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讲了江湖之远，这一篇我们讲庙堂之高。 6park.com
宦官与党争 

大一统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丛生。皇帝为了掌控信息，不得不发动宦官和党争制约群臣。东汉末年有党锢之祸，唐朝末年有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北宋末年有新旧党争，而明朝末年则有东厂，西厂和东林党争。宦官与党争屡禁不止，并非皇帝个人因素，而是时局所迫。 
 
在大一统王朝的后期，政治腐败严重，社会矛盾丛生。皇帝为了掌握信息，不得不借助宦官和党争来制约群臣。东汉末年出现了党锢之祸，唐朝末年则有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北宋末年遭遇新旧党争，而明朝则出现了东厂、西厂以及东林党争。观察王朝后期的政治，宦官和党争是两个重要的切入点。 
 
为了更好的理解，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一日清晨，天子端坐殿中，群臣分列左右。曰：“有事宜速奏，无事可退朝。”正值此时，群臣之中，一人出列，进言曰：“臣吏部尚书有事启奏：今朝中官员，多已年迈致仕，令空缺职位不少，当前亟需选拔新官以填其缺“。言罢，递折状一纸，上书数十人名。曰：“此数基层官吏，悉为我等慎重选拔，严密考核，德行才能俱佳。每人宜晋升一级。请陛下圣裁。” 
 
是时，皇帝执持名册，心内私语忧虑：朕纵有决断之权，未免失于信息之资。名册之上，官员众多，有真才实学者，又不乏奸佞小人，有重金行贿者，亦有当朝重臣之亲族，此等种种，何以决之？ 
 
帝苦思良久，遂得二法： 
其一，于群臣之中，择一人与吏部尚书交情最劣者，呈名册付之，曰：“卿当详阅此名册，孰可任用，孰不可用。毋庸焦急，旬日后当以复朕”。 
其二，专设一指挥使司，掌要密之务。其负责者，不与诸臣交游，且对朕存至诚之忠，亦无弄权之忧。担此重任者，近侍太监最宜。 
 
第一种方法频繁使用，就渐渐形成了朋党之争。第二种方法用多了，就导致了宦官专权。中国的一些史书，比如资治通鉴，经常把王朝后期的朝政败坏归因于皇帝宠信宦官。事实却是，恰恰先有了朝政败坏，皇帝才不得不宠信宦官。（写了一段文言，忽然感觉不会写白话了，赶快转回来。） 
 
有用的变法和无用的变法： 
王朝后期，如果遇到一为有气魄的皇帝，加上一个有担当的臣子，上下一心，则可能产生扭转败局的尝试。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尝试称为变法。在这里，笔者把变法分成‘无用的变法’和‘有用的变法’两类讨论： 
 
无用的变法：这类变法往往是向着“平均分配土地“这个方向上用力的。皇帝试图没收或赎买地主阶级的土地，再分配给农民。这类变法注定失败：结果是地主和农民都不买账，天怒人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这种尝试是王莽的托古改制。北宋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也有类似的倾向。这类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并没有增加单位土地面积可容纳人口数量。其实王朝后期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土地分配不公只是表象，土地不够种才是实质。不稀缺的资源，比如水，空气，是不会分配不公的。相反，越是稀缺资源，越容易向社会上层集中。一旦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分配不公就是必然的。 
 
有用的变法：这类变法往往是向着“改变税收方式“上入手。具体的说，就是从收取”人头税“改为收取”土地税“。所谓人头税，是一种个人所得税，按照家庭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收税。而土地税，则是一种财产税，按照家庭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收税。后一种收税方式，从技术上讲比前一种复杂（以古代的技术水平，最基本的土地丈量就有难度），但是一旦实施成功，则会大大的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可容纳人口，缓解土地压力。这段短暂的社会矛盾缓解时期往往被历史学者冠以”中兴“之名。中国历史上成功的税收方式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唐朝王炎推出的‘两税法’，促成了唐朝后期的元和中兴。第二次是明朝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促成了明朝末年的万历中兴。第三次则是清朝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这项政策使得康雍乾盛世延续了近50年。前两次税收改革都是部分完成，只在全国的小部分实行，最后一次则是在全国范围你推广开来，大大增加了清朝中期的人口（另一个因素是稍后土豆和白薯的引入，这个话题后面会讲）。当然，这种社会矛盾的缓解只是暂时的，一旦人口继续增长到饱和，朝廷就是真的黔驴技穷了。 
 
值得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用了一些诸如治世，盛世，中兴这样的约定俗成的词汇，只是为了叙述简便。读者理解即可，大可不必纠结于历史上的具体场景。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虽然名成为‘中兴’，实则是另一个兴衰周期的开始。再比如明朝的仁宣之治，反而放在了永乐盛世的后面，与周期律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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