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森：亦谈八九民运之发微 及其政治文化冲突之本质 ──评王鹏令的《八九民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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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传媒》3月 3, 2024
以琳嘉文精选
作者：黄永森　  原载《民主論譠》1999.9.21    旧文新帖

1989年6月的民主运动（BBC）
【王鹏令发表在《民主论坛》（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二十五　日）上的《八九民运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堪称奇文。文中，作者根据他对所谓八九民运的“源头”──方励之先生《致邓小平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的最新“发现”，展开“考证”与批判，引申出所谓“西化派”的困境及与改革派知识份子的“分野说”，并对所谓“方励之－魏京生现象”及其“毛式斗争哲学──革命文化的政治本质与文化性格”加以指控与鞭挞。对此，笔者就自己所知　所思作点见证，以就教关心此事的同仁。】　　　　　　　　
 
中国89民运引起各阶层的广泛声援与参与，产生强烈的震撼作用，并以其悲壮的结局惊颤世界，从而促动加速了苏东巨变，为人类走出冷战、终结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它的真实源头、直接的动因和情势背景来说，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方励之的《公开信》实为八九民运之开山炮，而直接动因，则非胡耀邦猝世事件的激发，不可能那样迅发和猛烈；倘若中共当局对学生民众和平理性的诉求与抗争能报以合理的回应、妥善的处置（如赵紫阳等开明派的意见），那么就不可能如此强烈地刺痛民心、激怒群情，而有可能避免最终的悲剧。对此无论善良幼稚的学生有多少过失和责任，顽固派政府实难辞其咎。王鹏令回避这一中共文化的本质，意欲归罪归责于方励之的《公开信》的挑衅，和不能为顽固派认同的“政治话语”的西化“破烂儿”（王所假设的邓的看法）的缘故等，实与常识不符，也有悖于当时历史真实情境，更给人以离奇的感觉。
人们记得，当时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着：经济改革攻关未果、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险恶情态，卒有86～87年间发源于合肥、波及全国20多大、中城市的学运【注一】，及当时大陆民众普遍的反腐败怒潮和对政治改革的期盼。但结果胡耀邦下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顽固派发动了所谓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注二】，清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郭罗基等四人党籍，并罢黜了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朱厚泽【注三】等一批改革派精英。中国大地出现了一股反改革的逆流。对此，论者之议杂陈，但公道自在民心。论史者，不应忽视这一前因，及其对后发的89民运的深刻影响！
当时，中共顽固派借机出击，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遭到清算，其酝酿已久、反覆较量的真实情态和社愿民心的潜流，才可谓是89民运的最真实、最切恰的“源头”！对此如邓小平所言：89民运“这场风波迟早会来！”【注二】也是一个鲜明的、突显中共顽固派政治心理情结的最好的注脚。由此，后来赵紫阳等一大批开明派遭到更彻底整肃，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可见，中共顽固派早已心有预知、深有谋划，不但从反面推波助澜，在89民运中顽固坚持，毫不退让妥协的专制政治文化性格，才是悲剧的最终致因所在！
面对中国改革运动这样一场深刻的当代政治斗争的大较量，那些不谙真谛、却故作惊人的发现论者，视“潜流暗涌之势态”于不见，却要在表面文章中考证出所谓政治文化诸多差异，并妄论“政治本质”之新发现，委实给人十分荒谬之感！
王鹏令指称：方励之“也远不像改革派知识份子对‘改革’那么热心”，因为在方励之的心目中，“改革”似乎不足道！在300字的《公开信》中竟然“对改革只字未提！”。事实上，方励之呼吁中共当局，本着人道与现代自由、人权精神，对主张政治改革的魏京生等因言论获罪的良心犯实施大赦，以为启动政治改革之契机、改善政治文化之氛围，获至了普遍认同与支持，追随者如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王鹏令又指称：“方先生无论在政治和文化上……并无任何真正切实可行的见解和主张，更不用说成体系、具规模的思想理论了”。这真可谓，责人不如责己。试问，王鹏令及所谓“改革派知识份子”职业理论家们是否早已有了：关于中国的出路和未来的前途的、切实可行的思想体系与理论主张呢？若没有，那么何以指责、苛求如方励之那样一位身为天体物理学家的、对中共极权专制秉持异议的科学文化人呢？相较王鹏令，方励之谙政治，而非职业政治家；呼变革，实践家而非职业理论家的政治性格与文化特色，其追随者众，声望高，实也当之无愧吧！
让我们再回到“89民运源头”的议题上来。如果对当时中国大陆改革情势多少有些了解的话，公平而论，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开明派改革追随者，虽因他的被罢黜，随他进退者，一如赵紫阳等继续坚持者，在大陆是得民心和深具民众认同基础的。而胡耀邦之死，久蓄民心的愤怒、怨气、不平等等，一时倾泻，而以李鹏为代表的顽固派所胁导出的邓旨意的“所谓‘4．26’动乱定性的社论”，以及其后强硬的坚持态度，所突显的顽固立场，才是89民运最本质的导因所在。依当代政治学原理论之，大权在握的政府，无论如何自当承担事件的重责。
若不鞭辟入里，仅仅以所谓文化话语、政治人物的文章性格论之，何以能拨云见性，既能看到久蓄民心的不平之气终将爆发的必然性，又能看到中共顽固派久习成性、无时不欲置改革者于绝境的政治本质呢？【注四】这就是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和中共延续的极权统治下的政治斗争的常态与险恶性所在！其毒尤甚者，则恰恰在于这种政治文化统治对人心压抑、人性扭曲的社会毒化。也是真正的中国变革家们倡尊政治变革、追求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要义与真谛所在！
单就统治者言，一如邓小平本人等，如果不能改变“生则任其挥屠刀，死且心悸忧灰骨”【注五】的屠夫赌徒式的幽暗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氛围，对其不加以政治制度上的规约与限制，即实现政治现代化，那么中国政治之惨烈与恶斗、社会之残暴循环将无穷期。一如当前两岸敌视对峙升级、大陆当局残暴镇压和平组建反对党运动及异议人士、和对广大法轮功信众与习练者非法取缔等等，无一不秉持了中共专制统治的一贯政治逻辑。人们无由幻想与此寻得所谓“政治和文化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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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参阅陈破空：《八六学潮回顾》，《北京之春》，1999年1月。
二、参阅《邓小平文选》。
三、朱厚泽：《超越姓社还是姓资》，文刊大陆1986年《文摘报》，原发表在《深圳青年报》上。
四、陈一咨：《〈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表前后》，《中国之春》，1999年6月。
五、对中国政治家的这一现象的反思，可见传统专制政治的残酷性、诡谲性。若推而论之，似可见其生前政治心态之怪异。
 
“西化”与“改革”：格格不入？还是“貌离而神合”？──评王鹏令“西化派的困境及其与改革派知识份子的分野”说

黄永森
199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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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令的“西化派”，说白了，就是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派”。他的“分野说”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政治逻辑思维基础上：即中国大陆的改革是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运动，是在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大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承认这一大前提的皆属改革派知识份子。一般而言，他们包括体制内改革派或改革的温和派。相反，凡体制外的力主全面变革的的社会精英，或与邓路线与方略相冲突的改革思维与主张者，无论“自由化”或“全盘西化”论者，皆统统被划归西化派及其“弟子”之列，而为王鹏令所大加鞭笞：什么“在80年代，中国的西化派知识份子为什么从历史、传统到现实的政治主张，均与改革派有点格格不入，似乎与后者很难找到多少共同之点”。前者的“全盘西化无疑意味着对中国大陆现有制度、体制和文化之全面彻底的否定。因此，它不仅仅与现政权处于完全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与改革往往也是很难协调的”。
由此可见，什么“全面彻底否定现有制度”，与“现政权处于完全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王鹏令已将其“分野说”定义扩延为敌对关系：格格不入而毫无共同之处。
89民运及其后对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清算，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及自86年以后改革派发生分化、各种势力互相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深谙其变化的邓小平之所以会说“这场风波迟早会来”，而不惜最后痛断改革10年的左右手（胡与赵及其改革派），一方面是有其深层政治心理与权利意志秉持的；另一方面，也是复杂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情势诡谲、分合异变、“权用为先”（传统专制政治逻辑和邓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混杂）所致。所以“分野说”既不能在理论上对“西化与改革”作出精确的界定和划分，更未能对现实政治斗争中，原本交相变化、派别分合的情形作出合理的区隔与辨识！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所谓的西化派的观点和主张，与中共党内的真正开明改革派（如胡、赵及其追随者）的改革意向与主张，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举例说，我于87年，曾在一次学术会议后，与原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朱厚泽（当时已随胡耀邦同被罢黜）作过长时间的讨论【注一】，对他勇于在中共报刊上提出“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的鲜明主张的真实意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两点至今记忆犹新。
其一，出乎意料，朱厚泽也是用“全盘西化”这一词，来说明当时党内改革派主张政治体制变革的意义的。因他亲身感受了“老佛爷”垂帘听政式的中国专制政治对变革的滞碍。朱厚泽用了形像化的比喻：变革如同要进口一部汽车（或高精密度的机器），你不能舍其关键重要的部件、体系的完整内容与系统性，而只是进口零部件，那是够不成先进系统的。政治体制是国家社会的控制中枢，是现代国家体系的关键部位。你绝不可能以中国古代式的马车辐轭来匹配现代动力系统（无论形式或内容）。所以，现代国家制度的文明体系也同现代高精密系统一样，具有它的系统性、整体全面性，需要相互配套的“全盘化”的变革（借鉴）！
虽然，实践中变革的途径和方式各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是以创构符合现代标准的系统为目标，不可能超越这种“现代性”。就制度文明言：如公开性、制衡性、法制化、程序化等等，必需获得绝对的保障。尤其在资讯化发达的当代，这种“全盘化”的主张意味着对现代制度文明体系的完整性、系统关联性的认知与创构，并强调其最基本的“制度原则精神”奠立与贯彻的重要。
其二，朱厚泽在论到当时我们筹组全国私人企业家协会、遇到重重困难的情形时说：为什么要层层审批？现代政治制度原则精神之一，就是在于它的由下而上性。要结社自由，就是要突破“审批”的旧传统观念，由下而上化！公民实施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各级政府只有依法律规定，执行“簿记员”的职责与监察权。例如核实和给于登记而非“审批”！而现代法律规范必须具有详实和精确的规范内容，以便于准确地解释与执行，等等。由此可见，中共党内开明改革派，对现代中国变革及“全盘西化”主张的真谛与精义，在当时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似乎已形成一种共识与默契，差异仅在于所论及内容、层次与范围的不同而已。所以，“全盘西化”并非只是方励之如是说！
正如王鹏令《研究》中指出的，对《公开信》不独是《签名信》的33位学者支持，也为大多数改革派知识份子所认同、相呼应！不同的是，王鹏令却试图藉两封信之间的“稍微差异”借题发挥，把它指斥为“政治本质与文化性格”上的根本差异！
至于王鹏令提出的“西化派的困境”说，我以为，若能对什么是“西化”有一种精确定义与描述，就能发现其真实的语境与涵义何在。虽然在中国指陈和批判“西化”，算是一种“时髦”，甚至连小孩都会，但若有人问什么是西化？中国近现代现代化发展与西化有什么不同？日本“全盘西化”与日本民族文化振兴、国家富强有什么关联？【注二】等等，则能言其详者寥寥。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马列化算是一个最不成功的西化范例。而从政治观念主张看，孙中山宪政民主的理论与制度创设，可以被视为至今仍具意义的政治上西化的成功范型。虽然它在实践中仍然被修正、补充和发展。所以，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即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西化理论冲突中发展。而“西化”概念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种广泛借鉴西方近、现代之长，而图中国迅速发展富强、长治久安之道。或者也可以说是全面现代化的同义语。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演变的过程，虽有逆境也有希望，关键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调适。那么，何为“西化派的困境”呢？其实真正的困境在于中共马列意识形态与中国国家社会现实发展趋势的深刻冲突。
至于王文提到的“西化”的理论与思想体系的问题，何不作一传承与借鉴的思维呢？近则孙中山观念与台湾经验的借鉴传承，远则整个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经验”与长期历史实践中成功的科学合理的范例：制度理念与原则精神等等。正如朱镕基“新政”改革方案【注三】中，不是仍在大量借鉴吗？所以，所谓“全盘西化”也不过是全方位变革、全面现代化的同义语【注四】而已。方励之和朱厚泽一样，是在86年前后、中国大陆变革的特殊情态中提出的，他的主张具有确定的意涵和语境，是可以为广大有识之士理解和认同的。一如始自洋务运动的“体用之辩”，30年代胡适倡导的现代自由人文社会精神的“全盘西化”等等，皆意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说“西化”与“变革”皆在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全面发展、整体化约，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只会发生“主体的变异”如国家社会的改观，而不可能导致“主体的化失”，其民族文化与传统（正如日本一样）只会经过冶炼而浴火重生。与其说“西化”与“变革”的分野，倒不如说，两者殊途而同归、貌离而神合！
 
【附注】
一、朱厚泽：《超越姓社还是姓资》，文刊大陆1986年《文摘报》，原发表在《深圳青年报》上。
二、沈清松教授在论述日本文化学术创新发展的启示时，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为什么现代日本能够发展创新“日本儒学”、神道和武士道精神，并与西方文化综合为新日本民族文化精神，而台湾比较而言则未能？详见他的《海洋文明与亚太文化的未来》，《哲学杂志》第23期，1998年。
三、如朱镕基“新政”的金融体制改革，施行银行跨省区设行，仿照美国联邦银行跨州大区体制；而政府行政改革，采“大经委，小计委”模式，并试图创设“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实也参照日本“大通产省”体制构设。
四、方励之：《危机感下的责任．谈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实行全方位改革，第128页；《民主、改革、现代化》（1986年11月18日），全方位的现代化，第196页；“所谓全盘西化的含义……就是全盘地、全方位的开放。”

现代政治斗争理论与毛式“斗争哲学—革命文化”的区别
──评王鹏令对“方励之—魏京生现象”的批判（上）（下）
 
现代政治斗争理论与毛式“斗争哲学—革命文化”的区别──评王鹏令对“方励之—魏京生现象”的批判（上）

黄永森
1999.9.23
 
从对王鹏令所谓“分野说”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热衷于”大谈中国变革运动中，力主变革的各种派别的分歧、及在变革路径、取向上的差异的同时，并不应该忽视民运整体的内在同一性，更不能不顾及中国改革派与中共顽固派之间的尖锐对立与根本差异。相反地，却应该更多地藉强调内在一致性，从而在超越现实内部派别的权益争夺、运作冲突现象的基础上，来探寻如何“异中求同”，并在冲突的高层次中求创构（奠立规范与准则），合力同心，共同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这可以说是更具积极意义的重要课题。
对此，拟从现代政治科学理论的层面，就现实民运内、外部政治斗争的特征，及其与传统中共毛式“斗争哲学与革命文化”的区别加以比较说明，以求对民运内部整合与协同对外的运作提供一些思路，供有识之士参考。
首先，王鹏令的指责方—魏秉持了毛式“斗争哲学与革命文化”之说，不仅言过其实，也是对现代政治斗争的理论“缺知”所致。让我们先从一些事例来看。
方励之曾提出“全盘西化─全方位变革”的主张。诚如王文所说，当时确实具有用西方科技─人文─制度文化“冲击”现时大陆传统体制的策略意涵。这与89民运时期中国变革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如上文分析，这也是当时无论体制内或体制外改革派中有识之士的主张与共识。而随着民主化运动的深化，时至今日，由于八九民运催化、中共变革派的分化与发展，已经完成了由一般性主张变革、积极在体制内、争取尽可能直接参于改革的角色与阶段，而演变发展成一个主张全面变革中国国家社会体制的反对派阵线（营），并随着形势和时局的发展，更进一步演变发展为致力于创建中国和平反对党、以求在终结中共专制统治和创构现代政治体制上获得突破的新的格局与势态【注一】。而对这一新情势，确实如王文所重复地：我们需要崭新的政治思维与新的民主化运动的策略路线，来指导（或应对）这样一场较89民运更加深刻、发展了的中国变革运动！为了对这一情势及其历史演变、以及多种政治角色有深入的了解与把握，有必要对89民运时期典型代表如方励之等的角色与性格作些回顾和描述。
客观上说，方励之在那一时期扮演了中国改革的倡导、鼓动与实践者的重要角色。他之所以能力主全方位变革，是与他个人的经历与体验、以及所处的位置和与中共党内高层开明改革者的关联与互动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与民主墙时期魏京生一样，实际上已高扬起了中国异议人士和反对派“先驱的旗帜”。但中国民运存在着一个历史难题：对“旗帜”的认同和续延，及“旗帜”本身发展的问题【注二】！他具有一种由体制内走向反对派异议人士的转变过程，并与当时的反对派比较而言，又具有双重性格：既是反对派又与体制内改革派有一种互动性关联的特征。其实这一现象也反映在当今诸多著名反对派异议人士或民运人士身上，可以说是20年中国变革运动特定情态下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了中国反对派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并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形成了中国民运的一定特色。明确这一点，对深入理解海内、外民运的运作特征是大有裨益的。
而方励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主张作理性的政治反对派。诚如深受其启蒙的王丹回忆说，方先生曾强调，“对共产党是反对而不是敌对”【注三】。他并鼓励学生为争取自由民主理想而奋争。这位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就曾鼓励学生“加入共产党，去从内部改造它”。由此，可以看到方励之的政治心理与特征的一个真实方面，并非如王鹏令文中所描绘的：处于完全与现政权对立或对抗的地步。甚至也不能以其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就推演出“对大陆全面彻底否定”的仇视状态的结论。至于经历了89民运的洗礼，与海外流亡的岁月，方励之更加坚定自己作为政治反对派代表的重要角色与信念，正如他自己宣誓地那样，“对共产党之不妥协是道义之所在！”【注四】而王鹏令指责方励之与魏京生都是毛式革命文化与斗争哲学培养出来、具有“造反派精神”的反对派，若无特别的事实佐证，则只能说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而他用如此激烈的语言指陈，在自由的环境中，对大多数有识之士言，可能适得其反，却也情不自禁地暴露其本身的马列革命文化与毛式斗争哲学的素养与性格。这实在无益于中国反对派事业的大局和民运的整体协调发展。
当然，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要想全面推展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我们确实要从人的秉性、从民运人士精神理念与政治文化性格的层面，来探索讨论现代中国国家社会变革，如何从提高人的政治素养，加强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并从制度上规范制约政治行为，以培养现代政治斗争的宽容与善于妥协的精神与艺术性，从而保证未来中国政治斗争不再沦为“人与人的恶斗”，并避免这种恶斗的风气与陋习在反对派阵营内部延申。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民运的反对派形像、反对运动的运作方式，可能既影响其自身发展，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对将来中国民主政治作出一种示范。这种“示范”与“形塑”作用，无论是在组织的制度架构或运作方式上，都将对未来中国发生重要影响。
所以，王文所能提出对毛式革命文化与斗争哲学的批判，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首先必需对现代政治学原则精神与现实政治斗争的本质有一准确的认知，即政治斗争是常态，内斗也是不可能避免的客观现象，问题是必需学习和确立现代政治行为的“规范与准则”，并与现代政治伦理互为补充。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恰恰承认政治斗争的客观事实，并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及其对政治斗争的影响，从而，旨在从制度规范及运作方式与程序上，寻找制约政治行为的方法和途径，同时辅之以现代政治伦理与社会道德的精神规约（如普世精神、政治宽容与权益妥协均衡等等）。由此可辨识现代政治斗争原理与马教毛说的阶级斗争、专制政治哲学的区别和差异，才可能正确理解现代政治斗争运动的本质性格，并致力创构未来民主政治的制度规范与行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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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胡平《谈“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变换》一文，http://www.freechina.net/bbs/messages/341.html；《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下）》，《北京之春》（1999年1月）。李近近《论组建反对党》《北京之春》（1999年1月）。李赞新《独立工会与组党运动》《北京之春》（1999年3月）。江棋《民主运动：通往自由之路》《北京之春》（1999年4月）。金枫《评中国民主党事件》，《北京之春》（1998年9月）。海内外101位著名人士《关于中国大陆当前政治局势的严正声明（1998年7月22日）》，《北京之春》（1998年9月）。
二、如杨小凯先生等论民运的历史传承问题时提出的命题。
三、王丹访问记：《对独立知识份子的真诚向往》，《北京之春》（1998年6月）。
四、方励之《祝贺〈争鸣〉创刊二十周年》，《争鸣》（1997年11月）。
 
现代政治斗争理论与毛式“斗争哲学—革命文化”的区别──评王鹏令对“方励之—魏京生现象”的批判（下）

黄永森
1999.9.24
 
关于马教毛说的革命斗争哲学与现代政治斗争理论的区别，大致可以归结为：斗争的方式、途径选择与策略性运作方面，以及理念精神原则与制度规范等两大层面。而对于政权政治斗争而言，似又可区分为：民主化反对派运动过程中与民主宪政制度确立之后的两大情态。如果不预作此区分而泛泛言“斗争哲学”将是无益的。例如，在当前民主化反对运动过程中，反对派与中共当权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如果简单地用“反对而不是敌对”说，可能不会被普遍地认同，也不能解释大陆反对党运动及其所遭遇的中共当权者的无情镇压。
所以。无论民运反对派有意识或无意识，他们都实质地被置于“敌对的状态”之中，而别无选择。而不同于传统革命斗争的却在于，民运主要选择了和平抗争的方式和道路！其实，一些人士无顾中共一贯视民运与反对派运动为“敌对势力”的事实，而一再自言与标榜：或只是在争取言论自由、或宗旨不在组织“敌对组织”、或一味强调并以最“理性的反对派”自居，而回避敌对化的斗争本质等等，表现出了不能正视现实的矛盾的政治心理状态，与政治幼稚倾向。这可能是民运路线上的迷惘与策略上的诸多失误的致因，需要深刻的反思与检讨。
概言之，当代中国民运──反对派运动──在政治上“犹抱琵琶半掩面”是不行的。而真正“理性的反对派”是在客观公正地面对现实情态基础上，对中国变革的发展与趋向，应有整体性与理论前瞻的判识与预期、规划与创意构设，才能承担呼唤与导引中国变革发展的历史重任。而当前民运理论界对中国民运的方式、途径与策略运作方面，提出的诸多“分野说”【注一】，其所论述涉及的差异，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同一层面的；实践上虽有矛盾、冲突和区别，但实在是客观上需要协同一体的问题，而非绝对能判然两别的。我以为，关键在于：首先我们需要达至一种新的理念共识──即现代民主运动本质上是一种顽强的、需要付出巨大自我牺牲而志不在求回报的、类似于救赎式的奉献运动──，它主要是以自由民主理念精神与人性的道德力量，感召和呼唤新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创立的伟大运动。可以说只有基督救赎式的“甘地精神”与“曼德拉式”的抗争道路，堪称现代民运的典范：即和平社会抗争与国会斗争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只有蕴育这种精神的民运，才可能超越历史传统的革命型以暴易暴的反抗运动，从而彻底终结专制政治，创立现代政治的制度文明。
但是，历史的演变是复杂与诡谲的，人们主观上的努力与坚持，往往并不能绝对排斥和拒绝局部的暴力冲突，即圄于偶发事件与情态下的暴力事件和民众抗争的发生，而可能转化成为民主变革运动成功的“条件”与“机遇”，从而需要积极促进转变并善于因势利导，实现现代民主制度的创立。中国目前的形势，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诡谲的，然而各种因素都在发酵、激发和综合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民心社愿的大潮流，需要民运反对派作好整体动员和充分准备，并把握好时机去推动和实现这种演变。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不同于专制的马教毛说的斗争哲学之处在于：以和平抗争、大无畏坚忍奉献精神、以求实现民主化的反对派运动，是建基于现代人性─人道─人权理念精神基础上的国家社会变革运动，旨在建立保障和维护人性尊严、基本人权和实现自由精神解放的、人道的现代国家民主宪政制度体系。决定了它与传统革命运动和专制政治特征，在方式、途径与目标上的根本区别，并由于其讲求人性、人道、人权，而承载最大牺牲的坚忍顽强的抗争精神，来影响和形塑现代中国国家社会的政治宽容与协同的政治文化、社会人文精神和制度文明，而终结专制政治统治的非人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政治异己（端）的政治秉性和恶习，以培养出社会对人性、尊严、权利的尊重与维护，以创造出旨在依法惩罚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而不是迫害人本身及试图消灭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的现代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昭显现代民主法制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和合法利益，平等参予政治与合理有效制衡政府的权力，并充分体现人性人道的人类之爱！由此，使民主化运动和现代民主制度创构，充满着一种真实的现代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精神与道德感召力，最终能够战胜专制主义统治，并超越传统政治斗争的残暴与恐怖，而导中国迈向文明的物质与精神家园的长治久安的现代国家社会制度体系创构，以实现民主化运动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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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关于“分野说”，可参阅郭罗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自由魂》（1998年5月）；高寒《革命与改良均为民运总战略的组成部份──与郭罗基先生商榷》，《北京之春》（1998年10月）；傅申奇《中国民主运动的分野》http://209.75.211.10/cdjp/intr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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