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前的所有估计、对日本国力的测算，已经证明完全不靠谱，外交部门的报告也不过是废纸一张，大家都比彼此想象中要坚韧得多，于是只好继续耗下去，期待着对方能主动退出。很明显，日本不大可能吐出吞下的地盘，而蒋介石也不甘心就此落幕，两边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新的焦点：边缘地带。 

由于日本人口有限，能当兵的人更有限，日本在广大占领区并没有足够的驻军，主要是沿着铁路线、公路派驻一些军队，偏僻一些的村镇都无力占领，当然国军也不敢随便出入。于是形成了一个搞笑的情况，两国军队在前线打得你死我活，不远的战场侧后方却是相安无事，甚至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交通线也畅通无阻，两地邮政局照常上班通信，业务工作丝毫不受影响。 

在鬼子的眼里，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什么安全问题，因为中国军队既然不敢过来，那些地方就是自已的自留地，只要招到足够的伪军，就可以填满边缘地区，源源不断地上贡各种钱财、税收，保证占领工作有持续收益，弥补战争的昂贵开销。对东京大本营来说，大后方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国军，只剩下一些溃兵和土匪，因此只剩下一件轻松的工作：加强占领和掠夺。 

但裕仁天皇和他手下大小强盗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国军被他们逼走之后，大后方并不是真空，很快就出现了各种新势力，有来不及撤退的国军，有各色土匪，有保安团，也有形形色色的伪军。接着在极短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自留地都长出了茁壮的杂草，并在当地牢牢地扎下根来，这些杂草的名字叫做游击队，其典型代表是八路军。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对大部分日军来说，八路军三个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根据情报部门的统计，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改名第十八集团军）兵力不过三个师，弹药供应时有时无，重武器仅限极少量迫击炮，枪械装备包括大量清朝时期生产的汉阳造、老套筒等文物，不少人还喜欢玩古代的大刀。如果面对面地接战，只要一个小小的联队，便能用火力全面压住对方，然后长推直进、四面追杀。 

所以尽管八路军打出过平型关之战，日军却并不放在心上，毕竟一直以来，八路军都是偷袭得手，很少搞正面对攻的活动。在鬼子看来，后方无非是多点小打小闹的治安事故，八路军拣便宜不是皇军战斗力不够，而是对方缺少武士精神，不敢打硬仗，只要认真找他们的主力来场决战，小小的游击队肯定会一败涂地。 

当华北方面军占领山西之后，山西省除了鬼子，有八路军、有阎锡山的晋军、有卫立煌的中央军，还有名义上归阎锡山管却由共产党组织指挥的新军。如此众多的部队已经不能叫游击队，而是游击兵团。在他们的影响下，日军不得不四处分兵守卫，却很难守卫周全，每月累计伤亡十分惊人；更重要的是游击队们喜欢破坏交通，抢来的煤、粮经常运不出去，严重影响军事安全和掠夺效益，让鬼子们极为恼火。 

必须要说明的是，打游击看上去收益很大，其实风险成本极高，除了没有后勤支援外，在层层包围中活动，也是件要命的事情。例如三八年二月的时候，朱德带着八路军总部转移，却意外碰到了日本兵和逃难的老百姓，按理说朱德是该赶紧撤退的，可按政治上的要求，八路军不能随便把难民扔给鬼子，朱德立刻指挥警备部队阻击日军，足足粘了四天才走；好在日军不知道对面是什么人，否则一旦调兵包围，八路军司令部将被整个报销。 

在二月份的意外里，朱德的运气很好，而到三月份，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就没那么幸运了。林师长骑着马跑到阎锡山的防区开会，没想到被卫兵当成鬼子兵，一枪打到脊神经上，只好送进医院抢救。厚道的卫立煌前来探望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只要林师长开口都好说。 

卫立煌的意思，是林师长治伤缺什么药或设备（八路军的医院一向条件奇差），没想到林彪听了之后，却看着卫立煌说，“我缺弹药啊！” 

听到林彪的话，卫立煌明白，眼前这个站都站不起来的伤员，是真正把八路军放在比自已还高的位置上。感动加内疚的卫立煌没有多说什么，立刻让人送了一批子弹、手榴弹作慰问品；而林彪则因为伤势太重，只能送到后方治疗，一一五师师长由三四三旅的陈光奉命代理。 

三大师长莫名其妙少了一个，而林彪刚刚被打伤，八路军就碰上了更大的考验：由于山西的活动过于频繁，日军集结了三万多人，准备一举扫平晋东南根据地，具体做法是由一零八师团、十六师团、二十师团、一零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出一部分人马，分九路向山西东南部围攻，准备层层堵截，最后来个中心开花，把八路军、国军全部消灭，扫除后方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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