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杀红军执法队“悬案”真相(下)
五
起出小叫花尸骨的当天下午，专案组4人开会分析案情。议来议去，觉得还是要把寻找线索的着眼点放在项盼霖身上。小郭提出，这个项老板在杀害小叫花那案子中的抗审能力很强，如果没有像祁宽寒那样当时“还没有进店”的“不在现场”之类的铁证，一时很难使人相信他跟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没有关系的。
另外两个侦查员小沈、小余赞同小郭的观点，说这个项老板见财起意敢冒杀人的风险，如果遇到没有风险的财产型诱惑，难道会不动心？所谓“财产型诱惑”，这里指的是制造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的势力用金钱财物收买人参与。
丁保国于是决定，就此事分别去提审项盼霖和祁宽寒。祁宽寒已经被查明跟袭杀红军执法队确实没有关系，当时他还没去湘春面馆干活，之所以也要提审他，是想了解在他跟项盼霖的长期接触中，是否听项盼霖提起过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之事，因为在包云升的检举中，祁宽寒对于该血案是有过议论的。
小郭、小余提审了祁宽寒，他已经记不得以前是否对于袭杀红军执法队案发表过什么议论了，反复启发也没有效果。于是就转到他以前的东家项盼霖身上，答称也没有留下过关于此事发表过什么议论的记忆。
丁保国和小沈提审项盼霖，开门见山就说到了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之事。项盼霖自然承认他是知晓这个案件的，而且是现场目击者之一。于是话题就扯到了他这个当年湘春面馆的老板是否跟该案有关上，项盼霖自是连连摇头。丁保国已经领教过项盼霖的抗审水平，当下也不敢指望从其口中获取真实情况，只是让他把事发当时在湘春面馆打工的所有人员的姓名以及目前的联系地址一一说出来，目前联系地址不知道的，就说以前的。项盼霖遵命报出了当年在他的店里打工的6个伙计、学徒的姓名和地址，说这都是目前的住址。
专案组于是逐个访问了这6名当年的伙计，一一进行谈话，作了笔录。然后凑到一起对笔录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有一点似乎可以排除对项盼霖的怀疑——
6名伙计中有5人都说到了事发当天，项盼霖的妻子因严重腹泻而住了医院，他那8岁的独生子“细羊”无人照管，就跟着父亲到面馆来了。在项氏家族中，这“细羊”是个金贵宝贝，项盼霖兄弟7人就这一个小子，属于“七房合一子”，项家的香火传承就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项盼霖对“细羊”一向特别留心在意，可想而知，把这样一个金贵儿子带到发生不测的面馆来，显然是一种无奈。那“细羊”在傍晚时睡了一觉，晚上8点钟左右醒来后精神特好，店里店外蹿来奔去。项盼霖看着实在放心不下，就让店里年岁最小的那个学徒放下手里的活儿，拿条板凳放在店门前凉棚下，陪“细羊”坐着讲讲故事玩玩什么的，看住了不让他到处乱跑。10点多钟，红军执法队巡逻组6人来到了面馆，因为天热，就坐在凉棚里的简易座位上，招呼让给每人下一碗光面。几个红军战士看着坐在一旁的“细羊”，觉得挺可爱的，就逗着他玩。片刻，面条上来了，那学徒就把“细羊”招呼到一边，让人家安心进食。对这6名红军战士的袭杀，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发突然，枪声一响，那个年方15岁的学徒吓得一个马失前蹄跌倒在地，同时下意识地把“细羊”也扯倒了。事后发现，那学徒和“细羊”由于过度惊吓而尿湿了裤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项盼霖应该是不知道这天晚上会在他的店铺发生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的，否则，他不可能把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的宝贝独生子，安排在凉棚里经历子弹横飞真刀真枪的场面。而且，这件事项盼霖自己竟然没有提及，而是被他以前的伙计们提及的，这更加增加了可信度。
这样，专案组成员就一致认为可以将项盼霖的疑点排除。
这时，原先那个领导调到省公安厅去了，换了一个领导抓丁保国这摊子的工作。这位领导把丁保国找去听取对于该案侦查情况的汇报，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看得出他对专案组的工作是不大满意的。果然，听完汇报后，领导问丁保国是否需要给你们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来协助搞侦查。丁保国是东北汉子，具有一股北方人的豪爽和倔强，如果领导不是在这种场合和以这种态度提出这个问题，他肯定举双手欢迎，而此刻他的犟劲上来了，竟然下意识地一口回绝。领导把丁保国看了又看，最后点头道：“好啊，那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啦！”
丁保国心里憋着一股劲，离开领导办公室后就召集小郭等3人开会，说了领导的期望，又说咱们得抓紧侦查。于是废话不说，分析案情。说来说去，又回到了湘春面馆上，说那次袭杀行动显然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既然有预谋，那就像打有准备之仗那样得对现场进行侦察，而且得保证对手出现在现场。所以，可以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肯定，对手事先是对袭杀目标的活动规律、路线、位置进行过侦察的。那么，湘春面馆方面的人，事后对于这种侦察活动有所察觉吗？如此一分析，包括丁保国在内的4个侦查员心里就都萌生出一种祈望：最好果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线索了。
于是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当年湘春面馆的6个伙计召集来举行一个座谈会，一起聊聊这个情况。
这6个伙计，在湘春面馆被大火烧毁被迫歇业后，就自谋出路各奔前程了，十几年过去，现在有两人自己开着店铺当了老板，3人当工人，1人去长沙郊区杨家庄做了一户富裕中农家的倒插门女婿。专案组要把他们召集来，也不是一桩说做就能做到的容易事儿。那两个自己开店铺和做倒插门女婿的倒还好办，行动可以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那3个当工人的就得通过组织出面了，侦查员得一一联系工厂的工会，通过工会再跟老板打招呼。如此折腾了两天时间，总算把他们集中到了当年湘春面馆附近的一家茶馆。
之前由于已经访问过这6位，所以他们都知道要调查的是什么情况。丁保国也没有多费口舌做什么动员，就把意图说了说，请众人回忆。由于要充分启发各人的思路，所以这种座谈就没有限制和提示，只要发言者认为要说的话是跟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有关系的，就可以自由发言。这些当年的伙计自然都认为他们这6人肯定是没有什么嫌疑的，加上老板的疑点也已经被排除，所以就把话题集中在其他店铺上。当时跟湘春面馆做邻居的店铺一一随着他们的回忆被记录于侦查员的本子上，有茶馆、木材行、米店、布店、中药铺子、香烛店、家具店、茶叶店、豆腐店，等等。这些店铺晚上都是不营业的，而对于袭杀目标的侦察，必须得在晚上同步进行，所以，如果是这些店铺的人充当袭杀事件制造者的线人收集情报的话，那么他们就得在晚上露面，而且不止在一个晚上露面，这样自然就难逃湘春面馆这些伙计的注视。可是，这六位回忆下来，对此却没有印象。
侦查员启发道：那么，是否有其他人连续几个晚上来湘春面馆用餐而又故意磨磨蹭蹭不肯离去的呢？
那六位根据这一思路又苦苦回忆，也没有什么印象。
这样，丁保国就明白了，看来这个座谈会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只好另辟思路了。座谈会结束四名侦查员回到市局后，一个个沮丧无比，连晚饭也没心思吃。
就在这当儿，忽然门口警卫室打电话进来，说有人找丁保国。丁保国以为是哪个战友什么的，也没心思见面，说让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几句话就行了。电话一接，却是先前参加座谈会的六人中一个姓易的，现今正是茶叶店老板的那位，他说丁同志，刚才散会后我想起了一个情况，不知是否需要向你反映一下？
丁保国顿喜出望外，连忙派小沈去门口把他接了进来，因为条件简陋，就在一间空着的审讯室里接待了对方。这位易老板是上海人，后来入湘定居，当年是湘春面馆的收银员，被尊为“账房先生”。因为店小，专司收银未免有些空闲，有时便还见缝插针相帮干些杂活。此刻，易老板去而复归是要向侦查员反映一个刚刚回忆起来的情况：他记得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发生前的几天里，有一个脸孔陌生的癞痢头少年每天晚上到面馆来，有时要一碗面条，有时要二两烧酒，总是坐在店堂里靠窗口的那个位置，一个人慢慢地吃着，一坐往往要个把多小时。发生袭杀血案的那天晚上，那少年没有来。后来，也没有见过此人。
专案组对于易老板反映的这一情况甚为重视，次日即分别去找其他几位伙计，请他们回忆是否见过这个癞痢头少年。结果有两个当时专司跑堂之职的伙计也回忆起来了，都说确实有这样一个少年人，大约在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长得不高，不过那副举止倒已经有点老成的架势了。袭杀事件发生的前夜他最后一次来面馆喝酒时，为了一碟猪头肉的数量多少，差点跟面馆伙计吵架，还是易先生劝住的。
这样，侦查员就对这个癞痢头少年产生了兴趣，可是上哪里去查访这个少年人呢？这不是大海捞针吗？专案组几经研究，还是不得要领。丁保国想起领导的期望，急得生了满嘴的燎泡。
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四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了。第五天，处于进退两难尴尬境地的丁保国忽然接到通知让去见领导，丁保国顿时心惊肉跳，寻思上回领导出于好意要增派经验丰富的同志协助侦查，被我回绝了，此番可怎么说？不想领导倒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了他一份材料，说这是湘潭公安局转来的，可能与你们侦查的那个案件有关，你拿去看看。
这份材料是一个姓黎的在押反革命分子被捕后，写给公安局长的一份提供线索的信函，内容是完全针对1930年8月4日长沙发生的那起“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的。黎某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抗战期间奉命在长沙一带活动，跟多个土匪帮伙有较多的接触。据他说，大约在1940年左右，他在跟一伙土匪一起喝酒时，曾经听其中一个说起过长沙发生的“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那人说那是宁乡“白虎帮”所为，他们是为报“鼎丰银楼大劫案”的失利之仇。原计划要袭杀红三军团红五军红六师政委彭雪枫，因为是彭雪枫下令制裁鼎丰银楼劫案作案分子的，可是由于彭雪枫那天晚上，忙于参加部署红军撤离省城的会议未去湘春面馆吃夜宵，所以“白虎帮”就拿红军执法队巡逻组开刀。据说，那是通过“白虎帮”在长沙的眼线“柏胡子”获得的情报。
丁保国一看之下，觉得这可能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于是跟郭、沈、余三人一番商议后，作出决定：丁保国和小郭前往湘潭提审在押犯黎某，小沈和小余在长沙调查“鼎丰银楼大劫案”是怎么一个案子。
丁保国和小郭前往湘潭，连夜提审了“军统”特务分子黎某，但易某所能提供的情况并不比他写给公安局长那封函件中的多。最主要的是，他无法提供告诉他情况的那个土匪的姓名，不是他忘记了，而当时因为喝酒的人多且杂，他压根儿没去打听那人姓甚名谁。
沈、余两人调查“鼎丰银楼大劫案”倒是获得了详尽的材料，这一案件情况如下——
鼎丰银楼是一家开张于1929年秋天的首饰店铺，老板孙敬奎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长沙，其父是清朝进士，当过清朝的四品文官，后辞官定居长沙。孙敬奎自幼聪颖，青年时出洋留学，回国后在武汉、南京、上海经商，积蓄了相当资产。1926年因病退出商界，回长沙老家赋闲休养。孙家素有积德行善之风，孙敬奎自然遵奉祖训，地方上但凡有修桥铺路、施粥舍药之类的慈善事，他总是慷慨解囊，因此口碑甚佳，系一小有名气的开明士绅。
孙敬奎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在休养3年后，便在长沙开了一家银楼，专营首饰珠宝。孙敬奎的儿子孙自善系进步青年，当时跟中共地下党暗有联系，曾从老父处数次取款，或直接资助地下党，或购置西药、电池、日用品等输送给红军。据说红三军团首次攻打长沙时，孙自善曾根据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收集、提供过若干有价值的情报。因此，红军攻占长沙后，鼎丰银楼便被予以特别关照，未受不法分子骚扰抢劫。饶是如此，见多识广的孙敬奎还是不敢大意，吩咐暂停营业，将首饰珠宝密藏于地下室内。到7月30日，见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临时省政府，而进驻城内的红军也已控制了情势，便想是否该恢复营业，增添点繁荣气氛，为共产党捧捧场。
孙老板主意还没打定时，意外就发生了。这天中午，一家人连同几名店员在院子里正摆开了桌子准备吃饭时，忽然有人叩门。一名店员出去一看，门外是一个身穿红军军服的小伙子，背负一支步枪、一顶斗笠。只道人家有什么事，便开了门。那小伙子进门，身后还跟着六个汉子，都是便衣打扮，一脸的凶相。孙敬奎一看便觉得不对，站起身来正待说什么时，大门已经被关上了。与此同时，一长六短七支家伙已经对准了在场的大小十来口！那个冒充红军的匪徒低声喝道：“孙老板，兄弟伙是宁乡‘白虎帮’的，来向您老借点货！”
宁乡“白虎帮”是长沙地区一个土匪团伙，以贪婪、凶残而闻名于三湘。孙敬奎当下听着只暗暗叫苦，还没有做出反应，就已经被对方一把揪住搜去了钥匙，然后就和家小、店员一起被驱赶进了后院的一间空房。匪徒将房门扣住上锁后，留下一个年岁较长的土匪在门外看守，其余人就去店堂搜索首饰珠宝了。
孙老板已经把首饰珠宝藏于地下室的保险柜内了，店堂的货柜内空空如也，匪徒就打开了地下室搜索。那保险柜是德国货，镶嵌于墙内，设有数道密码，匪徒无法对付。正准备将孙老板揪来打开时，忽听见上面传来了枪声，不禁一愣，寻思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白虎帮”匪徒犯了一个疏忽：他们上门打劫时，以为把孙家这边的人口全都控制了，却不料竟漏了那个做饭的厨子肖老四。匪徒进门时，肖老四正去后院厨房里往外端汤，一听前面动静不对，当下便爬墙而出。老头也不知该往哪里去讨救兵，出了小巷劈面正好跟一支红军执法队巡查小组相遇。他不识字，但看见对方胳膊衣袖上比一般红军多了个红布箍箍，上面还写着字，便想大概是管得了此事的，于是就拦住人家报告了。
巡查小组一听，当即将鼎丰银楼的大门和后墙悄然控制，因对方有七人，而且是著名的“白虎帮”悍匪，单兵作战能力自然了得，于是便迅即召集人马增援。少时，一个排的红军就赶到了，于是开始行动。红军爬上后墙，首先一枪就解决了看守孙老板全家的那个土匪。然后跳进院内解救孙老板家小、店员，同时将前面店堂包围起来。
在地下室的六名匪徒情知不妙，当即反扑。他们从地下室出来后，迅速占据了店堂的有利位置，和包围的红军进行激烈枪战。这时，受命主持整顿治安秩序的红六师政委彭雪枫闻报赶到了现场，亲自指挥战斗。彭雪枫是一名智勇双全的骁将，史料记载：“在中央红军进行的历次战斗中，他无役不从，每次都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且多次担任先锋队的指挥员。”对于这样一位将军来说，眼前这六名悍匪不过是小菜一碟。彭雪枫了解情况后，下令：一个也不要打死，全部抓活口，留着开公审大会杀鸡儆猴用！
活口怎么抓法？彭雪枫自有计较。他让人取来石灰用纸包上，先把石灰包投进店堂，然后又用破布蘸上火油点燃后外裹湿棉絮，以长竹竿挑着一个个从窗口里送入店堂。匪徒被石灰和烟雾熏入了地下室，还未来得及关上门，另一批石灰包物已经纷纷投了下来。无奈之下，只得缴械投降。
彭雪枫亲自审讯被捕匪徒，在确认其全系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惯匪后，于当天晚上即召开公审大会，将这六名匪徒连夜全部开刀问斩。
这一当时闻名省城的非常事件，被称为“鼎丰银楼大劫案”。
专案组据此认为，黎某提供的这份材料的可信程度较大，“袭杀红军执法队血案”可能确系宁乡“白虎帮”土匪所为。于是，决定寻找那个向“白虎帮”提供情报的“柏胡子”。
六
侦查员分析，“柏胡子”这一称谓，通常应是一个人的诨号，而不会是真实姓名。既然跟“白虎帮”这样的悍匪帮伙有来往，那看来此人绝非泛泛之辈，江湖上自然有着一些小名气。所以，这样一个家伙应当去向熟悉当地解放前帮会的人士去打听。
于是，丁保国就去找了湖南省公安厅一位同志，当时他受命正在编写一份用于当前公安侦查工作的资料汇编(后来内部印刷，题名《湘地封建帮会切口》)，经其介绍，结识了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此公抗战前是记者，家庭有比较强硬的背景，因为采访需要结识三教九流各类人物，后来抗战时又跟日本人打了许多交道，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丁保国登门造访，一说“柏胡子”，对方马上大笑，说那是哥老会的败类，是违犯了帮规让人家赶出来的一个主儿。
丁保国心里一松，问这个人现在住哪儿，我想去找找他。对方说，“柏胡子”现在住哪儿我是知道的，不过你要去找他那可办不到。丁保国暗吃一惊，寻思怎么还有这样一说？正纳闷间，对方说了：“柏胡子”早在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就患病而殁了，丁先生你上哪里去找他？
丁保国顿时觉得就像三九严寒天被人淋了一盆冷水，唯一的希望破灭了。愣了片刻，他总算回过神来，问道：“那么，他的家人后来到哪里去了？”暗忖“柏胡子”死了，也许可以从其家那里打听到什么线索。
对方说：“‘柏胡子’本名柏孟武，娶了大小两个老婆，可能他本人有什么毛病，所以两个老婆都没有生育。他那大老婆和小老婆一向不睦，整天吵得不可开交，弄得‘柏胡子’不胜其烦，最后就把大老婆赶出家门，登报声明离婚。后来‘柏胡子’患伤寒一命呜呼，小老婆卷了他留下的财产一走了之，不知去向。他那离婚的大老婆现今还健在，姓钟，住在西门玉带巷，因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所以只要到那里一说钟婆婆，没有一个人不知晓的。”
丁保国告诉对方，自己因为调查一个案子的需要，很想了解那个死去的“柏胡子”生前的一些情况，想来他的亲属也可能知道点。不料眼下却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看来倒是有点犯难了。说着便向对方请教，询问自己如果去找“柏胡子”那离了婚的大老婆的话，应该怎样说较为得当？对方想了一想，说你就说是记者，想写一写“柏胡子”这个人，如何评价想听听她的意见。然后就顺着她的观点说话，把需要了解的内容夹在话里对她说，她可能会告诉你的。
丁保国返回市局后，找来侦查员小沈，说我们四人中要数你小沈同志文化水平最高了，你还当过老师，那就是正宗知识分子了，看来冒充记者出面最为合适。至于我嘛，就算是给你当保镖的。咱们两个登门采访，我跟派出所说好，让玉带巷那边的居民委员会派人陪同上门，免得老太太心里不踏实。
这个方案果然有效，那老太太见是居委会主任陪同登门的，自然信以为真。居委会主任告辞后，小沈就说明了来意，说我们领导让我写写以前的帮会人物，我听说柏孟武先生的人生经历极为丰富，所以想写写他，老太太您看如何？老太太一听就开口大骂起来，骂的自然是“柏胡子”又娶了个小老婆之事。小沈马上附和，说这需要在文章里予以披露并且批判，老太太您得多提供些材料给我。于是老太太就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听得丁、沈两个几乎忍无可忍，但又不敢露出些许厌烦的神情，只好强打精神边听边记。好不容易等她说完，马上按照事先列出的提纲向对方了解“柏胡子”的社会关系。老太太果然知晓一些前夫的情况，说“柏胡子”的交际很广，跟哥老会、红枪会、一贯道以及宁乡“白虎帮”、临湘“飞天鹞子”、湘潭“一炷香”等土匪帮伙都有关系。
老太太说了一会儿，又把话题扯到了长沙城内的社会交际，也说了一些她所知道的情况，点出了一些人名，小沈都一一记录了下来。接着，就说到了具体所做过的事情。小沈说老太太您尽管放心，您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别管好事还是坏事。共产党有政策，对于已经死了的人，即使做了该当千刀万剐的极大恶事，也是决不追诉的，况且“柏胡子”也没有什么亲人，至于您老人家，早就跟他离婚了，我们也查过那份报纸，白纸黑字登得清清楚楚，那就更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尽管放心大胆地说就是。老太太于是说了“柏胡子”生前做过的一些小有影响的事情，果然有好有坏，好的是带头发起搞慈善活动，救济穷人以及修桥铺路建造寺庙，鼓动哥老会对抗旧政府；坏的是给土匪收集情报，坐地分赃，混在土匪中奸污妇女。
丁保国听到这里，马上给小沈使了个眼色。小沈于是便装做好奇似的问：“老太太，听说当初‘鼎丰银楼大劫案’就是‘柏胡子’他给宁乡‘白虎帮’提供的情报？”
老太太不假思索道：“对的！就是‘柏胡子’提供的情报，他用酒灌醉了鼎丰银楼的一个伙计，从那人嘴里套出了银楼的有关情况。那次，他是派城隍庙那里的一个姓李的老头去宁乡给‘白虎帮’送的信。”
小沈假装欢喜：“哦！多谢您老人家了，我总算搞清楚了一个疑点。那么，后来听说‘白虎帮’给他们在银楼案中失风丢命的弟兄报仇，袭杀了红军执法队，那也是‘柏胡子’送的情报？”
“对！那也是他送的情报。不过，那是‘白虎帮’的总舵向大爷飞信让‘柏胡子’干的，他如若拒绝，按照江湖上的规矩，那就是表明他跟‘白虎帮’断交了，而如果‘白虎帮’继续干此活儿正好失了风，那通常就会被认为是被‘柏胡子’出卖的。‘柏胡子’懂这规矩，所以尽管知道这会得罪共产党，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干了。哼，幸亏这死鬼已经去了阎王爷那里，否则如今共产党坐天下了，说什么也饶不了他的。记者先生，我当时是劝他别干的，但他还是干了，不过他自己始终没有出面，而是让‘小癞痢’去探明情况，然后直接通知了‘白虎帮’派来接头的土匪。不过，后来向大爷他们办成了事，特地进城来请客吃饭表示感谢时，‘柏胡子’也去了，还收了“白虎帮”赠送的礼品。那时，红军早已撤出省城了。”
小沈一听“小癞痢”三字，眼睛顿时一亮，随即打听：“‘小癞痢’是哪位？”
“是‘柏胡子’以前雇佣过的一个伙计的儿子，那小子是个癞痢头，所以‘柏胡子’叫他‘小癞痢’。看他人还机灵，有时就让他送送信，打听打听情况，赏些小钱用用。”
丁保国和小沈马上意识到，原湘春面馆的账房易先生所说的少年看来就是“小癞痢”了，暗叹总算不虚此行。于是又打听“小癞痢”的姓名，原以为老太太不一定知晓，哪知她马上说了出来。这个名字一亮出来，真使侦查员大大吃惊，竟然是包云升！
侦查员目瞪口呆了。那个包云升不是这起案子的检举人吗，怎么现在成了嫌疑人了？于是再追问下去，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但老太太却再也说不出更多了，于是谢过后便告辞了。
丁保国和小沈返回市局，稍一考虑，决定立马调查包云升是否就是老太太所说的那个“小癞痢”，跟易先生所说的那个少年又是否是同一个人。于是就想到了请易先生等几个对当初那个少年有印象的辨认包云升其人，然后再请老太太辨认。
次日，易先生等几个原湘春面馆的伙计被公安局派车接到雷公堂看守所，在面对着院子的一间屋里靠窗口坐下，然后把犯人拉出来放风。但是，可能是距离隔得较远，也可能是岁月已经过去了20个春秋，总之易先生他们一时都没有认出来。于是，丁保国便让他们干脆直接走到院子里，跟放风的犯人零距离接触。这一接触，反倒是包云升最先认出了易先生等人，一张脸顿时变色！接着，易先生他们也先后认出了这人就是当年见到过的那个癞痢头少年。
那时犯人还没有普遍实行光头制度，包云升还留着较长的头发。丁保国马上让看守员拿来理发工具，命令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包云升理了个光头。这一剃光，就真相毕露了，包云升的癞痢头虽然早已痊愈，但那满头疤痕却是无法消除的。
丁保国等人当即讯问。到这当儿，包云升知道已经大事不好，但还心存侥幸，假装糊涂。但这种抗拒形同纸壁蒿墙，被丁保国问了一句“要不要请‘柏胡子’以前的那位钟太太来对质”就击破了。
包云升终于供认了自己当年接受“柏胡子”的指使侦察彭雪枫的行踪和活动规律，他不但一连数日晚上都去红六师司令部杜家祠堂那边的湘春面馆侦察，白天还积极寻找跟踪彭雪枫的机会，终于摸清彭雪枫每天晚上要去湘春面馆用其伤残补贴费吃一碗光面当夜宵。于是，他就根据“柏胡子”事先的安排，去了“白虎帮”在城外的秘密接头点报告了这一情报。“白虎帮”于是派遣了四名枪手化装混入省城行刺。但那天晚上彭雪枫未去吃面条，土匪报仇心切，于是就对六名红军执法队巡逻战士下了手。事后，“白虎帮”总舵进城设宴致谢，包云升没有资格出席，但获得了土匪托“柏胡子”转交的10枚大洋的奖赏。
本来，这桩罪恶还不一定暴露。但是，包云升因犯强奸罪被捕，他见人民政府公布了“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于是就想把这起大案嫁祸于邻居祁宽寒头上。寻思时隔20年，湘春面馆也早已烧没了，还有谁能说得清楚那件事？而办案人员面对如此一起大案肯定是立功心切，最后还不是祁宽寒倒霉？只要祁宽寒真的被认做案犯，那他这份功劳就是铁定的了。哪知，这起大案竟然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反倒把包云升自己给牵了出来！
包云升还交代了事后他从“柏胡子”嘴里听到了那四名袭杀红军执法队凶手的姓名。丁保国将材料转往宁乡方面，很快就传来消息：四名凶手中，一名已在后来的土匪火并中丧生；一名在抗战时投奔“军统”当了特务，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另外两名虽然早已摇身一变成为良民，但材料一到还是立即给查了出来，已经逮捕，目前正在清算以前的其他罪行，不久将依法严惩，死刑肯定是逃不了的。
至此，袭杀红军执法队“悬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