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胆怯的“犀牛”-下 

康巴塞雷斯俱乐部是个并不引人注目的酒吧间，位于内政部附近。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它是我们从事谍报活动的最有效的场所之一。我们经常邀请贩卖军火的投机商、外国武官去那里，温柔的女招待员卖弄风骚，能套取许多机密。后来，我们又在那里接待了许多当今黑非洲的重要领导人，做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有一位女特工人员，叫索尼娅，她当过体操教员，后来又在波尔桑－博蒙特工训练基地担任女跳伞营教官。这位把自己的一头金发修剪成小伙子模样的女郎，出色地管起了康巴塞雷斯酒吧间，热心款待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高级顾客。

这种由我们秘密开办的俱乐部不止一处。我们依靠它们收集了大量情报，甚至还招募了一些联络员，掌握了一批有名望的外国人士。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只碰到过一次麻烦，而且很快就得到了解决。那是一起非同寻常的敲诈勒索案，肇事者就是臭名昭著的流氓勒内吉里埃。他刚出狱不久，就来找康巴塞雷斯酒吧间的经理让诺贾马泰索要一大笔钱，并声称作为变换条件，他往后可以对贾马泰提供保护。

吉里埃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涉足的是什么地方，至于贾马泰，他当然也难于启齿告诉吉里埃，他早已享受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充分保护……

约定取款的那一天，吉里埃拉了另外两个歹徒一起来康巴塞雷斯取钱，我一个人坐在洒吧间柜台前。古里埃拖着一条以前冒险越狱时摔坏的腿，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大声呼唤老板，一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由于我的神情泰然自若，他以为我是一个善良的顾客。

“我有言在先，今天上午不得接待任何顾客！”他冲着女招待员嚷道。

他用手指了指我说：“叫这个家伙赶快滚！”

他掏出一支P38式手枪，用枪管故意拨弄柜台上电话机的转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今儿个谁要是不识相，我让他见上帝！”

说时迟，那时快，我霍地站起身来打掉了他手中的凶器，同时迅速抓过我藏在旁边的赫斯塔尔式手枪。

“蠢货，快带上你的喽罗滚开！”

这时，门口出现了两名我预先布置的第七处特工人员。这个草包的窘相使他们嘻笑不止。吉里埃象一只丧家犬。他正想转身溜走，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听着，不许来搞爆炸破坏！这里要是发生什么意外，我就找你算帐！”

从此以后，吉里埃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其他流氓也没有敢来惹事。可是，公民行动队出于别的原因，开始密切注视康巴塞雷斯。通过康巴塞雷斯这类渠道得来的某些情报可以用来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用来谋取私利，满足一些密探贪婪的欲望。这就是别人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眼红的原因。

卡南吉塞尔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并且强调他是与第七处的大多数同事商量后前来找我的。他说：“同事们看到在内部居然采用特务手段，致使局里‘恐谍症’蔓延，他们都感到非常愤慨。尽管科莱先生一再煽动，大家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科莱也曾企图争取我，我把他顶回去了！”

卡南吉塞尔诡秘地向我一一列举了坚决回绝科莱的人的名字，我注意到，处里有一部分人的名字他没有提。

“亲爱的卡南吉塞尔，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刚才忘了列举名字的那些人迎合了科莱的要求，是不是？”

卡南吉塞尔做了个突然醒悟过来的手势。

“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达到目的，科莱先生软硬兼施，用隐晦的语言相威胁，又用封官许愿的手法进行拉拢。”

公民行动队对局里其它单位控制得够厉害的了，我决不听任它来腐蚀第七处。我如同二十岁时看到外国入侵者一样怒不可遏，我首先去找了保罗雅基埃局长的办公室主任莫尔旺。莫尔旺俊秀的脸顿时阴沉了下来。当初，他曾经是开导我的“教父”，是他启蒙我踏上了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征途。今天，我第一次从他那里隐约感觉出不乐意协助的表示。

“我的孩子，”他说，“可要注意啊！公民行动队非同小可，危险得很哪！”

“正因为如此，我才准备起来反抗。我问心无愧，我决不允许这帮密探腐蚀我们的机构。”

莫尔旺心灰意懒，无意进行斗争。他抱怨我来找他，扰乱了他的宁静生活；抱怨我在他的心灵上激起了阵阵波涛。我为什么不让他过太平日子呢？

“菲维尔，既然我劝阻不了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将来出了事情，那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他告辞。从前，他是一位激励我无所畏惧地向危险挑战的伟大的抵抗运动战士，今天，在他身上，这种气魄已经消失。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象是生活在约内斯库①创作的戏剧“犀牛”之中：连最有本事的人也未逃脱厄运，他们

①约内斯库(Ioneseo,1912－)是一位法国剧作家。“犀牛”是一出幻想剧，创作于1959年，描写一个小城镇上的居民得了一种怪病，先后都变成了犀牛，但只有一个名叫贝朗吉的人不愿应变，不被感染。比喻无论处于什么逆境都应保持尊严。作者在这里自喻为剧中的主人公贝朗吉，而其他人都已变成驯服胆怯的犀牛。－－译者

都蜕变成了驯服的犀牛。

我郑重其事地找了科莱的领导、在我们局反间谍部工作的德尔塞尼上校他是一位脸上堆满笑容，其实难以捉摸的军官。按照各个处负责人之间商定的关系准则，他让我看了科莱的档案材料。

有一个情况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科莱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几个月前，他曾要求到第七处工作。每年，我接到这样的申请不下几百份。许多军官和职员都希望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接受我们的培养。当然，科莱另有图谋。

德尔塞尼召见了科莱。科莱看到我也在他上司的办公室里便一声不吭，这个小伙子身材魁梧，富有魅力，好挖苦人，他一向非常自信。今天，他装作没有看见那个记录谈话内容、以便整理纪要的速记打字员。

“科莱先生，”我说，“我重新看了你要求来第七处的申请报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曾进行过调查，了解到你同一位守不住秘密的女牙科医生结了婚，因此，我们拒绝了你的申请。”

“我知道，你由于混入第七处的企图未能得逞，就采用别的办法来算计我。你找了我的下属对我搞特务侦探活动。”

科莱矢口否认：“根本没有，你搞错了。”

我勃然大怒：“你别赖！要么你马上如实交代，要不你就给我滚出去！咱们等着瞧！总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科莱惊慌失措。他承认，公民行动队的负责人吩咐他考察我对戴高乐主义的感情。但他一口咬定，这并不是为了要控制我。

“我们想知道，是否可以信任你……”

“信任我？那么，你说说看，按照你们的看法，我应该服从谁？服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局长和法国政府呢，还是服从索尔菲里诺街①你们的主子？”

①公民行动队总部所在地，——译者

德尔塞尼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位“倾向性如此明显”的同事。科莱不得不离开反间谍部，在保安处的严格监视下去搞材料编纂工作。不久，他彻底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我本来可以要求给予他更加严厉的惩处，可是，我对战胜了内奸已经感到无比的高兴，我转而整天忙于工作，把科莱事件撇到了一边。我没有顺藤摸瓜，试图去追查同谋。后来，我才发觉——可惜为时已晚——阴谋拆台活动仍在继续。

阴谋的产物——第六处 2

我们举杯畅饮香槟酒、威士忌，品味各色高级点心，以庆祝打开第一千只邮袋，后来又庆祝处理了第两千只邮袋。不管是工作间和实验室的人员，还是护送车队的安全人员和司机，大家互相道贺、尽情欢乐。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这些男男女女都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我们的脸上添了一道道皱纹，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但是我们为自己的高超本领和非凡能力感到自豪。

再说，拨给我们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局领导和政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领导人似乎患了“善饥症”①。

他们贪得无厌，每天都希望得到新的情报。

负责操纵联络员和派遣潜伏特务的各个科捷报频传，我们成功地打入了各国进步青年集团的内部，从布拉格到古巴，许多高级革命干部都是由这些团体培养出来的，1968年震撼西方国家的动乱也是这些集团掀起的。我们的联络员和特工人员密切注视雷吉斯德布雷②去哈瓦那的历次访问以及拉丁美洲出现游击战的

①“善饥症”是医学术语，指一种疾病，其特征是食欲过盛，患者为经常性的饥饿感觉而困扰。——译者

②雷吉斯德布雷(RegisDebray)，法国人，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曾游历古巴等拉丁美洲国家，并发表文章宣传“游击中心”理论，1966年去玻利维亚与切格瓦拉一起开展游击活动。——译者

动向。

可是，有一天戴高乐却命令我们停止对秘密革命运动的监视，因为那个时候，他想打第三世界的牌，打法国同中立国家接近的牌。戴高乐认为左倾分子对他是有利的，其实他们早已策划在拉丁区堆筑街垒①的行动了。

另有一次，警察局打算成立一个特工组，希望采用我们的方法，专门对法国各政党、团体、工会和个人进行秘密侦探。想必他们是对我们拆启邮包的技术眼红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求我同意让警察局的四名巡警来我们的实验室接受培训，以便结业后回去建立他们自己的班子。

“你把你们的所有办法都传授给四位巡警，”他们说，“如果需要的话，你把器材也借给他们使用。”

我反对把我们迄今为止仅用于对付外国和敌对特工机关的开封邮件和包裹的高超技术转让出手。

他们便回答说：“既然你不愿意对政党下手，而且拒绝了我们向你提出的对工会采取行动的要求，那么总得让别人去干吧！”

“但不能用我花了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办法和器材。这一切应属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所有！”

“这是总理的决定，是命令！”

我还遭到了来自博蒙的打击。他当时已接替乌诺上校，担任研究室主任。博蒙对我并无好感。在总部，他代表着老的军方传统势力，极不乐意与残剩的文职官员共事。他正在等待时机，企图来个彻底扫地出门，把迟迟不走的文职人员全部撵走。

看来，博蒙对第七处的作用日益加强心怀不满，他认为，我们管的事太多，手伸得太长。戴高乐将军停止了行动处，特别是第二突击队的活动，这又给第七处扩大自己的权限提供了方便。从人员、拨款、效能等方面来看，第七处确已成为国外情报和反

①法国拉丁区是巴黎的大学区，1966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一些人在那里堆筑了街垒。——译者

间谍局的中流砥柱。

正因为如此，有一天，特工机关的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大老板格罗森将军说：“总部的其余单位都可以砍掉，只要有1960年那样的行动处和现在的第七处，就足以起非凡的作用。”

可惜，行动处已经奄奄一息，第七处的命运也蒙上了阴影。

“你的工作太忙了，”博蒙假惺惺地对我说，“我想帮你减掉一部分公务！”

他摆摆手，拒绝了我的反对意见，接着说：

“为了使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矛头针对美国和东方国家的秘密活动中去，我准备再设立一个处，专门负责指挥你的联络员。”

博蒙认为第七处实力太强，他拿定主意要另立一个分庭抗礼的单位，夺去我的一部分权力，削弱第七处。就这样，第六处应运而生，它的别名叫“巴黎基地”，代号为“野牛”。

不出所料，博蒙把“野牛”交给了现役军官。这是第七处走向崩溃的第一步。

显然，我决不会俯首听命而不进行激烈反抗。我曾多次提醒博蒙注意他的计划包含的危害。第七处多年来指挥着一支特务和联络员队伍，熟悉他们的情况，如今却不得不把他们交给一批大多未曾受过专门训练的军人去管理。

为了替我们效劳，为了收集情报和送回文件，这些不拿报酬的义务特工人员经常在国外冒极大的风险。由此可见，管理这些人是一项异常艰难和微妙的任务。联系人和联络员之间必须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彼此绝对信任的关系。他们应该和衷共济，养成融洽相处的习惯。

我担心在管理和指挥联络员的工作上会出纰漏，发生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致命的疏忽行为。联络员如果在共产党国家或非洲国家被捕，那就会被长期关押，有的可能染上疾病，甚至牺牲生命。我们第七处的管理人员久经考验，从未出过此类事故。所有这些担任联络员的老战友、实业家、干部、科学家、商人，长期以来一直信任我们，因此我总觉得应该对他们负责。

“况且，还有一个危险，”我对博蒙说，“我们的联络员往往个性很强，他们可能反过来控制联系人。我们对于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会让他们左右我们自己。往后联系人换了，万一哪一个合作者施展阴谋手段，利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作掩护企图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后来发生的德卢埃特事件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了。

博蒙对我的意见置若罔闻。他轻视我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积累起来的指挥和管理数百名联络员并与他们友好相处的经验，因而铸成大错。他对于我的经验甚至连理解也理解不了。他并不具备那种待人接物时通情达理的品德。他官气十足，冷酷无情，难以亲近，几年前，在他的指挥下，“米诺斯行动”惨遭失败，向铁幕那一边空投的捷克人均被对方抓获。事后，博蒙被调往默默无闻、枯燥机械的破译密码处工作。

我问博蒙：“为什么你们第六处不自己招人加以培训呢？这不比从我这儿挖走联络员更合乎情理些吗？”

我采取了拖延战术，这使博蒙大为恼怒。他派他的心腹、反间谍部的军人纳达尔上尉不断地来催逼我。

纳达尔把我的联络员一个一个地挖走，并拿去了有关他们的卡片和档案。我力图把最优秀的人员保存下来，纳达尔则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抢过去，最后，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雅尔塔式会议，达成了谅解：他把海上谍报、空中谍报、军火交易和科学研究等科室留给我。

博蒙把他的第六处设在巴黎荣军院内，也就是说，设到远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军人那儿去了。真怪，原第二局的一班人企图重新置我们总部于军人控制之下的迷梦，居然在事隔十五年之后由博蒙部分地实现了。

我按照规定，断绝了同我被迫转让给第六处的联络员的一切联系。我手下的特工人员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得不抛弃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们无权再与这些朋友来往。

一些联络员不满地说：“我们认识你们已经很久了，我们不了解其他人，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

有些人甚至扬言洗手不干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志愿情报人员，未曾签订过什么合同，他们完全有自由与总部脱离关系。

威胁要脱离关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出面安抚解释：“‘巴黎基地’一定会更好地照应你们的，我们现在实在是无暇顾及你们！”

博蒙和纳达尔上尉却把遇到的麻烦归咎于我们，指责我们故意从中作梗。“野牛”就是在这种吵吵嚷嚷的气氛中诞生的，难怪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新的联系人中有一些军官既幼稚又无能，常常干出难以补救的蠢事。

更为严重的是，博蒙选择了终日忧心忡忡的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来领导“巴黎基地”。这个军人高挑身材，后背略驼。富尼埃－费雷尔与我不同，他是一位毫无主动精神、听任驾驭的懦夫。

富尼埃－费雷尔很担心自己的身体。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药品。他被提拔担任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后反而苦恼，夜不能眠。他对自己的人生安全也顾虑重重。每天下班回家，他都要沿着房屋周围转上几圈，直到确信没有人跟踪才走。

十五年间，他只到国外执行过一次任务，而且还是绝对平安的差事：到洛桑去和一位情报员联系，调查有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事，他唯恐不保险，随身带了一支挺显眼的手枪。可是，快到瑞士边境的时候，他又突然发起愁来，生怕瑞士警察搜查出他的武器，于是他一心想把手枪转移。他天真地打算把手枪托付给一家法国旅馆老板保管。

他说：“回来时我再取。”

可见，那位老板以为他是歹徒，不愿帮他的忙。最后，在进入瑞士国境之前，富尼埃－费雷尔把他那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存放到法国宪兵队那里。

就是这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接受了第七处的一部分机构和人员，当上了“野牛”处处长。博蒙因而也觅得了一位他所希望的温顺听话、俯首贴耳的同事。第六处采用的工作方法在我看来是不正规的。它高价雇用联络员，同他们签订合同，发给酬金。

如果合同废除，还给予他们一笔可观的赔偿费。第七处的联络员可不是这样，他们总是自愿为我们工作，开支由他们自己承担，在经济上不领取任何补贴。

1969年，富尼埃一费雷尔发展了一位名叫罗歇德卢埃特的农艺师作为“合同雇员”。德卢埃特接受了训练，准备潜入古巴收集情报。后来，由于行动计划取消，他没有去古巴执行任务，然而，他却得到了“巴黎基地”的一大笔赔偿费。

按照规定，合同一经废除，德卢埃特就应被视作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富尼埃－费雷尔和他的保卫科的人却昏头昏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忘了收回发给德卢埃特的特别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着他的姓名，贴有他的照片，凭此证可以出入“行政联络署”（第六处赖以掩护的公开招牌）大楼。

就这样，德卢埃特——社会上的一个普通人——手头竟然持有一份隶属于法国特工机关的证件。如果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也许会把这份证件妥为保藏，仅仅留作纪念，待到年迈时拿给儿孙们看看。可是，德卢埃特却是一个债务累累、喜新厌旧的冒险家，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六个孩子，去同一个年轻的姑娘姘居。他挖空心思，企图赚钱。当一帮流氓怂恿他往美国贩运毒品时，他欣然同意与他们勾结。

当然，他很担心自己被抓住。美国的法律对于投机走私贩毒是无情的。万一倒霉出事，怎样才能避免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呢？

他有一位朋友，是活跃在日内瓦、巴黎和黑非洲之间的一个走私小集团里的人。他向德卢埃特出主意说：“这不是很简单嘛！如果你被逮捕，你就对美国人说，你是奉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之命执行贩毒任务的。你向他们解释说。‘我是巴黎基地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手下的人，是他要我执行这项使命的……’你可以向他们出示那份特别通行证，作为证据，你将看到，中央情报局对于这一意外的收获一定会欣喜若狂，能使奢望打进美国的法国特工机关陷入困境，这不挺好吗？……”

于是，德卢埃特放下心来，恢复了平静。一天夜间，他们两人躲在布尔拉雷纳一座别墅的车库里，往一辆大众牌面包车的车身踏板下塞了九十包海洛因，每包重半公斤。忙乱中，他们把两包毒品撒到了地上，两人拼命扫了好几个小时，白粉尘土飞扬……

随后发生的一切就是官方的事了：那辆走私面包车于1971年4月5日被美国海关扣住，德卢埃特也遭逮捕。审讯时，他逐字逐句地向检察官斯特恩重复了他的朋友口授给他的那段供词。富尼埃－费雷尔上校因此受到美国司法机关的指控，被迫引咎辞职，并隐居起来。这件丑闻震动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冀望担任特工机关领导的雅克苏斯戴尔以及比约特将军要求解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米歇尔德勃雷不得不登上参议院的讲坛为我们局辩护结果德卢埃特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上关了两年。获释后，他去纽约开了一家法国饭馆。

博蒙“孕育的怪胎”、别人从我的肌体上“剜走的一块肥肉”、军人们怀着并吞和破坏第七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第六处，就在这样一场风暴中荡然无存。后来，我在自己不幸的人生道路上，在本巴尔卡事件的争端中，又碰上了博蒙……

关键词(Tags): #间谍，#勒鲁瓦，

2010-04-04 07:05:33

2829347 复 2806989

不成熟

 【商榷】末尾少几个字 

要求他批准破坏或击沉投机商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武器的船只。戴高乐反问格罗森：“??

2010-04-08 19:58:30

2829349 复 2806982

不成熟

 【商榷】末尾少几个字 

取回这些文件是完全合法的！对你们谍报专家来说，这 ??

2010-04-08 19:58:38

2010-04-09 05:20:55

2830288 复 2829349

以一敌七

 被16000字限制了…… 1

可是易如反掌啊！”

我想打断他的讲话，但他接着说：“等一等，我先给你亮个底！总理希望你们能趁此机会再搞到一些材料，让我们今后可以用来要挟德韦先生。”

我怒不可遏，质问他：“我手下的谍报专家肩负着最微妙的秘密使命，你们是不是要我暴露他们的身份，叫他们到一家不幸招惹你们不高兴的报社去偷文件？”

最初，帕托特傻头傻脑，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担心会留下撬锁的痕迹，那就干脆在走以前放上一把火！”

我肺都气炸了：“还让我去放火？真是岂有此理！我决不会因为那家法国周刊的观点同你们不同而去袭击它！”

帕托特气得满脸通红，霍地站起身来。

“菲维尔，你蓄意违抗，这回你可是太放肆了！”

事后了解，我们之间再次争吵的情况既没有汇报给蓬皮杜，也没反映到保罗雅基埃那里。帕托特向我谈了大量有关政府意图的内情，从而泄露了天机。从此，他再也不来找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把第七处变成一个为戴高乐政权效劳的庸俗的、俯首贴耳的“管子工”机构的计划。相反，他将采取迂回的手法，指使公民行动队的密探和特务打进我们内部，企图逐渐逼迫第七处就范。

我最忌讳让流氓无赖们混入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然而，帕托特却专横地把一个叫雷蒙默尼埃的家伙安插到了我们处里。

此人肥胖臃肿，畸形丑陋，两个巴掌又大又厚难以相握；他嗓音沉浊，声调粗俗，满口都是下流的脏话黑话。他集鄙俗、野蛮之大成，活象某些电影中恶人的保镖！

1961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得了“大巴掌”绰号的雷蒙默尼埃因持械抢劫罪尚在服刑，六年后始能获释。但当时政府正在镇压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和秘密军队组织，缺乏彪形大汉充当打手。在此情况下，自然不能让这个不可多得的宝贝蹲在监狱里无所事事。

雅克福卡尔和戴高乐派律师皮埃尔勒马尔尚派人到各个监狱和教养所挑选一批打架斗殴的能手，驱使他们去对付在法国本土活动的德居埃尔德中尉的“三角洲突击队”和塞尔让上尉的行动小组。

就这样，默尼埃在罗歇弗雷领导的内政部的庇护下出了狱。那时候，内政部是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指挥部。默尼埃和其他一些象他那样的地痞流氓奉命钻进反戴高乐组织的内部，制造挑衅、爆炸事件，并把这些嫁祸于反对派，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假秘密军队组织，致使一些幼稚而又可怜的家伙上当受骗，最后被判处重刑。

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自相残杀的斗争结束后，那些从总理府和内政部的专项开支中领取高工资的密探就只能整日在街头游荡，只能享受半薪待遇了。他们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到处横冲直撞，因此，暂时不再需要他们卖命的主子就只好设法安置他们。

显而易见，这些流氓无法变成农业专家或大使馆的随员。那么从哪笔预算中拨款给他们发饷，让他们安分守己呢？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想到了拥有秘密行动经费的第七处，我虽竭力反对，但却无济于事。最后，我被迫接纳了默尼埃和几名不可靠的流氓。但我在第七处内部，对他们采取了最严密的隔离措施，尽量避免让他们参加行动小组去执行任务。他们实在是太显眼、太不牢靠了。怎能期待他们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

默尼埃曾在一次谋杀蒙博托的行动中做了拙劣的表演。刚果（利）总统喜欢手持武器，因此特工机构策划向他赠送一把柯尔特式手枪。手枪里预先做了手脚，只要击发第一发子弹，就会引起爆炸。说来也巧，蒙博托手下的一名军官想在总统之前露一手，他扣动了扳机，结果被削掉了脑袋，栽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

默尼埃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同谋保罗西赛罗——一个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却被逮捕，受了酷刑，最后被处决。默尼埃被让－皮埃尔勒努瓦接受下来，在他的军火交易科工作。我叮嘱勒努瓦说：“别把重要的差事交给这个家伙！”

“大巴掌”默尼埃和某些走私诈骗集团混得很熟，他从那里搞来了几份没有多少油水的情报。风波由此而起。一天，军火交易科的一个专职人员来找我，忧心忡忡地说：“默尼埃想大闹一场！他认为得到的报酬太少，扬言要到局长那儿去告状！”

“凭什么？”

“默尼埃到处亮出他的公民行动队的证件，声称他是受到超级保护的，他自有办法迫使总部付给他最高工资！”

默尼埃若是以为对我可以来阿蒂亚那一手，那他是打错了算盘。我让人转告他，我同意在总部以外的某个地方和他谈判，并建议在马约门附近的斯波儿咖啡馆见面。

会面那天，我手下的两个人赶在约定时间之前就来到咖啡馆打埋伏。雅克韦兰坐在一个角落里慢慢地呷着一杯清咖啡，贝尔纳图尔努阿则在大厅的另一端察看动静。当年，贝尔纳还是一个身披蓝色斗篷的小学生，现在，他已成为我们处的一个中尉，鼎鼎有名的福将。

大胖子默尼埃来了，他沉甸甸地一屁股坐到软椅上。在一旁静候的我，赶紧“上场”。我好象独自一人似的走到这只“大猩猩”身边坐下。

“说吧，有什么问题？”我先开了口。

“什么问题？”福卡尔和帕托特的宠儿默尼埃咆哮起来，“你那溜子人把我当成一个废物，我可受够了！我给你们搞到了第一流情报，价值几百万法郎。我满可以到外面把这些情报卖掉。可你们给了我多少报酬？那么一丁点儿钱。你怎么让我活下去？拿钱来，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怎么样？”

他摆出一副不好惹的神态，把巨掌伸进口袋，掏出一把柯尔特式手枪在桌子底下向我亮了一下，作了个卖黄色照片的掮客那样的动作。

“看清楚家伙了吗？要么马上掏钱，支票也行，要么咱们俩较量较量。你挑吧！”

“真有你的！”

默尼埃也许以为他与政界人士，密探、盗贼、三教九流关系密切，可以镇住我，以为我看到他的手枪就会被吓昏过去。

我向雅克韦兰便了个旁人觉察不到的眼色，雅克立即把该付的咖啡钱留在桌上，站了起来。他若无其事地朝我们方向走过来，突然一个箭步跳到默尼埃跟前。默尼埃惊讶地瞧着他。

“别盯着我的脸，好好看看我手里拿着什么！”雅克冷笑道。

雅克的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紧握着一把家伙，粗粗的枪口把衣兜鼓了起来。与此同时，贝尔纳也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悄悄靠近默尼埃，用枪顶住了“大巴掌”的腰部。

气势汹汹的默尼埃煞时瘫软下来，象个撒了气的皮球。他的手一松，枪掉到了地上。他急忙把两只非同寻常的大爪子放到桌子上，颤抖着说：“我的枪没上子弹，你们可以检查！”

贝尔纳迅速拾起默尼埃的枪，发现膛里确实没有一粒子弹。

他轻蔑地说：“就会虚张声势，饭桶一个！”

我突然间觉得是在演一部有失我们身份的劣等侦探片。如何在这些流氓捅出无法弥补的漏洞之前，彻底甩掉他们呢?

我对“大巴掌”说：“默尼埃，你被开除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愿听到有人提起你。如果我在图雷尔附近碰见你，我就以坑蒙诈骗，敲诈勒索、威胁杀人、谋财害命等罪名把你关起来。听见了吗？”

回到办公室后，我命令下属断绝同默尼埃的一切联系。我把他的档案转到保卫处，并注上评语：“危险分子，需严密监视。”

当时，我还有把不受欢迎的家伙从我们处赶出去的权力，即使他们的后台是政府中的某些高级领导人。

我们给予默尼埃的教训似乎起了作用，因为从那以后，他就从我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数年后，我在戛纳应邀参加一次鸡尾酒会，那时我已离开谍报部门。无意中，我又听见人们在议论默尼埃，这使我惊讶不已。

有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在索洛涅地区的一次盛大壮观的打猎活动中碰见了一个十分引入注目的阔佬。此人乘坐一辆由司机驾驶的高级黑色轿车来到现场。人们称他为“雷蒙默尼埃将军”。

“将军？你们敢肯定吗？”我笑着问道。

“绝对没有错！他身高体胖，块头象座山，两只手大得没法说，他从皮套里拿出一支锃亮的布尔德步枪向我们大肆炫耀，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去非洲狩猎和远征的经过。”

“据你们观察，他作为一个将军，是否显得过于粗鲁呢？”

“是的。他言谈粗俗，但大家都以为这是他的戎马生涯所致，当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他那类似塔尔藏①历险记的情景时，姿色艳丽的夫人们都吓得尖声叫了起来！”

在我们处内部，特别是在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过殊死斗争的军火交易科有一些高级联络员和重要的情报员，他们当年都是戴派分子，如今他们却感到失望，有人还坚决反对充当密探。出于保守机密的考虑，我们要设法使他们免遭警方的追捕，谁敢保险某些肆无忌惮、有权自行其事的警察不询问他们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活动的情况呢？

①塔尔藏(Tarzan)系小说和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以各种非凡的冒险经历而闻名。——译者

菲利普德马赛是我们这里深受器重的一名特工人员，由乔治帕拉警长领导的一个小分队正在搜捕他。

指控德马赛犯了什么罪呢？他们说他同法国本土的秘密军队组织有来往，参加了暗害戴高乐的行动。实际上，这只是个谵妄性谋杀设想而已：在某个招待会上，让一个亡命之徒戴着装有毒刺的戒指去同戴高乐握手。

“他们胡说是我发明了这种戒指！”菲利普德马赛讲道。

我们很快就识破了为政治效劳的警察的用意：逮捕德马赛，让他供认参加了阴谋活动，其后台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警察对我们从未有过好感，如有可能，他们准会兴高彩烈地指控我们从事反对戴高乐政权的阴谋活动。为了对付特工部门，他们竟掀起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迫害运动！他们转弯抹角地算计我们，企图置我们于死地。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便立刻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德马赛撤到瑞士去。他将在深夜循军火交易科负责人之一“罗贝尔”上校熟悉的小道飞速滑雪逃往瑞士。“罗贝尔”上校曾在汝拉山一带的边远地区指挥过一个阿尔卑斯山轻步兵连作战，谙熟那里的情况。德马赛越过边界线后将由一个为我们工作的瑞士律师负责接待和安顿。

那天晚上，帕拉警长没有捉拿到德马赛，便命令军火交易科科长让－皮埃尔勒努瓦到索赛街去见他那个时候，法国处于国家专制状态，帕拉这样的警官在某些方面拥有自行其事的权力。

我们把一切都告知了保罗雅基埃，但我们的局长却回答说勒努瓦不必担心，他可以去向警方进行解释，这一切并非坏事。保罗雅基埃在后来的危急时刻一直采取了这样的态度。

在一个办公室里坐满了疲惫不堪而又咄咄逼人的巡警官。勒努瓦首先碰到了米歇尔哈克，此人是司法警察局局长、统筹安排反秘密军队组织作战部署的总负责人，勒努瓦和哈克彼此很熟悉，但在这国家、集体乃至家庭都分裂成两派自相残杀的岁月里，绝无牢固的友谊可言。一个人如果撞见了自己的密友就会变得更加凶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竭力摆脱和抛弃这位至交，否认同他的一切联系。

“好哇，”哈克吼道，“现在你们在自己的机关里窝藏叛徒！我该马上让人把你抓起来！”

勒努瓦不动声色，他眯着双眼，象往常一样，脸上带着几分嘲弄人的微笑，说：“如果你高兴的话，那就请便吧！千万可别因为是我而感到不好意思！”

哈克暴跳如雷，“帕拉会有办法让你低头的！”

“真的？”勒努瓦装疯卖傻地说，“你们还真抬举我，让我跟你们警长谈话。”

勒努瓦和帕拉之间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勒努瓦故意纠缠，使争论拖了整整一个通宵。他心里有数，每多拖延一分钟，德马赛离逃遁的目的地瑞士就越近。

帕拉愤怒极了，勒令勒努瓦把逃犯交出来：“你们一定是把他窝藏在哪个基地里了。你们必须把他交出来！”

“警长，”勒努瓦拖着声调说，“你很清楚，我们的基地都是绝对保密的。如果我说出来，你我二人可就犯了法，难免要去蹲监狱……”

“机密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帕拉吼叫道，“眼下要紧的是消灭国家的敌人！你们和我们一样都必须大力支持戴高乐将军！”

勒努瓦依然带着毫不在乎的神情低声说：“亲爱的警长，我们将心比心，倘若你和你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人却要你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告发他，你肯干吗？”

“哪家咖啡馆？”帕拉抓住“咖啡馆”这三个字，仿佛抓住了什么线索似的。

“噢，随便在巴黎的哪家咖啡馆！”

“你居然嘲笑我！”帕拉勃然大怒，“真是一点儿爱国心都没有！”

直到翌日清晨帕拉和勒努瓦还在面对面地争执不休。这时，一个警察走进来跟帕拉耳语了几句。他们刚刚获悉，法国到处搜捕的菲利普德马赛并不在巴黎，而是在日内瓦，他刚刚在瑞士电台的法语节目中发表了声明。

“我看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帕拉怒目圆睁，忿忿不已。

他还不知道拿勒努瓦怎么办。这时，我亲自出马进行交涉，要求他立即释放我的助手。帕拉气得浑身发抖，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照办。

帕拉感到自己被人戏弄了一番，可又没抓住什么。他愤怒地叫嚷有朝一日要跟观点相同和怀有同样愤懑情绪的警察们一起向第七处报仇雪恨。这就给我们增添了许多敌手：部长、警察、密探等等。不过说实话，我在当时仍然坚信我是不可制服的。神灵庇护着我，我领导的机构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外国特工部门都羡慕不已。任何人都不敢从正面对我们进行攻击。

难道我们不是无与伦比的最出色、最勇敢的技术专家吗？

1964年夏，在戛纳举行的“肯尼迪回合”谈判期间，我们又采取了行动，露了一手。这岂不足以证明我们具有令人为之惊羡的大无畏精神吗？
评分完成：已经给本帖加上 3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