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文化革命的差别,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极左文化发展到6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例,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芒芒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6park.com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五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啐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不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尤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6park.com贴主:极光于2024_03_08 3:33:2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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