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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亲手扶植的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后，在中共政坛掀起巨大波澜，不仅高层人士任命出现真空，这位二号人物的突然消失，也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林彪去世后，毛泽东大病一场，病危期间曾向周恩来交权，毛的举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反观周恩来，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周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毛突然交权，让周恩来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诚惶诚恐而难以从命。书中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疴难起的毛曾向周恩来交权，随后又对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设法给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做手脚，有意延误治疗，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之际，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突然横生变故，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这不仅给周扭转文革时局的努力带来格外的纷扰，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事情是由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权的举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先是在党内不断放风，让邓当总书记总揽全局，在反右运动中扮演要角。后来对邓跟着刘少奇跑大为失望，表示党内无论谁当家，都离下开总理。对此，周恩来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认为自己不具备帅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并多次在党内表示过。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对毛恪守为臣之道，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这次毛泽东在病中突然交权，让周恩来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诚惶诚恐而难以从命。他本人一向认为中国革命不能没有毛泽东，而眼下文革大乱刚过，国步艰难，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的时候，党和国家更是离不开毛的领导。虽说毛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但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却令周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谕跗而代之了。
　　所以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实际上，江青已经为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咬了周恩来一口，责问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权，弄得他有口难辩。为此，周在毛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到头来还是在劫难逃，遭到毛泽东越来越大的猜忌。本来，以毛喜欢独揽大权的个性而言，是绝不会轻易让权的，特别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急于挽回文革败局之际。因此，毛这次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感到大限已到，阎王爷在向他招手的话，那么便是在有意虚晃一枪，在试探周的态度的同时，在政治上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华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尼克松访华，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迫使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登门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的视线，为文革的败局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样一来，毛泽东总算从林彪事件的重创上缓过一点劲来。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付。
　　平心而论，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为人，不至于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经过林彪事件的重创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总是担心别人怀有二心。这种心情，随着毛发现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时，愈发强烈起来，成为毛的一大块心病。
　　当然，毛泽东并不准备将周恩来一脚踢开，因为他毕竟一贯忠顺，况且又刚刚帮他在政治上渡过难关。这样做，未免让人感到有过河拆桥之嫌，再说以后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工作还是要依靠他来做。因此，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翻覆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
　　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算历史老账，让他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却执意要这样做，全然不顾周的脸面。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过份，于是不得不软硬椎施，对周恩来进行笼络。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伍豪启事”问题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动提议周在会议上也对此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以此来换取周恩来的合作。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们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微妙难处，因而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屦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暗中为自己的处境提心吊胆，变得疑心很重，处处小心戒备，以至于竟闹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访问途中飞越长江时，不相信专机机长的解释，怀疑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飞往海外的事情来。
　　在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周恩来知道他的预感已经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来对付他，如果不趁“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尽早打消毛的这个念头，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到头来非但个人在政治上的晚节难保，而且还势必把整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政治动荡之中。
　　应该说，前者是周恩来始终看得很重的问题，后者则是他有心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作为信条的周氏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把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然而，重翻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早已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更是对身心的一大折磨。况且在此之前，他刚刚被确诊为膀胱癌，急需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不过，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忌，周还是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人会上的发言。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饶，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为此，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
　　据周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写得很苦，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这期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纲写完之后，周恩来心里仍然不踏实，不知这样写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在把发书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用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他“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周在发言中这样说道：
　　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旦补过之日无多。“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航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做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考虑的。周知道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党内的矛盾，而且还能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各项政策的落实，疗治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干部队伍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转文革困局中发挥作用。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位靠边站的国务院老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是因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与老战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郁积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他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提出要对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党、政机关副部长（含副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杳，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干部也照此办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这件事在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中间大得人心。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起，畅叙衷肠，庆幸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以便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党内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本章前面所论及的周恩来执两用中的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党内外形成解放干部的舆论和气候后，周恩来在这年晚些时候，又见机而作，借毛泽东关于废徐“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趁势责令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戌区彻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问题。随后，他写信给毛，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减少阻力，周让中组部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组部随后搞出了一个曾担任过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三百多人的名单。
　　接着，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他们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从中作梗，每通过一个都很不容易。双方为此斗得很厉害，对此深有感触的叶剑英把这比做当年红军长征中牵骡子过河，还作了一首《过桥》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据一位当年曾多次列席过这类政治局会议的亲历者说，会议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往住到半夜十二点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才结束。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那么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他回忆道：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下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下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下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这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牛棚“中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后来与党内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潮人手，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工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主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只不过当时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而没有大事声张罢了。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号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火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当然，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驻外使领馆中搞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因为在当时说出了人们的一些心里话，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让饱受文革极左狂潮之苦的人们感到了某种快意。
　　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革暴发户的疼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即采取了主动退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办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难。张春桥首先出来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则出来帮腔，与张春桥一唱一和：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遗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见江青等人来势汹汹，周恩来知道在批左的问题上与党内文革派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不过，他仍然试图避免最后的摊牌，以免惊动毛泽东。在周看来，只要毛没有在批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事情就仍有可为之处：反之，事情就不好办了。为此，他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中联办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一干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如周所趁，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形势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撑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不能不让他沭然惕厉。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出来承担了责任，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当然，周恩来还是有意保护了上告御状的王若水，当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说：“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来的这番用心，王若水当时便体会出来，看出他是在说违心之言，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观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动的同时，尽量掩饰他与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出其中的微妙区别。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不仅如此，王若水还领悟出了整个事情背后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连累了周恩来。多年之后，他在回首这件往事时，这样写道：“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谁呢？”“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人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经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这以后，周恩来虽说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努力，继续在某些方面对文革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已经在政治上被捆绑住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况且随后他本人也自身难保，被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外交上功高盖主而加以整治，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