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6 由 连横合纵 于 2017-07-29 12:04

1965年10月12日，当我和我最早结识的联络员之一保罗法布尔共进午餐时，我早把本巴尔卡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曾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写成两份清楚明了的简报，交给有关部门。我的上司们对这两份简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因此，我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本巴尔卡和乌弗基尔“特务队”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况且，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歇尔普兰也对我说过，洛佩斯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在奥勃堪波街的一家小饭馆里用餐。我总是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就座。我的助手和特工人员们都知道，遇有紧急情况，他们准能在这里找到我。洛佩斯也知道我的这个落脚点。

我和法布尔长时间地讨论了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法布尔现在是航空邮运公司的老板。这个大名鼎鼎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拥

①1976年12月24日，法西厄尔省议员，曾任政府国务秘书的让德布罗伊在巴黎达达尼尔街遇刺身死。1980年4月9日法国《鸭鸣报》透露，某警察队曾于1976年初上呈过一份报告指出：有人正阴谋暗杀德布罗伊，然而，这份报告并来受到重视。——译者

②指1975年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译者

有一批神经象钢铁一样坚强的全天候飞行员。

法布尔的夜间邮政服务公司的业务遍及整个法国。多年来，它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首先，我可以通过安插在这家公司的飞行员或职员轻而易举地得到正在传递的邮包。其次，我可以在深更半夜从马赛、勒阿弗尔、里昂等地把收集来的大批文件运到巴黎集中处理。这样，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以前，我们就能把介绍我们截获的情报内容的最新简报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

我还可以依靠这个公司的帮助，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最后几分钟里，把执行紧急任务的第七处的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飞机。我甚至可以改变飞机的起飞时间。我手下的人不上飞机，飞机是不会起飞的。

我想把这家公司扩大到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就象我利用一些航空公司在非洲布下我的活动网那样，我大体规划了一个欧洲航空邮运公司，它可以为我的秘密活动提供掩护。这就是建立“航空联盟公司”的计划……

下午两点半光景，我正和保罗法布尔一起喝着咖啡，谈着这些事情，忽然，我看到了“小滑头”洛佩斯。洛佩斯总是戴着一顶黑色人造革帽子。由于怕暴露自己的秃头，他很少脱帽。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两只黑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着，他肌肉发达，酷似一个训练有素的摔跤运动员。我觉得他挺象一头暴躁不安的猛兽。但象豹子一袢，他从不正面发起攻击。他等着你转过身去，放松警惕。

他的意外出现并不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在许多年时间里，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对我的忠诚经得起任何考验，然而，曾几何时，他却随随便便地跑到警察局去工作了，我哪能忘掉这一点呢？

他不是偶然来这里的。他正在到处找我。他先和保罗法布尔打了个招呼（法布尔是他在阿特拉斯航空公司工作时的上司），然后转向我，问道：“跟你说两句，行吗？”

“喝杯咖啡吧。”我不大热情地招呼了一声。

保岁法布尔起身告辞，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把他送到汽车旁。洛佩斯跟在我们后边。

我对法布尔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去和洛佩斯说几句话。”

“好吧，我等着你。”法布尔答道。

我和洛佩斯走到一旁，但离法布尔不远，他仍可以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不大喜欢同洛佩斯个别谈话，鬼知道他会把你拉入什么勾当中去。

“说吧，什么事这么急？”

“是关于本巴尔卡的事……”

“还是这件事？我早就明确告诉过你有事可找米歇尔普兰汇报你很清楚，直接同我联系是违反命令的！”

洛佩斯感到很窘，脸色阴沉下来了。

“我以为这会使你感必趣的。前天，菲贡到我在奥利机场的办公室大吵了一通。他对我说，摩洛哥人曾经答应给他一亿法郎，让他绑架本巴尔卡。可是，现在这些摩洛哥人又想撒手不干，他自己同本巴尔卡谈判拍摄纪录片的计划也落空了。他还说，密探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参与了这件事，而他，菲贡，却不想受人愚弄……”

“等一等，”我打断了洛佩斯的话，“你说的我一点也不懂。菲贡是什么人？”

“怎么，你不知道？”洛佩斯说，“可是，我跟你的助手米歇尔普兰讲过，在计划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小组里有一个名叫菲贡的家伙。他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你同昔兰谈的那些话可能都被记录下来并转给有关方面了，这事与我无关。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请你先说一说谁是菲贡吧。”

“噢，”洛佩斯没好气儿地嘟嚷着，“他是个流氓，骗子、牛皮大王！”

“那你就是为一个吹牛皮的流氓的事来打扰我的吗？”

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洛佩斯竟使用了“流氓”、“牛皮大王”等我最忌讳的字眼。多年来，我一再告诫我的特工人员不要同无赖和流氓有任何联系。阿蒂亚、默尼埃、“大巴掌”等人闯的祸和其它一些事件，使我对这一点有了清醒的认识。

“洛佩斯，你使我感到大为吃惊，”我对他说，“你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不管怎么说，你在法航也算混得不错嘛，可你竟然去同流氓、无赖来往，听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我怒不可遏，不想再谈下去了。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洛佩斯，以后别再找我。下次见到米歇尔时，把你这不值钱的情报告诉他吧！”

洛佩斯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上。我撇下他朝法布尔走去，法布尔坐在汽车里，我们的全部谈活他都听到了。

“你把‘小滑头’剋得好厉害！”他一边冲我说着，一边暗暗发笑。

我只耸了耸肩膀。

“洛佩斯开始招我讨厌了，”我说。

当我回想这场不足挂齿的小争吵时，感到洛佩斯的行为有些蹊跷。他对我讲这些废话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为什么执意要同我谈菲贡这个人以及此人肤浅、可笑的言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才明白，10月12日那天，洛佩斯表面上是来给我们送消息，实际上却隐瞒了一切实情。他只字未提10月7日，即五天之前，某些人曾企图在日内瓦绑架本巴尔卡。这次可不是演习和空口说白活，而是真的干了。摩浩哥人什图基觉得菲贡太爱吹牛，所以把他甩掉了。什图基在瑞士会见了两个真正的江洋大盗：布什塞什和勒尼。但这次绑架本巴尔卡行动没有成功，因此他们计划在别处再下手。

洛佩斯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在他所有的假报告中，他从来没有指出过一个真正的强盗的名字，他把流氓集团所有的人都彻底掩盖了起来。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后来执行绑架任务的人，他之所以抛出菲贡，是因为菲贡不过是一个饭桶，是一个利用一下即可甩掉的家伙。

然而，菲贡是一个难对付的亡命之徒，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撇在一边。一亿法郎这个数字是他提出来的，他还要求先付一半。他甚至给洛佩斯留下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字条，上面写明了付款方式。他在离开洛佩斯的办公室时吼道：“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得不到答复，我就去找各个报社的编辑部。”

这正是危险之所在，洛佩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洛佩斯已不属于我们机关，但他却对那帮人——摩洛哥人、不法之徒和流氓——谎称他享有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严密保护。正因为如此，菲贡才在威胁要向报界披露全部事实时，对洛佩斯说了这样的话，“就是你那个混帐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10月l2日，菲贡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洛佩斯感到心惊胆颤。菲贡这人变化无常，难以捉摸。他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是个半真半假的疯子。万一这个“疯子”真的讹诈到底，那该怎么办呢？惊慌失措的洛佩斯决定先发制人。为了掩盖自己，他便直接来找我，编了一套假话糊弄我，并先声夺人地把菲贡说成是一个无人不知的谎言家。

在随后的几天中，那帮人成功地把菲贡重新控制在手。他们向他许诺：只要他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态度，他就可以参与这件事。实际上，在幕后操纵的那些人早已决定事后就甩掉这个讨厌的家伙。菲贡对此毫无所知，因此就同意进行合作。洛佩斯松了一口气，他并没有向米歇尔普兰汇报此事，我也没有再听到什么。

然而，在奥勃堪波街发生的这件事后来却成为整个本巴尔卡事件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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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敌七
 法兰克福的核弹头 2
洛佩斯把关于本巴尔卡和菲贡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告诉我是想要我干什么呢？我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人。为了问心无愧和不放过任何情况，我早已让人就本巴尔卡一事写了报告给上级，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好在这些无聊的小事不在我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与我毫不相干。我担负着一些比这严重、复杂得多的使命。

前不久，我就曾接受过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戴高乐标榜独立、中立和第三条道路。他想把这些主张落实到行动中去。于是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对保罗雅基埃说：“我希望我国的谍报话动不再是单向的，即只针对为东方国家。美国也应成为我们要经常注意的一个目标。”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从事“全向”谍报活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特别是富尼埃－费雷尔负责的那个第六处，开始对一些大学生和技术人员进行训练，准备让他们打入加利福尼亚的一些研究尖端技术的实验室。这个代号为“大钟”的行动计划后来失败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就摧毁了这个“业余”间谍网。

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某些成员同美国的谍报机关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为止。于是，我的朋友蒂罗德沃若利——我们在华盛顿的谍报组长——被责令就他向我们的盟国提供有关俄国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报一事做出解释。

德沃若利在哈瓦那掌握着一批出色的谍报人员，特别是其中有一位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床睡觉的年轻妇女。他通过这些人成功地搞到了一些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苏联人正在卸下装有导弹零件的箱子。他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

戴高乐怒吼遭：“德沃若利背弃了自己的职责。他先为美国人送情报，而后才给我们打报告！”

这就是德沃若利横遭清洗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德沃若利把他获得的全部材料都送回巴黎了。这点我是清楚的。他只是在发觉法国当局违背协议、没有把在古巴发生的事情通报给美国人时，才决定直接向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们发出警报的。

为什么德沃若利送来的情报被压下了呢？根据我的调查，这是因为地区处的那位高级负责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情报当作一回事，一直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抽屉里。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些情报，所以认为没有必要转报马提翁大厦和总统府。

这在政治上是一起重大的“故障”。由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的军人们帮派思想严重，所以他们一方面为那个渎职的地区处负责人多方开脱，另一方面却对德沃若利横加指责。后来，在本巴尔卡事件中，我也吃了这类玩忽职守和毫无责任感的人的苦头，被那些真正犯有过失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暗算”了。

不过，在这个有关古巴的事件中，还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责令德沃若利说出他掌握的那古巴情报员的名字。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对他进行审查。他们还说：“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信任你。“

德沃若利对此极为不满，但人们强迫他这样做。后来德沃若利得知，他的那些情报员都被卡斯特罗的特工部门逮捕了。

这真是太过分了。德沃若利不能容忍这一情报“故障”和这一不可饶恕的泄密。他大胆地找他的上司算帐，可是，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即使有些人知道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也爱莫能助。大家都害怕受到戴高乐将军的怒斥。德沃若利感到自已成了牺牲品，便决定留在美国，拒绝返回巴黎。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因此我向头头表示愿去美国找他，不管

他本人愿不愿意，我也要把他带回法国。

我说：“如果他不跟我回来，如果他真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叛徒，我发誓，哪怕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一定亲手打死他！”

我心中明白，我根本没有必要开枪打他。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同意派我去美国。人们并不想让德沃若利回来，因为如果他直言不讳地为自己辩解的话，那就会令许多人狼狈不堪，德沃若利后来告诉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曾派了一些人去美国杀害他，但这些人都被悄悄地赶走了①。

我是为他辩护过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没有任何人感谢过我的这一举动。在开展“全向”谍报活动的时期，我被怀疑为亲美派。我之所以暂时没有象德沃若利那样被彻底搞掉，那是因为我的那班人马于得非常出色，而且也由于我事必躬亲，以身作则。那些从不出现场参加直接行动的官僚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我，第七处就会解体、垮台。

此外，我的上司还这样考虑：“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我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我的心情很矛盾：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向我赠送军装以便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这是一杯苦酒，我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我必须服从我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我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是，这件事却只在博蒙和我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猜想这是最高情报委员会，即戴高乐将军本人的特殊安排。

我甚至不知道保罗雅基埃是否了解这一情况。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我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

①德沃若利后来同美国人利昂尤里斯合写了一本书名为《Topaz》的著作。他在书中揭露说：戴高乐的亲信中有一名俄国间谍。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我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要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四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我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作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切开一个垂直的U于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人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我对博蒙说。

他的态度依然那样神秘。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这么大，估计有五十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我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我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

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当我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我想出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我。如果这个热心人知道他的摩托车最终将用来干什么，他该怎么想呢？

在我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摩托骑得很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溜门撬锁和开保险柜的能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布列塔尼。当时，他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驾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我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我这里“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我们的安全小组走遍了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我们的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我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雷蒙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道，“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我再次合作，共同执行我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就使我明白究竟要我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了。

部署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一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俄国人采取福拉穆尔式行动①而造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发出第一次警报就可以给导弹安上核弹头。在平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

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密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应把仓库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①《福拉穆尔博士》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创作的一部电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位美国将军，主要情节是：他于1964年派出一架原子轰炸机去莫斯科，意欲挑起一场核冲突。——译者

“你看，”我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装置，可以承受七十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钩扣，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我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程？”阿迈尔没好气地问道。

“三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我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我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后，美国人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我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我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十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我们每天晚上就搞几小时的演习，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行动时间。我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我在每所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车子发动时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我们应尽量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我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在进行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我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我们将使用我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这就必须制定一套精确的密码在关键时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我只挑选了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我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小组。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

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我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伺我们的人绝对听不懂我们的话。

每天晚上，雷蒙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到什么程度了？六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当本巴尔卡事件爆发时，我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五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努力，我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时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项计划，而雷蒙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

不仅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本身也保不住了。

在审理本巴尔卡一案时，当佩雷斯庭长问我在阴谋反对这位摩洛哥政治家的期间到底在干些什么时，我是否应回答“我在准备为戴高乐将军偷窃一枚美国核弹头”呢？


关键词(Tags): #间谍，#勒鲁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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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敌七
 恶人当道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价值观念被搅乱，神圣的旗帜被玷污；自认为威力无穷的总统制却容许无政府主义暗中存在；告密行为博得褒奖，犯罪勾当竟不受惩罚。在这个时代里，那些负责维护法律的人无所顾忌地赦免了绑架阿尔古上校①的罪犯，然而却宣称对遭到非法绑架的阿尔古上校进行

①安毛万阿尔古(AntoineArgoud)原为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被怀疑为一起颠覆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后来到德国避难，1963年2月25日在慕尼黑被绑架。——译者

审判是合法的。

既然为所欲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还有什么可以使某些人感到顾忌呢？本巴尔卡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乌烟瘴气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小滑头”洛佩斯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联络员，禁毒便衣警察的情报员，而且还是为他那些摩洛哥朋友殷勤服务的仆人，但更主要的是强盗集团的一员。

强盗们控制着他，操纵着他，并利用他提供的掩护，在奥利机场通行无阻，这些强盗并非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的势力甚至凌驾于内政部长罗歇弗雷、警察局长帕蓬、保罗雅基埃将军和摩洛哥国王之上。

他们得到警察的默许，脚踩几只船。他们声称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干过事。对其中某些人来说，这话倒也不假。例如，若阿蒂亚、布什塞什和勒尼克西就曾受雇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行动处，虽然他们参与的那些行动遭到了惨败，但他们却一直以此为荣。

他们是警察的耳目。比如，菲贡就不断向警察局情报处的头头卡伊警长提供情报菲贡泄露了许多机密，甚至威胁要在报上公布一些内幕情况，所以后来就被干掉了。但流氓中那些会掌握分寸、善于操纵警察而不被警察耍弄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危险的。

我们看到这些人带着警察身分证和携带枪支的许可证，拼命争夺各种肥缺。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戴高乐政权治安机关的干将，另一些人则运用他们的特殊本领——转卖诈骗来的商品、开假发票；买空卖空和各种走私活动以及输出资金等——来帮助戴高乐派筹集竞选经费。

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从事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活动时，还是在负责竞选宣传大会的保卫工作时，他们都是受罗歇弗雷指挥的。这些歹徒为这个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同若金汤。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公民行动队的核心力量，也是戴高乐共和国的一支杂牌“警卫队”，这使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出示隶属这支神通广大的特殊警察部队的特别证件，必要时还可以干掉那些胆敢查问他们的真正警察。强盗克里斯蒂昂这维德就是这样干的，他在1966年2月2日打死了警察加利贝尔。而当时，整个法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本巴尔卡事件上。

他们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打入一切机构，到处起着腐蚀作用。警察局和内政部都有他们的人。他们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安插了情报员，在福卡尔那里也有耳目。这是一个新的集团，他们相互勾结和利用，并采用讹诈和恐怖手段来胡作非为，警察在他们面前吓得发抖，不得不容忍他们的一切暴戾行为。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被捕了，法官们就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使他们获释。律师们为他们出谋划策，甚至还充当他们的联络员。如果这些人象皮埃尔勒马尔尚那样是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派高级决策机关的常客，那就更是如此了。

由于他们具有狼和鲨鱼一般的灵敏嗅觉，所以他们能敏锐地觉察到国家这部车子在行进中出现的任何颠簸。1965年10月，即在年轻的第五共和国进行第一次总统选举的两个月之前，最高领导层的某些人觉得戴高乐将军年事已高，不宜继续领导法国了，这种阴暗的气氛并不全是密特朗和勒卡尼埃这些反对派造成的。

就在政权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集团。受到权力诱惑的蓬皮杜从戴高乐将军高大的身影后面令人不安地露出了他那肥胖的身躯。本巴尔卡事件发生后，一些人还在希望戴高乐将军由于疲惫和精力不济而宣布退出竞选，给他的总理让路。笼罩着绑架本巴尔卡一事的神秘色彩完全可能进一步动摇这位年老体衰的斗士的地位。

流氓们对事态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些人是在为自己打算：应该把绑架本巴尔卡的帽子扣到谁头上呢？万一事情搞糟了，怎样才能掩盖自己呢？

事情很简单，只需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特工机构头上就是了。法国政府一定会把此事压下来，而决不会愚蠢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置于受审的地位，使它成为报界、警察和法院的攻击对象。万一政府采取责难特工部门的态度，那也只会进一步束缚特工部门的手脚，使打入这一部门的那伙人更能为所欲为。

不管怎么说，策划这一阴谋的人肯定会捞到好处。但这一招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取决于洛佩斯。此人是三料、甚至四料特务，他精通造谣惑众之术，是巧造迷魂阵、编造假情报的老手。

10月28日晚，洛佩斯把他的顶头上司——警察苏雄叫到奥利机场，要他帮个忙。他说：“明天早上，我们要在巴黎拦截一个人。这个人曾多次策划反对摩洛哥国王的阴谋，目前又在准备新的谋反活动。他曾被摩洛哥司法机关判刑，但宽宏大量的国王赦免了他……”

洛佩斯说的这个“家伙”叫“巴尔卡”。他要在第二天（星期五）去巴黎南边的梅内西附近的一个朋友家秘密会见国王的密使。

但洛佩斯故意掩盖了下列事实：提供别墅的那位朋友就是流氓布什塞什，而会晤地点实际上在丰特内勒维孔特。

相反，他却向苏雄透露了要同“巴尔卡”谈判的摩洛哥人士的名字：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将军和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少校。

苏雄有点不大乐意，他说他无权做这种事。洛佩斯答称，这事正好归苏雄管，因为这个“巴尔卡”还被怀疑通过一个大学生把印度大麻带进了大学生宿舍区。

“吸毒的事归你管吧？”

“没错。”苏雄勉勉强强地同意了。

后来，这位警察对人说：“洛佩斯给我们帮了很多忙，却从来不要什么好处，他找我帮忙就这么一次，我总不能推卸吧……”

再说，洛佩斯还向他保证说，这次会见是由法国某些高级领导机构出面安排的，他过去的上司、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菲维尔和总统府秘书长雅克福卡尔都“知道此事”。

洛佩斯还对苏雄说；“你们警察局的领导也了解，你尽可以放心。”

尽管洛佩斯向苏雄作了一大堆堂而皇之的保证，苏雄还是心存狐疑，要求允许他考虑一下，到第二天早上再回话。至少，后来他是这么讲的。他的谨慎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尤其是因为他同洛佩斯有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两人一起秘密经营着一个专供禁毒便衣警察玩妓女的旅馆。

他俩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碰头，苏雄按时来了，并表示接受这个使命。有一个人通过警察局内部电话同苏雄进行了联系。他自称是雅克奥贝尔，是内政部长罗歇弗雷的办公室主任。他要苏雄放手去于。于是，苏雄就和他的助手瓦托在将近十二点时开着一辆警车来到李普啤酒店。

开始下手了。1965年10月29日中午十二时半，本巴尔卡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苏雄和瓦托拦住，洛佩斯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他化了装，戴着一副墨镜和从他的警察朋友那里弄来的假胡子。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任何一位自重的特工人员都不会如此可笑地化装的。

实际上当然是洛佩斯在指挥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认识本巴尔卡。他把本巴尔卡指给了他的穿着便衣的同伙。这一伙人乘着警察局的一辆403轿车向位于丰特内勒维孔特的流氓布什塞什的别墅驶去。汽车由苏雄驾驶，洛佩斯坐在他旁边。本巴尔卡坐在后座上，被警察瓦托和强盗勒尼紧紧夹在中间。

另外两个流氓帕利斯和迪巴伊在几米之外的地方望风，准备在必要时助以一臂之力。看到403轿车出发了，他们也开动了自已的车子，并且很快就超过了403轿车，争取先赶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便帮助主人安排“接待”。根据计划，还应当把本巴尔卡带到几公里以外、位于奥穆瓦的洛佩斯家里去。

至于在汽车行驶途中，在到达布什塞什的别墅后以及后来在洛佩斯的家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谁也搞不清楚。

在此后的十五年中，人们提出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一种说法是，本巴尔卡被塞进警车后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勒尼为制服使劲挣扎的本巴尔卡，用两臂死命地夹住他，把他的颈椎骨都弄断了，结果，在抵达丰特内勒维孔特时，从车上搬下来的只是一具尸体。

说谎成性的流氓菲贡也有一种说法，而且由记者让马尔维耶和爱德华贝尔撰写成文，登在报上。菲贡说，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来到洛佩斯家的地窖里拷打被捆在暖气锅炉上的本-巴尔卡，把他打死了。为了使情节更加引人入胜，一家著名周刊的社长在叙述上面的故事时还添油加醋地声称，乌弗基尔当时手中还持着一把匕首，从此之后，人们在谈论这一犯罪案件时总要提到这把东方短剑。

根据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这个事件涉及到一笔肮脏的第纳尔①交易。我们知道，若阿蒂亚和布什塞什一帮人不断来往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从事着总额高这几亿第纳尔的非法交易，他们诈骗那些急于把现金转到欧洲去的归国法侨和实业家。

一天，这伙流氓偶然趟见了一个人，于是向他兜售一大笔第纳尔。这个人出于旅行和开展活动的需要，决定买下这些第纳尔。此人就是摩洛哥人本巴尔卡，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伙流氓打交道，他们的第纳尔来路不明。交易是在日内瓦进行的。本巴尔卡毫不犹豫地糊弄了这伙小偷，成功地带着钱溜之大吉了。这伙人发觉自己上当后，就到处寻找本巴尔卡，想逼

①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货币。——译者

他说出他把那笔财富——八亿多第纳尔藏存哪里。这伙强盗后来了解到了本巴尔卡的身分，并通过熟人获悉也是摩洛哥方面政治绑架的对象，于是他们就想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在把本巴尔卡抓到手后，他们先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让他说出钱藏在哪里。然后就可以把他交给摩洛哥人，换取巨款和重赏。

可是，从这个故事看来，流氓们后来手下得稍重了一些，而本巴尔卡的心脏又稍为脆弱了一点，他被打死了。

他们后来又是怎样处理本巴尔卡的尸体的呢？这一点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因为几乎已没有幸存者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披露真相。本巴尔卡的尸体可能就埋在丰特内勒维孔特附近的小树林里；也可能被扔进巴黎地区某个工业家的石灰窑里烧成了灰，或按照美国黑手党的作法，被浇灌在巴黎中心鲁迈尔街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的钢筋水泥柱里。

有些人一直确信，本巴尔卡的尸体被装进一只货箱运到奥利机场，并装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运走了。另有一些人却说，他的尸体被一架旅游小飞机扔在拉芒什海峡。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谁也没有再见到过本巴尔卡。我在这一事件中干了些什么呢？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又与此事有什么瓜葛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当调查开始时，洛佩斯一口咬定他把事情的一切经过都告诉了我。他说：“我给你妻子打过电话！”

10月29月上午九时，即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的那家小店附近设下圈套绑架本巴尔卡之前三小时，洛佩斯往我家打了一个电话。他明明知道，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准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离开家了。他也知道接电话的一定是我的妻予费尔南德，她对我的活动毫无所知，也不了解我去哪儿了。

那么，洛佩斯对我妻子谈了些什么重要事情呢？他只是说他不能按原定计划去奥利机场接保罗雅基埃将军了。保罗雅基埃将军在会晤了他的葡萄牙同僚之后，要从里斯本返回巴黎。洛佩斯解释说，“因为我和摩洛哥人有个约会……”

他就说了这些。我的妻子对这件事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她含混地答应说，在见到我时一定向我转达。但她又告诉洛佩斯，白天她和我没有任何联系，而晚上我也可能不回家，我很少呆在家里。

这些情况，洛佩斯是一清二楚的。他只是想把给我妻子打电话这件事作为一个幌子，以便说明他通知过我。但他通知我什么了呢？即便我的妻子把他的话转告了我，那也不能使我明白任何东西，因为洛佩斯几乎每天都同摩洛哥人有约会。

如果那天上午在发生绑架之前，他有紧急情况需要报告的话，为什么他不同我在奥利机场的助手米默尔普兰联系呢？此外，洛佩斯了解我的习惯，他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同米歇尔一起给我们在奥利机场的特工人员介绍情况，他完全可以直接来找我，至少可以来弯一下。

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当本巴尔卡被带到丰特内勒维孔特以后，洛佩斯又去干什么了呢？他根本没有来向我和米歇尔普兰汇报。

他跟苏雄和瓦托一起坐着警察局的403轿车返回巴黎，在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和圣佩尔街的交叉日下了车。这时是下午一时半。此后，他又白白放过了宝贵的一小时。他干什么去了呢？

他走进了圣佩尔街的“老兵俱乐部”。这是抵抗运动老战士的聚会地点，但也是密探和戴派活动分子的巢穴。他决定从那里打电话。

俱乐部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而这正中他的下怀。他希望被人看到。他需要有人为他作证，说他走进“老兵俱乐部”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的存衣处去打电话了。

他在楼梯上正巧碰上了他的老朋友卡尔卡松－勒迪克，卡尔卡松刚去地下室接过他妻子打来的电话。他是福卡尔的朋友，是最忠诚的戴派分子活动网的头目之一。他显然可以作证说：“是的，我看见洛佩斯在一点三十分到达俱乐部，进门后，他立即去给某人打了电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某人”就应该是我了。但在这关键的一天里，洛佩斯这样一个老练的特工人员竟然屡犯错误，尽出纰漏，真是不可思议。他明知道我每星期五都在阿蒂斯蒙斯，但他却偏不往那儿打电话，而是拨了我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电话号码。

只有洛佩斯自己一个人声称给我打了电话，而实际上，人们永远无法找到有关这次电话联系的任何记载。

洛佩斯说：“我打电话给菲维尔，但他不在，是他处里的一个人接的电话，我向这个人作了简短的口头汇报……”

据洛佩斯说，这个汇报只有几句话：“告诉托马（这是指我），唐比得罗（这是洛佩斯的代号）说，与摩洛哥人约会的地点在丰特内勒维孔特他家的附近……”

作为一次组织得如此严密、有警察流氓和摩洛哥人参加的绑架事件来说，这一口头汇报未免有点简单。但工于心计的洛佩斯企图使人相信：他在电话中无需作更多的说明，因为我已了解其它情况；而他给我留下口信，只是为了确认行动计划。可以说，陷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活动与绑架本巴尔卡的行动同时开始了。

离开“老兵俱乐部”后，洛佩斯驾驶着他留在巴黎的奔驰牌轿车去丰特内勒维孔特接布什塞什，并和这个流氓一起回到奥利机场。随后，他俩一起在机扬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同拉巴特通电话。

洛佩斯首先给摩洛哥保安局局长德利米的办公室主任阿夏西挂了一个电话：“你的客人到了，他同意见你！”

然后，他又给乌弗基尔的办公室主任阿兰姆打电话：“你的家具准备好了……”

由于电话间太小，挤不下他们两人(布什塞什素有“大胖子”之称)，他们只好让门半敞着。当时呆在附近的一位名叫苏阿尔的邮电部监察员注意到这两个人极度紧张。他甚至在无意中还听到了只言片语。

神色慌张的布什塞什向洛佩斯提示他该说的话。摩洛哥人应到：“立即来一下，如有必要，可坐军用飞机来”。绑架者在执行计划过程中似乎出了一点毛病。

邮局负责人后来找到了有关这两次通话的记载：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二分，另一次是在十七时三十八分。

当晚，洛佩斯又在家里同他的摩洛哥朋友通了电话。先是乌弗基尔给他打来电话，要他证实本巴尔卡已“被抓到手”，乌弗基尔似乎有点将信将疑。当然，他还是会来巴黎参加预定的会见的。

“但我必须先征求一下老板的意见。”

乌弗基尔所说的“老板”指的是国王。如果他得到国王的同意，他就会在当天夜里搭乘二时三十分那班飞机来到巴黎。德利米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称他将于第二天下午两点到达奥利机场。洛佩斯对前来打听消息的布什塞什和勒尼说：“行了，乌弗基尔和德利米就要来了！”

10月29日那天晚上，我离开位于阿蒂斯蒙斯的指挥部返回巴黎，我一点也没料到就要出事。我的朋友和助手雅克韦兰开车送我。我自己的车留在图雷尔总部，所以我还得去那里取车。

我利用这个机会到二楼办公室取我忘在那里的雨衣。我环视了一下空荡寂静的办公室。这个周末正好和11月1日的万圣节连了起来，因此任何行政人员都不会在下星期二之前返回这里。我打开办公室的灯时，雅克韦兰也在场。

办公室里干干净净，看不到一张纸片。根据这里的规矩，每天晚上，所有的档案、文件、通报、笔记，乃至打字纸都要锁进保险柜。纸篓里的废纸必须烧掉。

如果处里的人替我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并为此在办公桌上给我留了条子的话，我是会一眼就看到的。我会赶紧看一下纸条的内容，并视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然后我还会给留条子的人打电话狠批他一顿，因为在办公桌上留纸条是违反安全规定的。

倘若有人有急事告诉我，我处里的人就应当打电话到阿蒂斯蒙斯找我，或在我回到局里时当面通知我。要是在夜间，他们可以随时给我家里打电话。

当我们全处的人都外出活动，而我本人也不在处里时，我手下的一位行政人员雅克布瓦泰尔就负责每天晚上把东西都锁好。他熟悉所有的安全规定，他的职责就是执行这些规定。他负责检查每个办公桌的桌面是否已经收拾干净，并负责传递当天的最后一些文件。

那天晚上是布瓦泰尔值班，但我没有见到他。我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东西。白天没有人通知我有什么事，晚上也没有人往我家里打电话。

实际上，在那个神秘的时候，应该把我蒙在鼓里，不会有什么真实的情报转告我。人们不让我有可能采取下列行动：提醒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某些负责人，要他们发指示，做出应有的反应，让警察局审问洛佩斯并派人去布什塞什家搜查。

这主要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完结，那些策划者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让别的事情妨碍事态按原定计划发展。

10月30日（星期六）凌晨三时，洛佩斯在奥利机场等候乌弗基尔。然而，这位摩洛哥内政大臣并没有出现在来自卡萨布兰卡的旅客中。

洛佩斯回家后接到乌弗基尔打来的电话：“我因有事而耽搁了。我今天下午五点到巴黎。”

随后，德利米又从阿尔及尔给洛佩斯打来电话，他说他在订购机票方面遇到了困难，他要求洛佩斯同那些阿尔及利亚同行们交涉一下，帮他在下午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搞到一个座位。

“这回行了，他们上路了！”洛佩斯对惊呆的布什塞什说。布什塞什已感到他们手中的本巴尔卡是个没人要的包袱了。

这个消息却使流氓帕利斯、迪巴伊和勒尼感到宽慰，他们要同德利米手下的一个摩洛哥警察侯赛尼一起去帕雷“老邮局餐厅”吃午饭。

德利米一抵达奥利机场就在洛佩斯的陪同下坐车前往帕雷“老邮局餐厅”找他们。当他走进饭馆时那伙人正在喝咖啡。

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了！德利米表示可以去检查“包裹”。这位拉巴特的保安局局长在强盗勒尼和他的摩洛哥助手侯赛尼的陪同下前往车特内勒维孔特。布什塞什继续扮演着房主的角色，他出面接待了他们。

与此同时，洛佩斯返回奥利机场去迎接乌弗基尔。这次乌弗基尔按时到达了。寒喧、拥抱之后，洛佩斯立即开车带他的这位朋友——摩洛哥国王的内政大臣去丰特内勒维孔特。

路上，乌弗基尔要求洛佩斯当晚把他在奥穆瓦的别墅让给他使用。

“当然可以，没问题。”洛佩斯爽快地答应了。

他把别墅的另一把钥匙交给了乌弗基尔。使乌弗基尔和他的朋友们尤为放心的是，洛佩斯将在傍晚时带着全家去卢瓦雷的贝勒加德度周末和万圣节，别墅完全空出来。

洛佩斯理应为乌弗基尔提供这个方便，因为乌弗基尔曾在拉巴特自己家里接待过洛佩斯，并表示要尽力让他当上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的经理。

车开到了布什塞什的别墅前。洛佩斯没有走进别墅，他让乌弗基尔到里面去与其助手德利米会合。

然后，洛佩斯回到自己家里，带上妻子和孩子到乡下去了。

那已是l0月30日的傍晚。在白天那么长时间里，洛佩斯本来完全可以同我们取得联系，把发生的事告诉我们。然而，他根本就没有吭声。

突然，电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宣布，一个叫本巴尔卡的人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失踪，当时同我一起听到这一消息的还有达尼埃尔普热。我们都感到震惊。

“很久没听说这个家伙了，”我对普热说，“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由于在“智囊行动组”时期，本巴尔卡的名字曾时而出现在需要“处理”的人的名单上，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行动处搞的鬼，但我又不太相信这一点。不过我知道这位摩洛哥领导人树敌甚多，并在各大洲参与过不少黑幕活动，所以他可能会遇到不测事件。

本巴尔卡在巴黎有一个心爱的女朋友。这个女人名叫玛塞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