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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探照灯好书评委 | 刘晖 （诗人、作家）


本书分为厚厚两本，史料扎实。这是一本明朝的国家安全史。长城是一个缩影，演示着明朝从当初宣称的“天下一家”如何萎缩为闭关锁国的堡垒。对于外部威胁，是反应还是解决，作者对“九边”沿线的战争、朝贡、边贸和人口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背后则是来自于朝堂之上观念和权力的巨大变化。












【美】窦德士 / 著


万历元年至四年（1573—1576年）间，李成梁西与土蛮、泰宁卫相抗，东则击溃建州女真都指挥王杲之进犯。李成梁督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斩首1000余级。冲突的结果再次熟悉地映照在辽东防线上。


但女真终究与鞑靼不同。女真并非草原势力，其居所水草丰茂，树木丛生，适于农耕。女真人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修筑房屋，而不是逐水草而居。尽管女真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但他们也并非世守故土。在一定条件下，女真人也会随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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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鞑靼人、蕃人相比，女真人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但与前者共同的是，女真人也时刻在为维系与明朝的朝贡贸易绞尽脑汁。接受羁縻卫所是其采取的主要策略。



早在万历三年（1575年），形势对明朝而言一片大好，建州女真方面则处于劣势。王杲之乱后，女真之朝贡贸易受到制裁。王杲败亡后，“不敢直走北虏，度生平唯王台相得甚欢”，于是前往投靠。王台是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素来忠顺，自始至终为明之藩篱。


万历十年（1582年），王台病逝，引发一系列惨烈的内斗。王台的儿子虎儿罕赤、康古陆、猛骨孛罗相互争夺汗位，明朝本应袖手旁观，任女真族内部自行解决这一问题，但急于恢复地区稳定的李成梁介入了这一内斗。这一介入对明朝而言，是致命的先声，但当时无人能预知这一点。万历十一年末（1584年初），李成梁与部分哈达部人击杀了支持另外部分哈达部人的叶赫部酋长逞家奴等，点燃了战火。此外，早在万历十年（1582年）王台死后不久，王杲之子阿台向明军及海西哈达部发起进攻。李成梁便率军袭击了阿台，进攻阿台所在的古勒寨，大获全胜，斩首千余，获马500余匹。


值得注意的是与李成梁结盟的女真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苏克苏浒河部酋长尼堪外兰。古勒寨深沟险壑，三面环山，阿台及其同党——毛怜卫阿海据守此城。李成梁和尼堪外兰猛攻两天两夜，最终拿下古勒寨，阿台被杀，阿海授首。但命运总是如此充满戏剧性。阿台之妻是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长子礼敦的女儿。觉昌安知孙女婿阿台据古勒寨而叛时，与其子塔克世前往劝降。不幸的是，觉昌安此行巧遇李成梁纵兵屠城，为尼堪外兰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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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礼敦是其大伯，阿台之妻是其堂姐，而其父亲正是被一同误杀的塔克世。在明朝看来，觉昌安和塔克世向来拥护朝廷调度，寨中身亡实属意外。但努尔哈赤并不这么认为。尽管明朝对努尔哈赤进行了补偿，但他仍坚称明军和尼堪外兰在古勒寨的暴行是故意而为之——起码清朝的统治者接受了这一说辞，而复仇是唯一的补救手段。以复仇为名，努尔哈赤能够将反明势力集合起来，并借机清除尼堪外兰的势力。这一动机及其产生的一切后果，可以说始于明朝对女真诸部政治问题的干涉。



此时的努尔哈赤才24岁，只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


事实上，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死在古勒寨一事，在当时并非要闻。李成梁与二人关系并不差，且因其死亡，李成梁又给予努尔哈赤相当丰厚之补偿。早期的记载中，甚至还没有提到二人的意外身亡。他们的名字是在数年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中出现的。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努尔哈赤编造的借口之一，以控诉明朝的罪恶。但不管真相与否，努尔哈赤的指控，都足以使其站在反明的道义面上。


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李成梁攻叶赫部，“以大炮击其中坚，凡在发炮，内有铅弹，弹所经城坏板穿，楼大木断”，明军破其寨栏，斩首五百余级。在这里，《明实录》首次提到努尔哈赤，提到“建州奴儿哈赤及北虏恍惚太结连助逆”，与叶赫部是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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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七年（1589年）九月，明朝始命建州女真都指挥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据《万历武功录》称，此命乃因努尔哈赤克强盗要塞五十余座，斩其酋首，释放被掳人民而得。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四月，努尔哈赤率108名夷人赴京进贡，明廷依例宴赏之。



从史料看，直到此时，辽东女真的局势大体是稳定的。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万历十八年到十九年（1590—1591年）间，土蛮及朵颜三卫诸酋之继承人相继袭扰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四处征战，前后伤亡近2000人。河南道御史林祖述题参：“蓟辽总督蹇达节报虏情张皇，轻率哨探非真，而急遽求援，摇惑京师，致烦圣虑。”而支持李成梁的大臣也一时失了声音。御史张鹤鸣又题称：“辽东总兵李成梁，血器既衰，罪恶贯盈，乞亟去以全始终。”万历皇帝竟是其议。在辽东诸战将中，无人像他一般，担任辽东总兵官长达22年，始终如一日地坚守着辽东。


自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1592—1598年初），壬辰倭乱爆发，朝鲜军队节节败退，朝鲜宣祖李昖仓皇出奔平壤，随后逃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廷在进行一系列评估后，决定增援朝鲜，击退日本。于是，大批明军先后从全国各地调往辽东，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与丰臣秀吉所率领的日本军队展开战争。


战争中，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女真人总体上没有外生枝，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明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但鞑靼人仍继续寇掠辽东。其中，朵颜三卫滋扰最甚。泰宁卫速把亥为李成梁击杀后，其子把兔儿、弟弟炒花继续据旧辽阳以北两河之地，与土蛮等为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把兔儿、炒花伙同朵颜卫小歹青、福余卫伯言儿等分犯锦、义州等处，大肆掠夺。该年底至次年初，明朝几乎同时在面临三场战争：哱拜宁夏兵变之余波，朝鲜壬辰倭乱及朵颜三卫对辽东的袭击。明军最后以某种方式一一解决上述战争，显示出其在东亚无可匹敌的主导力量。但明军经此诸役亦元气大伤，四五十年后，明军再也无力应对内忧外患，明朝最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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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的胜利激起了朵颜三卫复仇之心。巡抚辽东李化龙认为，尽管明军打了胜仗，但劫掠所导致的破坏致使人民无法生存，野多暴骨，民无宁宇。李化龙称，只有开放马、木互市，才能使敌势渐分，患亦渐减，尽管零星之劫掠可能仍会存在。万历皇帝是其议。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却致力于统一女真诸部，在明廷看来，此举使辽东局部得以宁靖。因此，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廷加封其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


事与愿违的是，互市并未能有效减少各类冲突，明军的防御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李成梁儿子们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鞑靼土蛮犯辽东，李如松率轻骑追击捣巢，与数万鞑靼骑兵遭遇，力战不敌被杀。在壬辰倭乱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李如梅继任辽东总兵官，随后又有朝中大臣劾其畏敌不前，李如梅被劾罢官。互市再次取消。到了年底和次年初，辽东的局势已经略显惨淡，这迫使明朝在两年后重新开放互市，但终究未能挽回颓势。


对于生活在辽东地区的普通人和士兵而言，生活时而如同炼狱。他们不但要受到鞑靼人的袭击，而且由于辽东地区汉人、女真人、朝鲜人之间存在真空地带，因此也要为争夺生存土地、相互斗争。这突出表现在鸭绿江以北的土地，这里华夷杂居，明朝官员对此有详细的调查。御史胡文举奏疏，请求此后“辽属军民不许在此住种，朝鲜住民不得越江采取”，以防努尔哈赤之掳掠。


事实上，明朝君臣对努尔哈赤的担忧越来越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努尔哈赤重新立猛骨孛罗之子吾儿忽答于南关，年底，明廷即遣使诘问努尔哈赤“既杀猛酋而室其子，己又执而囚之南关，不绝如线”，所欲何为。明廷显然非常担忧努尔哈赤日益增长的势力，于是下令横江一带军民撤离其住种地方，但撤离时出现烧毁人房屋，剽掠人财物、牲畜，驱逼人民渡江等残酷行为，致使溺死者千余人，饥冻死者万余人。其余流离殍死，不知处所者更是无算，以致大量强壮之人逃入建州，归附努尔哈赤。这与迁徙之初衷适得其反，最后仅有老幼孤贫六七万人随迁往辽东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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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在朝堂和辽东均引起极大反响，胡文举称：“先年，李成梁自险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当时并无一夷居住，即今长、永、大三奠迤北新地二百余里，当初亦无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之。由是观之，不论朝鲜余地与否，顺江以北，总是华夷共弃之地，不可谓其尽建夷地。今则尽弃与夷，而三百里之边又失矣。”



辽东巡按熊廷弼以勘明抚镇弃地啖虏事向朝廷奏报，其略曰：


抚臣赵楫、镇臣李成梁弃与夷界者，宽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里，其概作逃民为韩宗功驱逐者六万四千余众，自清河之鸦鹘关以至一堵墙之盘岭，各墩弃而七十里之边失矣；自张其哈喇佃子弃而八十里之边失矣；自叆阳界起，赛儿疙疸迤东至横江一带尽弃，而三百里之边又失矣。此弃地之大略也。居民告垦，自万历十三年间，已有之二十八年，间复委官传调夷人公同踏勘，以居民现住为界。楫与成梁欲以此数万人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荫，遂假通事董国云之口，以奴酋索地为名，驱迫人民渡江潜避，此驱回人口之大略也。奴酋既安坐，而得数百里之疆，而知我之所急在贡也，曰必为我立碑，则许之立碑，必依我夷文，则许之刻夷文，必副将盟誓，则又许之必立碑，开原则又许之。今其碑文有所谓‘你中国，我外国，两家一家者’，种种悖谩。此界碑之大略也。岁犒赏银五百两，派凑于东西新地垦种人户，为存吾地耳。地既归夷，则前赏宜革。今奴酋已三不贡，而所许赏额则俱借库银，逐年支给，不敢迟缺，此抚赏之大略也。是四略者，谓之献地，不止弃地，谓之通虏，不止啖虏。楫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若所立石碑应行毁碎，以存中国之体，而奴酋畏威怀德，退还旧土，此则该部督抚、镇臣之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再度起用的李成梁，重陷弹劾风波。不过，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春，努尔哈赤还是同意与辽阳将领会面，重新设立界标，未经许可越境者将予严肃处理。


明廷对努尔哈赤的担忧并非无涉，满蒙之间正在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盟。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1607年1月），蒙古喀尔喀部在恩格得力率领下，以五卫之使向努尔哈赤进贡驼马，并尊其为昆都仑汗（恭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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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努尔哈赤俱未出现在明廷的朝贡名单中。礼部侍郎杨道宾为此惴惴不安。其奏曰：



臣惟我皇上德合天地，兼覆华夷，凡滋肘行鼻饮之裔，咸遵世王岁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据辽东镇抚诸臣会题前事，则情属叵测，谋怀不轨，兵机属在司马，非臣所与，而朝贡属在礼曹，有不容听其不来而置之不问者。臣伏读太祖高皇帝祖训，首章有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师，致伤人命，切计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圣谟洋洋，明见万里。所谓胡戎，北则鞑靼瓦剌，东则兀良哈，西则哈密也。自兀良哈内附于洪武，收为三卫属夷，哈密纳款于永乐，借为西域贡道，而瓦剌即俺答一部亦即归诚于皇上，称顺义矣。惟是迤北鞑靼，东邻女直，雄据塞外，自永乐九年女直内附，我文皇帝即设奴儿干都司以羁縻之，事同三卫，均资扞蔽者，盖以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印敕，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卜占吉，若猛骨孛罗等而有之，虽婚姻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那林孛罗与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闻其饰名姝，捐重妆，以交欢北虏，夫国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且开原止许市马，并无市参之令，而强市枯参，倍勒高价，将官偿之则难堪，争之则启衅，吞声朘血，忍辱养乱，非一朝夕之故矣。


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即有叩关入贡，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参价车银，尽入建酋兄弟之橐，犹且厌薄赏赐，明欲抢夺。若复苟且结局，隐忍偷安，不将益轻中国，勾连北虏耶？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当其始事，甲士七千，鸭河之役仅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而辽师遇之，遂不复振。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而臣按隆庆间辽镇图籍马步官军，实在八万，粒米豆草而外，主客岁饷二十万金，今称堪战精兵不满八千，思之可为寒心，毋论众寡不敌，而士气固已索然矣。说者曰：“司农见今告匮，正饷且缺四月，增兵加饷，谈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来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汉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来也，吾何必于追之，有如不以好来而以恶来乎？则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苏辙著论非之曰：“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来之则来之，虽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则去之，虽有欲来者亦不可得而来也。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耶？”此于制御蛮夷之道，可谓深切着明矣。今据奴酋言动，已是自来自去景象。安得日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臣愚以为陛下仁同天覆，量并海涵，即未遽兴问罪之师，亦宜申以文告之词，诘责所以违贡者何故。若其悔罪归诚，特许自新；若其桀骜负固，亦宜暴其罪状，革其爵赏，仍敕户兵二部从长计议，整顿兵饷，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则制人而非制于人，中国之体统尊，而外夷之观听肃矣！


杨道宾的判断很准确，事实上，明朝的地位正在逐渐下降。女真诸部未合时，明朝就能稳定地控制辽东，但努尔哈赤陆续兼并了女真诸部，且为喀尔喀蒙古尊为可汗。朵颜三卫久为藩篱，但后来时常与鞑靼人一起侵扰辽东。而明朝的财政收入确实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万历皇帝手下那些令人厌恶的矿监税使正在全国疯狂搜刮钱财，而辽东税监高淮也因在当地搜刮骚扰，激起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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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前述强行放弃鸭绿江以北与建州接壤的土地，同样是明军武力投射能力降低的标志之一。李成梁不仅采取如此行动，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宣称其完全有能力重新兼并此处。随着弹劾发生，李成梁被罢官，不久去世。不过，此次放弃土地在明朝并非没有先例。早在永乐时代，朝廷便决定放弃对朵颜三卫的直接控制；嘉靖时代则将河套拱手让给北虏。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财政难以为继是明朝放弃土地的前提，而土地继受者，是能够给明朝政权带来挑战威胁的女真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辽东防线面临双重压力。三月，北虏陷大胜堡，戕杀明军1000名。随后，建州方面，努尔哈赤又遣精兵五千驻扎抚顺，挟索人参价格。熊廷弼言：


“奴酋不出月余，连以重兵压我，目中岂复有辽？……河西之虏贪汉财物，尚听款抚，而奴酋则不以此物为意，宁前一面临虏，又去大营近，易为救援，而开原则三面临虏，孤插虎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亦言：“辽左战款机宜，大略言辽中恃款忘战久矣，战则祸小而速，款则祸迟而大。杜松事非而心是也，马拯事是而心非也，独是插汉，虽崛疆河西，然亦不过贪汉财物，终无大志。惟奴酋难制，甚于宰赛。窃以诸虏之合，兵力相轧，其交易离。王台终身忠顺，其孙复无怨于我，而归计建酋，屈于力也。苟借为内应，遂因而乖乱之，则凡儿虎答可购也，北关果不能自保，合听之西归宰赛，使两酋相攻，以成相持之势，则金台矢可用也。奴酋之交，既携西虏，因乘其后，而两收之，则虎墩兔憨可说也。义州迤北咸镜一路，适直建州巢穴，若造舰置守，暗为应援，以成犄角之助，则朝鲜可檄也。凡此皆制御奴酋之权奇也，乃若庆云之败，河流之败，大胜之败，此皆关系战款，诸虏所视为趋避，惟蚤发勘地之。”于是，在辽东修屯田之事被提上日程。辽东巡按熊廷弼上其议，大略言：“辽地可耕，辽兵八万简十之三，岁屯种可得一百二十万石，省年例银不下二三十万……广给薄科，以鼓之民耕，则弛税置堡以便之。官垦则议擢议参以励之。”


此后，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的敌对行为愈加炽热。我们可以用若干细节简单描述论证：如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616年），朝鲜咨报明廷，努尔哈赤称汗，国号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本人黄衣称朕，并指明朝为南朝。天命，无疑代表着天之所向，对明朝而言，这不啻一种侮辱。历来起事者无不自称天命，却多以失败告终。那么，努尔哈赤的挑战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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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某些越界行为进一步激化了与努尔哈赤的矛盾。万历四十四年底（1617年初），清河游击冯有功接受审讯，万历皇帝指责其启边衅之罪。其事因明朝与努尔哈赤约定在辽东地区以金石台为界，不许汉人越界樵采，但冯有功“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值”，为努尔哈赤所知，军民50余人被杀。努尔哈赤同时遣11人前往辽东见新任巡抚李维翰，后者将其使者以铁索绑缚，要求努尔哈赤将为首杀害明人的答儿汉虾献出抵罪。努尔哈赤不得已以所俘11人向李维翰换回使臣。此一事件充分彰显努尔哈赤权力地位的提升，以及其作为新政权的统治者与明朝的斡旋能力。



的确，努尔哈赤不可能再以友好平等的姿态对待明朝了。除了与明朝结盟的叶赫部，他统一了女真诸部，并将目光转向了明朝。


（本文摘自 [美]窦德士 著《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由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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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人文社科 | 历史
《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
[美]窦德士 著
陈佳臻 译
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

2024年1月


一部明代的国家安全史。本书是著名汉学家窦德士的代表作。作品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讲述了大明王朝的边防战史，并从战争史的视角，对明代的政治制度、地方管理、军事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本书将明朝北部边境防御历史划分为14个时期，论述明朝皇帝、官员和将领在实际处理边境防御问题时，是如何思考、争论、做出决策的，探究明朝是如何在长达276年的统治中确保领土完整的。本书为审视大明王朝的兴衰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全面认识明朝北部边境的防御体系，有助于了解明朝军事决策机制和军事防御思想的变迁过程，有助于思考北部边防对明朝政治、经济的影响。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