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菲山之战：当代东帝汶国家的暴力起源

公元17-18世纪，整个南洋群岛的局势都处于风雨飘荡之中。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稳步扩张，对许多土著邦国或先前的殖民者造成严重挤压。哪怕在地域偏远的帝汶岛上，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三股主要势力。直到潘菲山之战爆发，才确定了稳固边界。

位于索罗群岛的葡萄牙堡垒
早在1520年，初代葡萄牙冒险家由摩鹿加群岛驾船东进，发现了尚处印度教文化圈的帝汶岛。尽管那里距离较远，对外联络不是非常方便，却盛产有较高价值的檀香木。于是，首批殖民者便在西侧的索罗群岛建立永久据点，并以非常独立的状态延续下来。其中的核心成员，是因宗教问题而不受本国同胞待见的犹太人，余下则为具有黑人、马来或印度血统的奴隶。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地盘都不为葡萄牙官方掌控，仅仅维持有比较松散的合作与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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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的扩张 将葡萄牙势力范围压缩至最小状态
到了17世纪，荷兰的势力开始大君深入南洋腹地。他们以爪哇的巴达维亚为中心，先后将散布于摩鹿加群岛、马来半岛、孟加拉湾和西印度海岸的葡萄牙据点拔除。随后又调头清理摩洛、苏拉威西与巴厘岛等东部边区竞争者，并逐步将影响力扩展至帝汶岛。但原先的土生葡萄牙人也已站稳脚跟，甚至荣升为周遭土著君主的带头大哥。因而在数次规模不大的冲突中，他们都能以绝对的兵力优势获胜。东印度公司的几个贸易据点，也就暂时被限制于帝汶岛最西侧。

巴达维亚市场上的荷兰商人
不过，上述胜利并不能缓解土生葡萄牙裔的生存危机。虽然他们总是能依靠武力优势，强迫土著人将内陆山区的檀香木交由自己贩售，却不能绕开荷兰人的海运体系。换言之，一旦有军事冲突爆发，那么葡萄牙裔社区的经济支柱也会遭受波及。同时，大批来自马六甲或苏拉威西的本国难民，也开始在帝汶岛的东部登陆。基于过去的经营习惯，他们会直接向远在里斯本、果阿和澳门的总督负责。结果却与先来一步的自由人社区产生矛盾，等同于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于是到18世纪前期，位于帝汶岛西侧的葡萄牙社区已大体完成本土化转变。他们被东面的同胞戏称为 “黑葡萄牙人”，对外则有一个更加通用的名字 “托帕斯”。

大部分托帕斯社区的葡萄牙裔 选择效忠荷兰人
事实上，类似的托帕斯社区，也广泛分布于整个南洋世界。他们大都选择与荷兰势力合作，以保留语言、信仰等生活方式为条件，充当种植园经营者和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兵。但统治西帝汶的达科斯塔家族却是例外。他们为保护手中的檀香木贸易，非常抵触与新来者有深度交流。同时又驱逐了葡萄牙国王派来的总督，并以相对苛刻的模式压榨土著人群。从而将自己变成欧洲人眼里亚洲人、亚洲人眼里的欧洲人，在边界明确的小岛上愈发孤立。

西帝汶的托帕斯社区对荷兰人有很强敌意
最终，不断恶化的经济条件，让达科斯塔家族的首领加斯帕万念俱灰。1748年，他曾委托一名多米尼加教会的传教士，将自己的儿子带往法国接受先进教育。后者却在抵达里昂后卷款潜逃，从而酿成“帝汶王子”因贫病交加而死于欧洲。消息传回南洋，让堂堂的家族话事人感到备受屈辱，痛感己方社区的经济凋敝。故而进一步针对西海岸的荷兰据点，最初促成了潘菲山之战的彻底爆发。

古邦是帝汶岛的西部重镇
公元1749年10月，加斯帕-达科斯塔下令进行总动员，并将进攻目标设定为帝汶岛最西侧的古邦。除来自托帕斯社区的2800个欧洲裔士兵，还包括20000名以强制手段从周围部落征召的土著男丁。他们大都没有配备枪支等近代化武器，却是运送给养、挖掘战壕的重要劳力，更是黑葡萄牙人眼里的最廉价炮灰。因而士气低落且经常开小差跑路，甚至暗中将部署情况告知敌对阵营。

欧洲人笔下的帝汶岛本土武士
与此同时，古邦的统治者也迅速向东印度公司求援，并赶在围城大军抵达前盼来了荷兰援兵。但这支由克里斯托弗少尉率领的部队，仅有包括自己在内的3名军官和20个炮兵骨干是欧洲人，余下成员则多是来自巽他或帝汶岛的土著。而真正充当主力的兵源，居然是同样具有葡萄牙血统的托帕斯雇佣兵。但就是这区区500人的渺小队伍，足以让岛上的所有土著势力都三思而后行。加斯帕也自知无法在旷野的对攻中获胜，转而选择在古邦附近的潘菲山头建立阵地。他利用手头的大批土著附庸，为全军构筑起非常坚固的石头碉堡与夯土壁垒，以便静候强敌的贸然来袭。

18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武装
然而，包括克里斯托弗少尉在内的荷兰军官，都对拿下潘菲山有充足的信心。因为有非常充分的情报显示，对方阵中的土著根本不愿与东印度公司为敌，只是在等待合适的逃跑时机。更为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虽大量使用土著当兵，却有着符合18世纪标准的军事训练。对面的托帕斯成员虽多是欧洲血脉，但因隔绝时间太久，让自己的军事技术还停留在百多年前。所以，双方实际上即将展开完全不对称的战斗，而胜利的天秤无疑早就倾向荷兰那边。

许多托帕斯社区的成员还在使用火绳枪
当年11月9日，克里斯托弗率领部下走出营地，开始向潘菲山上的敌军阵地发起猛攻。经过短暂的炮火洗礼，第一批挡在眼前的土著便立刻派人来寻求和解。这些人匆匆丢下一句“愿与荷兰人做朋友”的承诺，就头也不回的向着西部内陆奔逃。受其影响，附近的其他几支土著联军都争先效仿，直接将自己的建造的夯土壁垒全拱手相让。荷兰人也对他们展开追击，直接以这些阵地为落脚点，顺利对位于山坡顶端的几个托帕斯主营地形成夹击之势。

欧洲人笔下的18世纪荷兰士兵
此刻，荷兰阵营的军事优势开始显露无疑。全部装备燧发枪+刺刀的士兵，往往能够以相对严密的连队冲锋，迅速突入对方堡垒。如若遇到某个顽强抗击的据点，便能以早期手榴弹进行针对爆破。土生葡萄人则还有不少成员使用旧款火绳枪，还需要在敌人逼近后拔出佩剑进行冷兵器肉搏，根本不能在火力密度上与对手相提并论。经年累月的殖民地冲突，也让这些人很难适应新型的欧洲战争模式，只是靠重视勇武的传统才苦苦支撑。

荷兰人的土著盟友 几乎没有参与任何战斗
最终，克里斯托弗的部队又攻占了好几处外围据点，迫使大部分托帕斯成员逃到制高点的营垒内据守。眼看已是走投无路，便在首领加斯帕的指挥下继续抵抗。 直到2000多人全部战死，才将整座潘菲山与西帝汶的主导权都无奈想让，而荷兰方面的损失不过区区22人。至于先前还躲在后方的土著盟友，这时也疯狂上前收割战利品，把所有阵亡真的头颅割下带走。

潘菲山之战塑造了今人所见的帝汶岛
由于军事挫败所带来的惨痛损失，原先在岛屿西部还具备一定优势的托帕斯社区被重创。残部虽得以保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却无法再向过去那样垄断檀香木贸易，经济状况也跟着进一步恶化下去。东印度公司则顺势而为，大体上将半个帝汶岛给控制下来。虽然稳固边界的协议还要等19世纪才签订，但今人所见的帝汶岛东西两分格局，正是基于潘菲山之战的结果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