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雍正元年湖廣總督楊宗仁上奏皇帝，匯報工作，楊宗仁在奏折上自稱「奴才」，雍正看了，用朱筆將「奴才」二字劃掉，改成「臣」字，並批示：稱臣得體。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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