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80年代初，“朦胧诗”一度遭遇猛烈的批评，被称为“社会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星星”扭曲、变形的画作，被视为“老百姓看不懂的玩意儿”。对此，一个颇具社会声望的学者，却大力称赞《今天》是“文学的飞燕”，同时在《文艺报》上发表《画廊美谈》，表达了对前卫艺术的辩护。
 
这个名叫李泽厚的学者，要是看了《盗马贼》，不知会说些什么。
 
时间再一次回到1979年。那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随后，美学冲破十年禁区，引起广泛讨论。同年，49岁的李泽厚，花几个月写出一本书稿。此稿先在上海《美学》上发表前三期。1981年，正式出版。
 
这本书，就是《美的历程》。
 
80年代初，这本隽永、生动的美学书，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保守卖出几百万册。它的横空出世，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热，更起到“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夜之间，人们都关注起与“美”有关的话题，每个人都试图砸碎禁欲时代里的沉重枷锁。
 
人们纷纷开始思考：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生活？”
 
随后，李泽厚成了家喻户晓的学者。无论他去哪儿演讲，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无数学子削尖脑袋要考他的研究生。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一度把李泽厚捧上神坛。北大各专业选修课中，美学总是名列前茅。《历程》突破以往说教的写作手法，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在武大中文系教书的易中天。

「1984年版本的《美的历程》」

 
“美学热”之后，紧跟着是“文化热”。
 
当时，李泽厚不但为《今天》和“星星”正名，还在80年代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还曾和他讨论过。这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最为一代学人熟知的，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当年这套书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场上卖的。
 
1982年，湖南出版社找到学者金观涛，希望出一套提高年轻人学识、修养的丛书。此前，湖南出过一套《走向世界》，都是国外见闻。金觉得没啥意思，希望传播深度，便找到四川出版社，决定做一套人文社科丛书。
 
由于是编外人员参与编撰，这成了78年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一通奔走后，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钱三强等名家成为顾问。随后四处招编委，只要中青年，50岁以上免谈。为此，挨个单位去找人。邀请人也没工钱，自己坐公车，带上馒头，一谈谈几个小时，连口水都喝不上。
 
最后谈下来的编委，一人每月补贴，也就20块钱。那批编委里，有日后许多大名鼎鼎的学界达人，比如茅于轼、张五常、周其仁、李银河…
 
不但没酬劳，甚至有一个编委，还赞助了5000块钱。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岐山。
 
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来》以每年一批的频率，出了5批74种，销量总计1800万册，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学科最前沿的新知。
 
它和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了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前后，无数的老师、工人、回城知青拿着介绍信，跑去社科院门口堵编委丁学良，向他请教各种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大问题。
 
头一年，丁学良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出国留学。编委包遵信把他拉到路边小馆子里，叫了一盘长毛的猪头肉和一碟花生米、一瓶 56°的二锅头，叮嘱丁学良，这次出去，有个重要任务：
 
“一定记得要把好书介绍回来。”
 
在《走向未来》的影响下，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日后写《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刘擎、翻译了《数字化生存》的胡泳和《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还有个叫钱钢的，写出了引爆市场的《唐山大地震》。
 
那时，钱钢在军艺文学系上课，班上一共35个人。他有个同学，叫莫言。
 
当“美学热”“文化热”相继在社会上掀起高潮时，借着这两股热的东风，以莫言为首的一帮文学青年，也迎来了所谓的“历史机会”。
 
拿郭宝昌看田壮壮《红象》时说的话：
 
“我操，中国要出大师了！”
 
09.
 
1983年7月1日，《人民文学》换了新主编，王蒙。上任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就职宣言，《不仅仅为了文学》。文中写道：
 
“通过篇篇作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欢乐和憧憬，看到我们的民族的艰难而又伟大的振兴，看到我们大家的生活，波澜壮阔，多彩多姿，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生活。”
 
随后，《人民文学》编委大换血，冰心、孙犁、魏巍等老一批人，被换成了茹志鹃、徐怀中、谌容等新人。
 
其中还有日后三联的主编，朱伟。
 
1985年前后，第五代登上舞台，“85美术新潮”掀起艺术革命，年轻人尝试各种新的创作观念。就在那年，王蒙刊发了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

「来，点击放大，感受一下当年的编选目录」
 
刘索拉和谭盾、苏聪，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部小说，是仿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手法，记录学院生活，反应了一代青年的迷茫和骚动，充满先锋性。一经刊发，立即引起文坛震动。
 
随后，《人民文学》继续推出新人。阿城的《棋王》刚在上海发表，杂志就发了他的《孩子王》；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一出来，朱伟就从他手上抢走《爆炸》。本来小说无处发表的马原被挖掘后，顿时成为文坛最热的人物，《人民文学》赶紧召开座谈会，发了《喜马拉雅古歌》。
 
这拨小说里，一上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你别无选择》一个是《棋王》。其实这两部小说都是聊天聊出来的。后者是吃涮羊肉，阿城给在座的讲了一个故事，前者是刘索拉讲她的学校生活。大家听完，鼓励他俩写出来。
 
这两次聚会，都是在李陀家。
 
早年，李陀也写小说，中途给老婆张暖忻写剧本。1979年，两人写了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出“变革电影语言”，直接影响第五代的创作。有两年，李陀都快离开文学，跑去跟吴天明、郭宝昌称兄道弟了。
 
直到1985年，李陀又回归文学圈。他虽然不写，却是圈中核心。任何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要先去敲他的门。李陀家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学沙龙，整天一帮人嗨聊。他因此被尊称为“陀爷”。

「年轻时的钟阿城（右）」
 
1986年，李陀出任《北京文学》的主编。是他接过了王蒙手上的火把，继莫言、马原之后，推出又一波新人。是他把余华《十八岁出远门》放在头条，又在1987年推出苏童的《桑园留念》，并刊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
 
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一大帮新人，奠定了自己在80年代最初的文坛地位。
 
1983到1988年间，一批又一批青年抓住了表达风口。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带动《西湖》杂志的杭州会议成为“寻根文学”的起点。不久，莫言的高密传奇、张承志北方的河，也加入进来。寻根还没完，刘索拉的新潮，余华、苏童、马原的先锋，又抓过接力棒。
 
那时候，整个文学圈，相当亲密无间。
 
朱伟和李陀、张承志住的很近，经常散步聊天，聊到不肯回家。有年夏天，聊到大半夜，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聊到肚子咕咕响，干脆买了几个西瓜充饥。聊痛快了，等到分手的时候，天都亮了。还有一次，张承志半夜狂敲李陀家门，当时他正在写《金牧场》，憋了20天，找不到一个叙述语言，突然想到《马丁·伊登》可以参考，但这本书只有李陀有。
 
那时候，即便争论，大家也不伤和气。
 
李陀和陈建功、郑万隆开会时，李、陈曾毫不避讳地指出郑小说写得不行，把他批得一无是处。郑憋着一口气，很快写出《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成了寻根文学的领军人。马原第一次见李陀，张口就说霍桑最伟大，李陀不同意，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完没结论，李陀先请马原吃了顿饭。

「82年《中国青年》笔会，前排左三是朱伟」
 
据朱伟回忆，那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可以转遍北京所有重要作家的家。
 
他在《中国青年》做编辑时，在笔会上认识了陈村；读完《午餐半小时》，当即骑车去雍和宫找了史铁生，把《足球》拿给《人民文学》；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从王安忆那里拿到《小鲍庄》；最出色的战绩，是在魏公村里，抢到了莫言还没写完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
 
后来，《红》被人推荐给张艺谋，朱伟也是初稿编剧。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盘腿坐着，眉飞色舞，还记得自己给二稿编剧陈剑雨送稿那天，白天下了雪，夜里路上都是冰。一路上，他的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歪歪斜斜…

「鲜肉时代的莫言」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侃侃而谈的马原，抱怨没被文坛正视，说自己要搞个“喜马拉雅奖”，还记得余华到北京后，经常去他家看电影，看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费里尼的《八部半》。有一次，余华看完伯格曼的《野草莓》，大受震撼，心情无法平静，选择走回家去。
 
后来，他把自己对伯格曼《呼喊与细语》的热爱，运用在了小说里。
 
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
 
后来，朱伟想起这些事，不禁写道：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10.
 
当然，在那个年月里，并不是所有文学青年，都跑去写小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被《今天》感染的査海生刚毕业，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在学生的要求下，每次下课前，他都要朗诵一首诗。
 
“85美术新潮”和“85先锋文学”交相辉映那年，对诗歌狂热却一直寂寂无名的他，终于在《草原》上发表了《亚洲铜》。署名“海子”。
 
次年，《草原》创立诗歌专刊，创刊号发了他的诗剧《遗址》，使海子信心倍增。
 
那之前，他被诗坛忽视太久了。


「海子，査海生」
 
80年代轰然而至后，读过北岛、芒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有了写诗的冲动。这种感性、短小、方便流传的文体，迅速掀起一波热潮。这才有了前文说的88个诗歌流派。那时，欧阳江河会在烟盒上写诗，张枣喜欢把诗到处给人看，马松告诉女老师“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不叫诗，诗歌是：
 
“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
 
15岁考上北大的海子，也成了潮流中的一员。北大十个学生，有九个自称诗人，几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诗刊。海子开始写诗后，同宿舍那位就此搁笔，把他介绍给骆一禾。不久，海子又在北大团委宿舍见到西川。三人成为挚友，形成一个小圈子。日后被人们称为“北大三剑客”。
 
在北大，海子埋头写诗，却很少朗读。他和西川、骆一禾积极参加诗歌运动。毕业后，被分配到昌平教书。彼时，昌平尚未开发，只是荒地一片。这里承载不了海子在创作上的野心。但这里的酒馆，允许海子赊账，空旷的街道，足够他在失恋后狂奔。那期间，他在法大做校刊编辑，由他扶持的许多诗社成员，经常在《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他自己的诗，却无人问津。
 
1986年，深圳诗歌大展，西川去了，海子却未能出席。
 
非但如此，海子的长诗，还遭到了前辈朦胧诗人多多的猛烈批评。
 
对此，海子只能苦闷地喝酒。
 
以及一次次遥远地出游。
 
80年代，各地诗人串联是常有的事。一个诗人无论去哪儿，都会被当地的诗人圈子欢迎。在北大，西川接待过无数外地诗人。大家从北大游荡到清华，一路招呼清华诗人去别的学校，聊着诗歌，彻夜无眠。海子先后去过两次四川、西藏。在四川，他收获过友情。在西藏，他留下过恋爱的踪迹。
 
1988年，路经青海湖一个荒凉之地，他想起拉萨的一位笔友，不禁写道：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一个叫德令哈的地方，从此被后世熟知。

「出游途中的海子」
 
那些日子，海子的酒瘾越来越大，可以喝掉一整瓶50度的白酒。每当喝醉，就会说起自己的不如意。在好多诗歌聚会场合，只有《十月》的编辑骆一禾跟他说话。1986年，骆一禾创办栏目《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万夏、邹静之等诗人。别人批评海子的诗时，他一直为好友站台。海子生前只拿过三个文学奖，其中一个，便是《十月》发的。
 
1989年3月26日，距离北岛们在黄锐家提出创办《今天》11年后，西川的母亲上早班路上，看到海子朝火车站方向疾走。
 
这天，刚满25岁的海子带着4本书，跑去山海关卧轨自杀。
 
在遗书里，海子写道：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另外，他留话给骆一禾，昌平的木箱里有一些诗作，希望帮助整理。随后，骆一禾和西川整理了他的诗作。骆一禾四处奔走，在各大高校间发表与海子有关的演讲，向诗坛力荐海子。当初那些并不待见海子的刊物，突然纷纷发文悼念。有人甚至提出，将海子死去那天，定为“中国诗歌节”。


「海子死前的诗」
 
1989年，一个诗人出版诗集，已非易事。春风文艺出版社本来有一个给骆一禾出诗集的机会，骆一禾整理完海子的诗，对妻子说：
 
“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书号给海子吧。”
 
岂料5月13日，骆一禾因颅内大出血倒下，手术后持续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那一年，北岛远走，顾城离乡。
 
紧接着，14名诗人相继去世。
 
轰轰烈烈的80年代，就这样落下帷幕。
 
此后，历史对芒克在1980年喝醉后的那个问题，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诗歌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11.
 
90年代的空气，变得不一样了。
 
但在彻底变化之前，还有故事在继续。
 
1990年，借着“亚运会”东风，以为其筹款为名，崔健搞了一场全国巡演。几乎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股高潮，把同时演出的流行歌手摁在地上摩擦。从1月的北京工体，到4月的四川省体，场场爆满。
 
搭上亚运会演出，最早是崔父的主意。崔父有这底气，是因为198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头条刊文。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范荣康，决定为摇滚和崔健正名。文章一出，引起轰动。崔父打电话，哽咽着道谢。随后，报社搞评选，请崔健压轴演出。一大帮领导在下面，听他唱完《一块红布》。

「崔健演唱《一块红布》」
 
年底，新华社刊文《“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崔健拿了优秀歌手。
 
因此，人们和崔父一样，一度以为崔健要进入主流。但那场全国巡演，实在太过火爆，每到一处，青年们就站在椅子上挥舞双臂，吓得保安不敢上前。在很多现场录像里，到场观看的官员脸上都是震惊和尴尬。
 
4月回京后，崔健的演出被叫停。江湖上一度传出他被封杀。其实并无具体文件下来，只是他的演出去报批，死活通不过。
 
就在这一年，赴美留学的陈凯歌，回到了中国，去西安筹备改编自史铁生小说的《边走边唱》。他看过一篇叫《说说周晓文》的文章，很喜欢，就去拜访了一下文章的作者芦苇，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一把。
 
那时，芦苇的编制虽然还是美工，但已经替周晓文写出了好几部佳作。看《黄土地》之前，他就常抱着《世界电影》月刊和黑泽明的电影研究，甚至跑去北京买黑市票，就为看外国电影，学习编剧技巧。有些电影，一看就是五六遍。彼时，西影厂的吴天明任人唯贤，让他帮周晓文写了《最后的疯狂》，全国大卖，芦苇趁热打铁，又弄出一部《疯狂的代价》，奠定江湖地位。
 
能跟陈凯歌合作，他当然高兴。这还没完。1989年，张艺谋见芦苇在拍一部皮影艺人的纪录片，约他写反应皮影戏艺人生活的《桃花满天红》。剧本写出来，没拍成。3年后，他又找芦苇写另一部电影，加入皮影戏。
 
前后这两次碰面，就有了90年代的《霸王别姬》跟《活着》。

「陈凯歌拍《边走边唱》」
 
而就在陈凯歌拍《边走边唱》时，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云状的死神来找他了。梦醒后，田壮壮突然觉得：
 
“不能再拍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
 
因为《盗马贼》的挫折，1987年后，田壮壮一直跟电影赌气。他连着拍了《鼓书艺人》《特别手术室》和《摇滚青年》，完全走观众趣味。卖得虽然还行，他却根本没上心。拍《大太监李莲英》时，刘晓庆和姜文在前面演戏，他坐在一旁打麻将。李少红特别生气，说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
 
梦见死神这年，他正好40岁。
 
田壮壮开始拍摄《蓝风筝》。
 
电影拍完，突然一天夜里，都很晚了，张艺谋打电话给郭宝昌说我想来看看您。郭爷说这都11点了啊，张艺谋说没事，我就想聊聊。挂了电话后，张艺谋不顾夜色渐浓跑到郭宝昌家中，还没坐下就说：
 
“《蓝风筝》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993年，《霸王》《活着》《风筝》一炮三响，把第五代推向一个高峰。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电影关机宴上，大家举杯发言时，坐在郭宝昌身边的田壮壮突然嚎啕大哭。郭爷连忙问怎么了，田壮壮伤心地说：
 
“我一哥们儿把我卖了，他到局里告我的状，说这是一个反动的片子。”

「田壮壮和《蓝》的女主吕丽萍」
 
那年，《蓝》去东京电影节参展。恰好张元违规送出《北京杂种》，引起中方集体退出。可最后，电影节给《蓝》一个最佳电影奖。回来后，电影局一纸禁令，把田壮壮列入禁拍名单，吊销了他的导演资格。
 
江湖上疯传的是禁拍10年。其实第二年，处分就撤销了。
 
但田壮壮还是受到影响。
 
从此以后，当初第五代里最野的他，再也没能赶上陈、张二人的脚步。
 
12.
 
没能赶上脚步，是因为没迎合：“潮水”。
 
1989年，海子自杀，骆一禾离世。诗歌的年代就此落幕，80年代的文艺笙歌，也逐一走下楼台，从耀眼绚烂的烟花，变成日渐凋零的灰烬。
 
骆一禾死时，殡仪馆画了一个很丑的妆。此后，诗人们纷纷被潮水冲走，要么拥抱，要么妥协，要么困窘。欧阳江河整整3年没再写诗，后来成为音乐中介，帮人做策划、拉演出。他喜欢玩儿音箱，一对就是几百万。
 
一度流浪的芒克，生了孩子，卖画为生，过上稳定生活。北岛搬了十几次家，带着女儿四处漂泊，靠着诗和酒，熬过漆黑的夜晚。为了生活，他曾给BMW汽车写过颂词，被逼无奈写散文，靠教书、朗诵，补贴家用。
 
1990年，写出《相信未来》的食指，住进了福利院。几年后，顾城在国外挥刀杀妻，自缢身亡。又过了十年，当初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
 
此前，他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当各种工人，连一份正规的医保都没有。

「曾经的诗歌节一去不返」
 
而如诗人们一样，在新时代的潮水中，其他艺术家，也各自做出选择。
 
《霸王别姬》拍完后，芦苇对陈凯歌说，应该找个机会聊一聊，复盘一下我们的得失。陈凯歌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但20多年过去，两人再也没能坐下来讨论。此后，他和张艺谋紧跟潮流，开始商业化探索。芦苇看完《英雄》，觉得价值观混乱，败坏艺术风气。《满城尽带黄金甲》曾邀他开剧本研讨会，讨论了七八天，芦苇说剧本太烂。
 
张艺谋不以为然道：
 
“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一个周杰伦，一个我张艺谋，组合起来，就是两亿票房。你信还是不信？”
 
芦苇这才意识到，此公已今非昔比：
 
“不是导演而是制片商的心境了。”
 
眼看昔日伙伴的改变，芦苇感叹道：
 
“苦难中积发出来的力量，都在财富的积叠中雨打风吹，云消雾散了。”
 
而老谋子被问及这么多年再没去过戛纳时，只能跟媒体朋友打哈哈：
 
“在时代面前，个人力量都是渺小的。”
 
芦苇每年都会写一个剧本。其中大多数，都无人投拍。他手上有个剧本，叫《岁月如织》，是《白鹿原》的姊妹篇，书写中国农民百年历史。但随着西影厂吴天明的去世，拍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数十年来，芦苇不愿为潮流所动，去写那些不感兴趣的故事，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作品。
 
田壮壮也没变。
 
1994年，韩三平本来给他机会，拍一部拥抱潮流的电影，他拒绝了。此后近十年，他什么也没拍，跑去扶持“第六代”，相继监制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再后来，他拍《吴清源》《小城之春》等等，依然是文艺片，依然不肯迎合时代和大众的趣味。
 
他没多少钱，拿的是北电老师的薪水。愿意给他投资的人，自然也不多。
 
某年，有一篇文章管田壮壮叫“第五代最后的艺术底线”，说他是孤独的理想坚守者。田壮壮听了，觉得挺受用，但呼吁大家：
 
“别给我扣这么高的帽子。”

「《霸王别姬》时期的芦苇和陈凯歌」
 
90年代来临后，整个文艺、文化、学术界，都要面临类似的选择。文艺潮之后，是更为轰轰烈烈、难以旁观的经济潮。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被浪潮吞噬殆尽。在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被推崇出来后，商人、明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而那些80年代风口浪尖的人物，有人“与时俱进”，有人“故步自封”，有人“腐化堕落”，有人“甘于寂寞”。
 
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光彩不再…
 
2005年，崔健时隔多年，终于在北京获得了公演机会。但那一年，最受时代关注的青年，是一个叫李宇春的全民偶像。
 
崔健写了很多新歌，但每次开演唱会，新歌都搅动不起气氛，也再难流传开来。只有《一无所有》能唤起现场的反应。但那些听歌的人，并不是被歌曲的内涵所感动，他们只是追忆自己早已消逝的激情。
 
崔健试图在新时代里发声。但他的《蓝色骨头》，赔了很多钱，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再跟投资人联系。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倾注了他许多心血，剧本改了一年，前后剪辑5版。2000万投资，只收400多万票房。

「老去的崔健、北岛与芒克」
 
他还把《超越那一天》录制成音乐会电影，烧了700万才做成。溜了一大圈，全国没几家院线愿意放映。昔日粉丝李国庆和黄健翔，在微博上反复为他呐喊，也没啥卵用。投资人也是他粉丝，为这件事四处奔波时，找到当年崔健的铁粉，如今一位上市公司董事。对方听完，直接来了一句：
 
“这事儿跟我有毛线关系？”
 
旧日星光，早被潮水冲刷掉了颜色。
 
一个崭新的年代，开始制造新的神话：
 
跑车、偶像、流量、巨富、上市、财务自由…
 
而80年代那些人，都化作了上古传说。
 
13.
 
潮水改变的，不止是人心和选择，还有80年代火热的气氛。
 
回望那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璀璨的文艺，陈平原总结说：
 
“因为那时，文学、学术、艺术等等，是一个整体，寻根文学、第五代、美学文化热，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有着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那时，客厅文化盛行。第五代导演，经常在郭宝昌家聚会；北岛、芒克会为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为一本书跑遍北京；朱伟、李陀、何志云住在一条路上，聊文学聊到天亮，即便当面批评，也不会有人生气；栗宪庭常骑车到阿城、黄锐、王克平家晃悠，有什么新艺术出来，大家就争相介绍。
 
不光圈子内部聊，圈子之间，来往也很频繁。《走向丛书》编委演讲，韩少功和一大帮作家去听。阿城参加“星星画展”，也认识“四月影会”的人，他在《今天》上写评论，还把《江水号子》拿给崔健写成摇滚。北大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芒克们去参加时，崔健也去搞气氛演唱。
 
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学术和前卫艺术之间，互相启发，彼此进步。


「与郭宝昌聚会的第五代」
 
然而，90年代以后，李陀面对作家朋友们的作品，再也不敢当面指责什么，再也不敢说什么难听的话。朱伟去南京和编辑、作家们聊天，很少再有人主动聊什么文艺思潮、文学技巧，大家聊的都是：
 
房子、车子和股票。
 
芦苇也感受到了身份的改变。以前，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艺术伙伴，但现在，很多艺术家成为了占股的老板，用的是商业思维。
 
而他只是个剧本没人投钱的穷编剧：
 
“大家已经很难平等地对话了。”
 
1992年，许多诗人像80年代拥抱诗歌一样，飞快地坐车南下。曾有记者送别家乡的一位诗人，目送他在时代潮水的车流中离开。不久，二人再次相遇，对方成为一家药品总代理，炫耀着手中几张一万元的个人存单。
 
多年后，《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唐若昕，成为高官，后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获刑14年，另一位编委尹蓝天，成为了中农信副总裁，后因涉案，被判16年。
 
多年后，有的导演，屈服于商业规则，启用流量明星，拍大烂片；有的导演，为了维护人情关系，跟抄袭作者坐在一起，录制综艺节目。
 
曾经充满了反叛、反思和理想情怀的他们，似乎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仿佛王小波在1996年年初写的：
 
“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陕西作家群，在公元1980」
 
曾经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些畅聊的日夜，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中。但那些诗歌、摇滚、小说、书籍、电影、绘画、讨论、争鸣、呐喊，切切实实地激励过、启迪过一代人的心灵，让他们找到人生的光亮。
 
它们消逝于昨日，消逝在山脊的背后，消失在潮水的舌苔下，消逝在乌云的金边之中。没人知道它们何时会再来，但每个被照亮的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仍旧会感怀那些火光的颜色，感怀它们带来的悸动和力量。
 
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的耀眼，以至于站在今天，回头看去，那仿佛是一场遥远的、虚构的梦。和今天坚实、物质、欲望的一切相比，它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就像那些油印的刊物，注定会化作片片枯叶、粉脆琉璃。
 
它来过了，又仿佛未曾来过。
 
它说要走，也没人能将它挽留。
 
而时间，仍旧轰轰烈烈地前进。人们只能在车站等待，等待被下一个今天淹没。
 
就像在汹涌的潮水中，他们不得不收拾好岁月的行李，与上一个“今天”告别。
 
「全文完，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