部落联盟的分裂和内战，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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