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人去打仗，又不给个名份，前线打得热火朝天，正是危急时分，蒋介石的动作顿时让人不知所措。很明显，红军非常需要到战场上去，但谁也不敢肯定某些人是否想借刀杀人；而不发国共合作宣言、不承认边区合法性，就意味着主力出击后，蒋介石可以随时消灭边区，不用负任何政治责任。 

南京的风向突然阴转小雨，延安城当然是乱成一片，有的人提出继续派兵，有的人则提出准备放弃边区，对红军将来如何作战也没有明确的想法。看到情况出现混乱，毛泽东决定趁着人还没有走光的时候开个会，集中研究问题，统一思想。 

八月二十二号，正当蒋介石发布红军番号的时候，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全部赶回陕北，聚集在洛川冯家村开会，研究抗日问题，史称“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并不是很重要的会议，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之所以专门给它写一笔，是因为后世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给它加了太多不可告人的传说，所以不得不看一看当时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张闻天、林彪等人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有仇，红军出动快慢不会改变这一点，也不能指望蒋介石良心发现，既然一一五师已经出击，后面部队慢点出发也没关系，要防止蒋介石害人；同时红军实力贫弱，应当尽量发展山地游击战，不适合搞大兵团运动战； 

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则认为，红军主力应该尽快开赴前线，拖的时间越长越被动，区区一个师调不调没有多大影响，反而会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另外日本人也不一定就很强大，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不能放弃打运动战的机会，或者叫“运动游击战”。 

具体的战术问题，其实没有再多讨论了，因为，有一句话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大家各自表达了看法后，用“运动游击战”这样的名词和了一把稀泥，然后不了了之。但在什么时候去前线、如何打仗之类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是份量最重的，因此红军的行动也随后慢了下来。一二九师暂时留在边区，确定形势安全、蒋介石不会偷袭后，才向前线开进。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担心十分正确，南京虽然没能控制八路军的领导班子，却派出一批高级参谋去监军，而情报部门很快核实，这批参谋竟然都是特务头子康泽手下的特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当然是勃然大怒，下令不得接收这帮特务；随后八路军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从“只能派联络参谋”变成一个参谋也不要，有事请同西安办事处联系，不许踏进总部一步。 

刚刚解决完参谋问题，蒋委员长的另一纸命令又送到了延安。南京中央决定，由丁惟汾任边区领导人，共产党方面提的人选林伯渠只能充任副职。 

收到这条消息，延安顿时炸开了锅。 

丁惟汾确实是革命老前辈，学术方面倒也还行，可是他却有一段不大好的经历，那就是反共派的领头人物；加上传达决定的是特务头子康泽，此前康代表在谈判中一直就冲突不断，要说蒋委员长没有别的意思，那真是打死你我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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