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杀红军执法队“悬案”真相(上)
1950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羁押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的一名刑事犯忽然声称“愿响应政府号召，检举反革命分子”，求见公安局首长。于是，一起发生于20年前的袭杀红军执法队、企图行刺红五军第六师政委彭雪枫的历史悬案终于拨开了迷雾……
一
1950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宣布：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特向全国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一场声势浩大、后来被载入史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镇反”运动伊始，由于一些地区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有偏差，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倾向。中共中央针对这一情况，于同年10月10日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样，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严密清查反革命分子。由于当时许多农村和小城市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都潜逃至省城藏身，所以各大省城的公安机关都全速开动，加班加点，清查搜捕，因而看守所、监狱都是人满为患，以至于不得不增加临时羁押点。
本文所披露的真实一幕，是发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当时临时设置的被称为“雷公堂”的羁押点。
“雷公堂”是抗战初期那场著名的“长沙大火”中被烧毁了大半的一个道观，兵荒马乱，无力修葺，荒芜败落，杂草丛生，渐渐就成了叫花子的栖身地。直至长沙和平解放后，由于群众集会缺乏场地，才收拾打扫后作为会场。“镇反”运动开始后，公安局看守所容纳不下被捕的犯人，于是，就在全市物色了数处适合作为羁押点的场所，辟为临时看守所，“雷公堂”就是其中之一。
“雷公堂”作为看守所，从1950年10月中旬开张以来，真个是“人丁兴旺”，一个月后已经关押了200多名犯人。大部分是因历史或者现行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少数是普通刑事犯罪分子。负责主持工作的“堂主”名叫丁保国，东北汉子，原是四野第十二兵团第四十五军的一名连指导员。长沙和平解放后，他的连队被列入留守省城的编制，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清匪反霸。人说湘中土匪多神枪手，丁保国的不少战友也确实挨了黑枪，但他却是一员福将，功立了两个，皮肉却一点未伤。不过，到了1950年春调防回到长沙后，却是转了运，福将不福了，丁保国在训练新兵时，竟被手榴弹炸伤了一只眼睛。
医院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等到出院，部队已经开拔了。话说回来，即使不开拔，也不可能收留丁保国这样的“独眼龙”了。组织上找他谈话，让丁保国复员回家乡，他却坚持要留在部队继续立新功。双方谈了不下七八次，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弄了个折衷，把他安排到了地方公安系统。丁保国去报到时，公安局领导正为一时物色不到一个适合担任雷公堂看守所所长的人选而犯愁。一看丁保国是当过连队指导员的角色，不禁一阵欣喜：这不正是一个合适人选吗？征求丁保国本人意见，自然没有问题。于是，丁保国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丁保国是做过连指导员的，多少知道点做“思想工作”的重要意义。难得的是，他把这一意识从部队带到了公安岗位上，寻思也得给在押的那些犯人折腾折腾大脑内部的思想。当然内外有别，不叫“思想工作”，而称为“攻心战术”。那天，丁保国去市局开会，听领导传达了中央“镇反”运动的政策，回来就从在押犯人中挑选了一个写得一手好字的，在看守所院子的围墙上刷上石灰，用锅灰写上标语，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一个个字有3尺见方，白底黑字，每个监房的犯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丁保国还找了个报废的破白铁皮水桶，叫人上街请白铁匠改制了一个喇叭。一天两次，早晚给人犯读报和宣讲案例，宣传共产党的“镇反”政策。如此数日下来，终于见了效果，有17名在押犯人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坦白交代或者检举揭发他人。丁保国看了材料，觉得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轻微罪行，便嘀咕说不痛不痒没啥意思，心想，最好是弄个大案子出来，让咱这新开张的设施简陋的“雷公堂”也骆驼站羊群里——露一鼻子！
说来也真是巧，丁保国这话说了不到一个钟头，就有看守来报告，说7号监房有个名叫包云升的犯人要求公安局长接见，声称有重大案情向政府检举。丁保国听了心里一动，马上查阅登记本，那上面记载着包云升的简单情况：36岁，湖南省长沙人，汉族，职业是人力车夫，因犯强奸罪于11月8日被拘捕。
包云升被带到了丁保国那简陋的所长室。这是一个体形粗壮的矮个子，有着一张黝黑的国字脸，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透着讨好的神色，进门后就对着丁保国不断鞠躬，口中连称“首长”。丁保国问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可以说一说。包云升点头哈腰地说，我要反映一个特别重大的案子，得直接对公安局长说。丁保国说公安局长公务繁忙，没空听你谈，我是所长，政府有规定，可以代替局长接受在押人犯的坦白检举。包云升还想说什么，被旁边一个看守打断了，说你这个家伙是装傻还是真的不知好歹，丁所长也是忙得日夜不停的，能抽出时间来听你当面检举已经大大不易了，还罗嗦个啥呀！包云升被那凶巴巴的语气吓了个激灵，这才点头表示愿意跟丁保国谈。不过，他先得弄清楚政府刚才写在墙上的“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是否真能兑现。
丁保国于是就想问一下这个犯人犯的是什么罪。立功折罪是有的，如果犯的是杀人罪，该当判死刑的，你检举一起普通盗窃案件就能赎了死罪？
包云升于是就简单说了说他犯的罪行：他是人力车夫，人力车是从车行租的。车行老板刘宝山是长沙著名的地痞头子，作恶多端，当年7月份“镇反”运动一开始，就被人民政府逮捕了，国庆节前经公审给崩了。刘宝山以前对包云升这样的苦力比阎王爷的索命小鬼还凶，他被镇压后，包云升这一班人自然兴高采烈。公审大会次日，包云升和另外两个车夫为庆祝此事，相约晚上交了车后去喝顿酒。3个人喝光了3斤多包谷酒，酒一下肚，话自然多，说的都是以前如何受刘宝山欺压之事，越说越恼火，付了酒账后拔腿就奔车行，想出一口恶气。3人走着走着，那两位中途就躺下了，包云升酒量差，喝得最少，倒还硬撑着走到了车行。他直奔后院，推门进去正好跟刘宝山的小老婆劈面相遇，也不知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就把人家给强奸了。次日早上，他去车行拉车，警察已经等在那了，就这样被抓了进来。
丁保国听包云升这么一说，心里就有了底，说你这样的罪行，按法院的判例来看，大概会判5年吧。如果你检举出来的确实是重大的案子，根据政府的宽大政策，少判甚至不判刑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检举的是特别重大案子，除了不判刑，给你发若干奖金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这是代表政府向你表态，说话算话，你要相信。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
包云升听得两眼放光，连连点头如鸡啄米。然后就开口检举了，这一开口，就把丁保国闹了个激灵！
包云升声称要检举的是一桩重大的历史悬案，案发距当时已经有20年时间了——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武装攻打城市的决议。按照中央的计划和指示，由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指挥湘鄂边区的红三军团大举进攻湖南省会长沙。7月27日，红军从永安市、春华山一带出发，直扑长沙，突破国民党军阀何键部守军防线，从韭菜园、小吴门、浏阳门等处攻入市区，于晚10时左右夺取了长沙。29日下午，长沙约10万工农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红军入城。30日，湖南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席，因未到任，由王首道代理，并与彭德怀、杨幼麟等共同主持工作。8月5日，红军在何键部队大举反攻下，主动撤离长沙。这次攻打长沙，是中共武装力量夺取大城市计划的首次尝试。这一军事事件，史称“红军第一次打长沙”。
攻克长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占领省城。由于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加上还有大量农民也跟着进城，一度社会秩序不大好，来不及溃逃而躲藏在居民家中或者其他地方的国民党败兵、伤兵、特务乘机闹事，长沙附近的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也以农民身份混入省城，伺机作案。从红军进城那天开始，竟然连续不断地发生政治、刑事案件。7月30日成立湖南省苏维埃临时政府后，彭德怀在首次举行的临时省府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临时省府代主席王首道当即表示必须严肃处置这一问题，请求红三军团出面解决。彭德怀当场决定：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安定民心，军团部组织执法队上街巡视，坚决镇压反动分子，打击刑事肇事者。
军令如山，红三军团执法队当晚就宣布成立。彭德怀亲自指定由红三军团第五军第六师政委彭雪枫负责维持治安。精明强干、能力超凡的彭雪枫指挥军团执法队以及其他临时抽调的应急力量，以快刀斩乱麻的行动，坚决打击、镇压了肇事者，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彭德怀为此对彭雪枫大为赞赏：“好！这个彭政委硬是了得，短短数日就解决了大问题。是个人才！是个将才！”
但是，隐蔽敌对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伺机进行反扑。当时，蒋介石对于长沙“失陷”大为恼怒，严令何键“务于周内夺回”。何键遂调兵遣将，周密部署，重兵逼近长沙。红三军团高层为此日夜筹划如何对付何键部队的反扑，并作出了准备主动撤离长沙的决定。隐藏的敌对势力乘机进行报复，策划实施了当时轰动红三军团的“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的前夜——8月4日深夜，一支执法队巡逻小组在执行巡夜勤务后，返回红六师司令部杜家祠堂时，说就要撤离省城了，我们咬咬牙花点津贴费吃碗面条吧，于是就在门前广场拐角处的湘春面馆吃面条。因为只吃一碗面，天又热，他们没有进店堂，而就在面馆门口凉棚下摆放的桌前落座。哪知，面条刚端上来时，他们就遭到了不知从何处发射的冷枪袭杀。袭杀者不但隐蔽，而且动作奇快，6名执法队战士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就悉数中弹，当场牺牲。这家面馆也是彭雪枫喜欢光顾的地方，但这天晚上，彭雪枫因为已经花光了有限的津贴，所以未来吃夜宵，从而无意间避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红军方面当即出动人马搜索袭杀者，但无果。当时，由于国民党何键部已经兵临城下，红三军团正连夜部署撤离省城，次日即撤离了长沙，这一去就是20年。因此，究竟是何人策划、何人作案，一直没有机会进行调查，于是，这起特大血案就成了一起神秘的历史悬案。
现在，在押犯人包云升向雷公堂看守所所长丁保国声称他了解该案情况，要检举立功，以功折罪，还要争取获得政府的奖励！
二
包云升是土生土长的长沙当地人，20年前发生“袭杀红军执法队事件”那年他16岁，由于家离湘春面馆较远，所以事发时他并不知晓，只是在次日听得省城满街都在传说，有的说那是土匪残余分子替被那些红军执法队镇压的同伴报仇，也有说那是国民党方面的特工人员所为。国民党何键部队攻占长沙后，包云升曾看到街头张贴着盖有何键签名大印的告示，上面写着“国军特遣队”曾参与袭杀红军。具体情况包云升不清楚。但他曾亲耳听一个人说过，声称自己与袭杀红军执法队之事有关。
这个声称袭杀红军执法队之事与自己有关的人，名叫祁宽寒，湖南省望城县人氏，比包云升大6岁。祁宽寒在抗战前跟包云升是邻居，其职业有点杂，先后从事过面馆伙计、挑水夫、人力车夫、妓院杂役等职业。这人喜好闲嗑牙瞎聊天，每到盛夏季节，众邻居聚在一起纳凉时，他便是主角。包云升记得，大约在1932年夏天，众人议论两年前发生的红军执法队遭到突然袭杀事件，对于究竟是土匪、特务还是“国军特遣队”袭杀了红军执法队而发生激烈争论几近动手时，祁宽寒站出来劝解，当时他说：你们别争了，这件事我最清楚了，那是湘潭“一炷香”的行动罗，人家原先是要打那个负责执法队的叫彭雪枫的那个红军头儿的黑枪的，只不过那姓彭的没有现身才临时改变主意打了6个士兵嘛。事后，“一炷香”的总舵爷粟老大还特地进城，请城内的有功人员吃了顿饭，我们老板也去了。粟老大还赠送了若干礼物，连我也拿到了一条“哈德门”香烟呢。这一说，众人忍不住要追问下去，但祁宽寒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打住，找了个借口就溜回家去了。
当时，包云升听着也没有当回事。直到几个月后外出办事，正好经过祁宽寒当伙计的那家湘春面馆，看见祁宽寒在里面忙碌，这才猛然醒悟：祁宽寒打工的面馆，不正是红军执法队遭袭杀的现场吗？顿时，心头产生了一个疑团：怎么这样巧？难道这个祁宽寒跟“一炷香”袭杀红军执法队那件事有直接的关联？包云升从此一直想找个机会，乘祁宽寒信口开河说得入港时，再把话头扯到那上面去，引对方说说那件事。这倒并非包云升有先见之明，知道日后共产党要坐天下，提出“血债要用血来还”，清算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而他自己也正好犯事折进局子，想找块跳板争取从宽处理，纯是一种好奇罢了。
这份好奇后来一直未能得到满足，因为不久那个祁宽寒就搬家去了清水塘那边。之后一直到长沙解放，包云升再也没有见到过祁宽寒。可是，说来也巧，大约在今年6月份，包云升拉一位客人去烈士祠，放下客人收了钱正待拉着人力车离开时，正好看见祁宽寒挑着一担水从他面前经过。包云升当时已经把十几年前“袭杀红军执法队”之事忘记了，头脑里只剩下一份昔日邻里的友情，于是就跟祁宽寒亲热地打招呼。但祁宽寒只是看了他一眼，含含糊糊地说了声“是你啊，云升”，停也没停步就挑着水匆匆走了，气得包云升差点破口大骂。
眼下，包云升犯案折进了局子，看见墙上写着的标语，听着丁所长的宣传，忽然想起了红军执法队遭袭事件和祁宽寒曾经说过的话，认定这是一条极好的线索，也许，祁宽寒那主儿就是替“一炷香”跑腿的内线交通呢？而那个案子，竟杀害了6名红军，那还不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反革命案件吗？因此，他就想到了检举揭发，将功折罪。
当下，丁保国听包云升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说了一番，也觉得这确实是一桩特别重大的案件。但他不是当地人，来长沙也不过一年多时间，从未听说过20年前还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因为当时经常有在押犯人乱说乱供瞎举报，所以一时还不知是否属实，于是就请一个有着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看守做了笔录，让包云升签字画押，说了几句勉励话语，就把他送回监房。然后，丁保国拿了这份笔录立马就去市公安局向上级报告。
说来也巧，这天上午湖南省公安厅正好召集了全省各专区、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听取“镇反”情况汇报，提出新的要求。中共湖南省委“镇反”工作领导小组的一位领导在会上提出，在下一阶段“镇反”
工作中应着重注意查处重大历史悬案，他随口列举了几个重大悬案：“著名烈士郭亮、杨开慧等人被杀害案”、“毛泽东主席祖坟被掘案”、“红三军团执法队被袭杀案”等，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务必认真注意寻找线索，缉拿凶犯，除恶务尽。这样，丁保国把包云升所检举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后，当即引起了领导的重视。
在连夜举行的“镇反”工作专项讨论会议上，领导们专门研究了丁保国送去的材料，当场作出决定：成立专案侦查组，对“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事件”进行侦查；丁保国调离雷公堂看守所，担任专案组长，次日立即着手进行侦查。
次日上午，当丁保国接到通知让其负责侦查“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事件”时，不禁大吃一惊，思忖自己从未接触过公安侦查工作，这事儿怎么做法？还是换人吧，换个熟悉侦查工作的同志来，咱当组员，他怎么说咱怎么干。但领导说目前人手紧张，你就一边学一边干吧，只要有一颗对革命工作负责的红心，做好这项工作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话说到这份儿上，丁保国也就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领导给丁保国派了3个侦查员。丁保国原还指望自己这个组长是外行，3个组员总该是行家里手了吧？哪知都是比他还要小两三岁的小青年。三人中，一个姓郭，长沙本地人，参加公安工作前是棺材铺子的伙计。一个姓沈，湖南望城县人，初中二年级文化，以前当过小学老师，地下团员，长沙解放后他的领导被调进长沙工作，把他也带了过来，正好公安局需要人，就到了公安局。还有一位姓余，热河省人氏，跟丁保国一样也是四野十二兵团的，在部队是班长，随部队进入长沙后患上了严重的伤寒，差点一命呜呼。等到病好时，他所在的部队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于是就留了下来，组织上把他派到公安局工作。丁保国一听这三位的情况，顿时愁上眉头，寻思干公安工作时间最长的也不过一年有余，看来是没啥指望了，这事儿真得好好地开动脑筋琢磨一番。
郭、沈、余三位还不知道具体侦查什么案子，听丁保国一说，倒是个个来劲、信心百倍的样子。当时公安局办公条件很是简陋，由于“镇反”运动案子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侦查员也多，像丁保国这个临时性的专案组连办公室也没法配备，只在一间挤了十来张办公桌的屋里。给了他们一个铁皮柜子，说是放材料的。那么，写材料怎么办？外面走廊里有一张破桌子，就在那上面将就吧。还有，案情分析会在哪里开呢？公安局有会议室，但若是轮不上，那就自个儿找个地方坐着站着谈吧。所以，当时如果有谁去公安局办事，看见院子里东一堆西一摊的坐的坐蹲的蹲聊得正起劲，千万别以为人家是在闲嗑牙瞎聊天，那是在分析案情，有些轰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重大行动方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雏形的。丁保国这个侦查组也是这样，那天就在走廊里见了面，互相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就谈工作。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话一点也没错。丁保国等人议了一阵，就形成了事后看来是正确的共识：要弄清楚谁是袭杀红三军团执法队的凶手，先得调查那起事件的发生情况，眼下只有一个人对该事件说得清楚，那就先去找这个人。这个主儿，就是检举人包云升所说的祁宽寒。而要找祁宽寒，那就先得了解此人的基本情况。祁宽寒的基本情况，此刻只有包云升知道，所以，调查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去找包云升详细了解祁宽寒的情况。
4人一齐出动，直奔雷公堂看守所提审包云升，不问别的，单问祁宽寒的情况，让包云升知道多少说多少，不得遗漏隐瞒，当然也不能无中生有，故意夸大。据包云升说，祁宽寒是长沙人氏，孤儿出身，自幼不知父母，只有一个姐姐。姐弟俩是靠亲戚帮衬着活过来的。后来祁宽寒渐渐长大了，就以出卖苦力为生，满城乱跑，哪里有零活就在哪里干，举凡搬东西、扛大包、挑水、挖地沟、修破屋、抬尸体之类不大有人肯干的活儿，他都乐意做，不图别的，只求混个肚儿圆。大约在18岁时，祁宽寒用一根棍棒打死了一条疯狗，救下了一个姓赵的4岁男孩。那个男孩的父亲老赵是包云升当时的邻居，是个做粮食生意的掮客。此人久走江湖，讲究义气，知恩图报自然疏忽不了，当下就提了一份礼物相赠。不想那祁宽寒穷归穷，礼物却是不受。老赵觉得过意不去，见祁宽寒无屋可住，春夏秋冬都待在城隍庙的破戏台下，于是就把自家后院的一间小屋收拾了一下，邀请祁宽寒过去居住。从此，祁宽寒就成了包云升的邻居。
祁宽寒由于没有一门手艺，干活没个长的。那老赵倒是个热心人，经常给他留心着，不时给他介绍一份临时职业。后来，老赵认识了一个开面馆的朋友，就把祁宽寒介绍到那家面馆去当伙计，他这才算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祁宽寒后来搬家去了清水塘那里，当时他还在那家面馆打工。抗战爆发的次年，包云升曾在火神殿那边碰见过祁宽寒，攀谈之下，得知对方已经换了一份职业，在大西门“德隆煤炭厂”打工。再往后，就是一直到今年6月份在烈士祠那里看到祁宽寒的那次了。
丁保国寻思，想要祁宽寒的线索就在这一次，所以必须得问个详细。当下想了想，便让包云升仔细回忆那次遇见祁宽寒的情况，尽可能把所有见到的种种细节都说出来，多多益善。包云升想了一阵，说了以下细节：那天祁宽寒穿着白夏布褂子、黑布裤子，褂子没有领口，旧的，已经洗得有些黄了，裤子比褂子新些，赤着脚；那根木头扁担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木质黄中透红，光滑得像是有些发光的样子，两个水桶看上去也很旧了，桶里的水装得很满，晃晃悠悠的使旁人看着担心要溢出来溅到自家鞋子。
丁保国一边听一边眨眼思量，待包云升说完后，递过去一支香烟说：“我记得你说过祁宽寒解放前当过挑水夫？”
“是的，他当过挑水夫。”
“那么，你那天看到他的那副样子跟挑水夫一样吗？你再想想。来，把烟点着了，抽着想想。”
包云升受宠若惊地抽着香烟，皱着眉头冥思苦想了一阵，缓缓摇头：“好像不一样……您问不一样在哪里？让我再想想……哦，我想起来了，他没有戴斗笠，脖子上也没有挂一条擦汗的毛巾，而且还赤着脚。”
这就是了！长沙街头的挑水夫，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头戴斗笠，脖挂毛巾，用来遮阳挡雨，擦汗揩灰。祁宽寒没有戴斗笠挂毛巾，还赤着一双脚，那就说明不是挑水夫，而是居住在烈士祠那一带的居民。
这样看来，问题就简单了：只要去烈士祠那边的派出所一查，就可以知道祁宽寒住在何处了。于是，丁保国等人就立马直奔位于长沙北门的烈士祠。
旧时，烈士祠在长沙也是一处著名处所，那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蔡锷、周震麟等人联名电请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为纪念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烈士而筹建的。初时将小吴门内的曾文正公祠划拨改建为湖南烈士祠。后袁世凯预谋恢复帝制，下令将没收的清朝专祠发还，湖南烈士祠遂被封闭。1916年傅良佐督湘，寻得长沙北门吊桥边年久失修的关帝庙改建为湖南烈士祠，该祠至1918年建成。1938年11月，国民党提出“焦土抗战”，于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烈士祠被焚毁，所存殿前厢房破烂不堪。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拨款修建，但也只是草草盖了一个正殿，难复火前旧观，焦、陈、杨三烈士像则被拆移至烈士祠西边门首，以木栅栏围之供人观瞻。
丁保国4人找到了派出所，报出了祁宽寒的姓名请求协查。当时公安民警都在忙着搞“镇反”，派出所方面说户籍材料倒是完整的，可是一时没有人替他们查阅。丁保国说那我们自己查阅吧。于是就自己动手查阅，可是一番折腾后却没有查到。这不是奇怪了吗？侦查组成员小郭参加工作后，曾在派出所干过一段时间，他说户籍登记遗漏也是有的，要不我们下去找居委会调查吧？丁保国觉得言之有理，反正好歹也得调查下去的，这是唯一的一条线索嘛。
4人于是向派出所问清了辖区居委会位置，分头前往。居委会热情接待，有问必答。如此一番调查下来，4人重新回到派出所碰头时，还是白板一块，所有居委会都说他们那里没有一个名叫祁宽寒的人！
丁保国这才知道搞侦查要比待在看守所跟犯人打交道麻烦得多，这时天色已晚，于是就回公安局去。4人都是吃供给制的，去食堂弄了些剩饭残菜填了肚子，就在食堂院子的葡萄架下坐着继续分析案情。这里就体现出经验丰富与否的差别了，他们4位全是生手，于侦查工作都是门外汉。聊着聊着就不知不觉地跑了题，发现后赶紧扯回重新议，议来议去却总是不得要领，眼见得已过午夜，只得歇息去了。
丁保国上了床还是睡不着，眼前老是晃动着一个模糊的挑水汉子。好一阵终于睡着了，但一会儿又醒了，这回眼前晃动着的是包云升那张脸了。他忽然一个激灵：何不如此这般？
所谓“如此这般”，就是丁保国头脑里冒出的一个新念头，想把检举人包云升弄到烈士祠那边当初碰见祁宽寒的地方去走一趟，或许能够触动那主儿的什么灵感，回忆起有用的细节来。
次日天明后，丁保国就对郭、余、沈3个助手说了这个思路，那3位也是走投无路，自是赞同。雷公堂看守所那边，丁保国还有着一份面子，也没办理什么手续就让他们把包云升带了出来。包云升对于丁保国的思路却是难以领会，所以也没有什么意外情节可以回忆的，只是按照丁保国的吩咐领着他们到了那天碰见祁宽寒的那个位置，指着烈士祠门前那口水井说，祁宽寒就是从那个井台上挑着一担水走到路边的，两人打了个招呼后他倒是驻了步，但是祁宽寒却匆匆走进了烈士祠右侧的那条小巷。丁保国说，那我们也进去走一遭吧，看有没有运气正好撞上那主儿。
一行人进了小巷，一侧是烈士祠的围墙，另一侧是居民住家，有的开着门，有的关着，看来家里没人。穿过小巷到了尽头，却是一块空地，正中有一株高大的银杏树，空地两侧各有一条小巷，丁保国说咱们兵分两路各进一条巷子去看看，回头在这银杏树下会合。
这两条小巷都不长，尽头是另一条马路。两路人马返回银杏树下会合了，皆无收获，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把包云升押回“雷公堂”后，丁保国说索性就在看守所找个地方坐着聊聊吧，群策群力，看是否有什么新思路。议了一阵，没有议出什么新思路来，倒是丁保国有了一个感悟。他说，咱从源头上来看这个问题，祁宽寒挑水是为什么？无非一是吃，二是用。靠着烈士祠门前那口水井吃用的居民住户想来是有个数额的，10家？20家？30家？说个大数是100家吧？我们一家家跑上门去走访一下如何？这总能找到那个挑水的主儿了吧？
一番话说得众人一齐喝彩，都说这虽然是一个笨办法，但是肯定管用。这时，向丁保国下达侦查任务时也在场的一位姓宁的领导，正好带着两个记者来“雷公堂”采访。丁保国便上去把他扯到一旁悄悄说了这个主意，问这样做是否合适？宁领导听了大笑，说看来局党委没有点错将，小丁同志你还是行的。又放低了声音关照道：得穿着便衣去，请居委会人员陪同，就说是市里下来调查饮水质量的，免得打草惊蛇。丁保国大喜，连连点头说照办照办，完全照办！
用这个笨办法一查，果然找到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