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的各个地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民营经济的桥头堡，共同富裕的示范田，同时也是房价最高的旗手之一……
进入这些城市，打开他们的经济图卷，我们所看到的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楼市30年的浮沉。
上周，我们去了温州。
行走其中，感受着改革开放40年的大历史在温州碾过的痕迹，我心中充满唏嘘。
35年前的温州，是那样的耀眼。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如三叉戟一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犁出璀璨的改革火花。
20年前的温州，是那样的激昂。
头顶着“大胆试验、中央支持”的试验区光环，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勇于突破，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与苏州和东莞一起站在高台上。
10年前的温州，是那样的亢奋。
最高地价3.7万/㎡，最高房价10万/㎡，10万温州人从鄂尔多斯炒到海南。中国大地上，“温州炒房团”万里颂扬。
今天的温州，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12个区县，半数人口流出。人均GDP，滑脱到浙江全省倒数第三。在共同富裕示范区里，成为浙江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
最高房价，从10万/㎡跌回了4.5万/㎡。楼市兜兜转转10年，又回到了原点。
曾一起站在高台上的东莞和苏州，如今但凡正眼看一眼温州，就算我输。
用20年时间，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温州，怎么了？
仅仅是因为温州人爱炒房、爱上杠杆、爱投机？


1985年，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
《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这篇头版文章中，讲到一句话：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
千万别小瞧这句话，这是“温州模式”第一次得到官方层面的肯定，与苏南模式站在了一起。
温州人等这句肯定，等了7年。
七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层确定了改革方针。
一大批头脑活络的温州人，全家出动，在自家的作坊里生产出一批批的螺丝、纽扣、线圈等针头线脑小商品。
这些小商品，被上万名的温州供销大军带着，投放到祖国大江南北。
当年的中国，物资奇缺。
小商品的“流通差”，成为了温州人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上，诞生了中国最牛的一批乡镇企业家。最牛批的，当属“温州八大王”—

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中。

八大王之下，是更多的温州人扔下“七山一水两分田”的两分田，一头扎进了开厂倒货的私营事业里。
好日子刚过了四年，坏消息来了。
1982年，高层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开刀“投机倒把”。
温州八大王被抓了，其他个体户跑路了……短短两年，温州工业增速从31%跌到-1.7%。
这是温州历史上的第一次跑路潮。
直至1985年，温州人等到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文章，也等到了八大王被平反释放。
更等到了，最高层的批示——
温州作为示范区，要“大胆试验、中央支持”。
有了政策支持，那就撅起屁股开干吧。
此后15年，温州人塑造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
小小温州，产生了桥头纽扣市场、乐清五金电器市场、虹桥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这十大专业市场的背后，是几千个生产基地、十万个家庭作坊、数以万计“小商品”和千军万马供销军。
温州跺跺脚，中国小商品市场抖三抖。


▲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作坊里，敲出了温州奇迹

赚到钱的农民想进城，没有城镇户口，又进不了城。于是，苍南县的宜山、钱库、金乡等地的农民，来到小渔村龙港，自己掏钱，买地施工，“造”出来一座城：龙港。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靠农民集资建起来的城市。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挂牌
做生意，要用钱。但银行贷款难度大，流程长。于是，温州人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鹿城城市信用社”。
这是中国民间金融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方兴钱庄，开业第二天被国有银行抵制，转入地下
在外地的供销铁军，逢年过节要回温州。没有航班，那就买飞机、开辟航线。
最终，温州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私营包机公司“天龙包机业务公司”。这家公司，也是吉祥航空的前身。
这是中国民营航空迈出的第一步。


▲龙港镇举行建镇10周年，温商王均瑶包飞机撒彩带庆祝
温州的经济奇迹，与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一不靠政策，二不靠补贴，三不靠特区。
靠的是一个个家庭作坊，一个个供销铁人，一个个敢打敢拼的温州普通人……
2000年，英国BBC做了一档纪录片《通往富裕之路》。
他们来到中国采访，想要告诉全球：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即将给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BBC进入中国的镜头，只投射在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上海，这是世界眼中的中国城市。
另一个是温州，这是世界眼中的中国乡镇。
也就是在这一年——
温州的经济总量，从13亿跃升到822亿。排名浙江第三，仅比宁波低了354亿。
同一年，东莞的经济总量是489亿，仅为温州的59%。
而20年后，东莞是温州的1.4倍，宁波则是温州的接近2倍。
今天的温州，似乎再也回不去BBC镜头下的那个年代了。


2001年，温州迎来了第一波的关停潮。
关停的企业，大都是打火机公司。
造成这波关停潮的原因，非常小——
1994年，美国针对中国的打火机企业实行了CR法规。
该法规以保护儿童安全为理由，要求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紧接着，欧盟也通过了CR法规。
之后，温州的“打火机一条街”信河街，每天都有企业关停。
短短两年时间，温州的3000家打火机公司，只剩下不足300家。
这波关停潮，只是温州企业的一个缩影。此后十年，同样的戏码，屡次上演。
前文我们讲到过——
温州奇迹的背后，是商品奇缺年代里的“流通差”。
别人不敢干的，我敢干，我先干。
于是，温州就在商品奇缺的年代里，依靠敢为人先的家庭作坊，圈地为王。
于是，温州就在出口放开的年代里，依靠价格低廉的针头线脑，抢占市场。
10年之后，伴随东南亚市场的崛起以及国家对民企准入的进一步放开——
你敢干的，我也能干了。
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
温州原有的“流通差”和“制度差”，消失了。
此时的温州，面临着两条路——

产业升级，进入更高的行业，攫取更高利润。 管理升级，整合家庭作坊，以规模降低成本。

但是，这两条路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来钱儿太慢！
脑筋活络的温州人，很快发现了第三条路：投资，或者叫炒。
2001年的夏天，温州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上，坐着157名乘客。这群人，是《温州晚报》所组织的看房团。
他们在上海呆了三天，5000万，买下100多套房源。
一个月后，一列列的专车将一批批的温州人投放到了上海楼市，乐清帮来了，
瑞安帮来了，企业老板来了，公务员来了，普通人也来了……
成交金额，也屡创新高。5000万、6800万、8000万、1.8亿……


▲当年举着牌子走下飞机的人，是否撑过了2011
一年后，上海申博成功，新天地开业，恒隆广场开业，陆家嘴滨江商业开业，地悬浮列车通车，地铁2号线通车。
浦东的房价，从3600元/㎡跳涨到4700元/㎡。
温州购房团的年化收益，达到了50%，甚至是100%。
2001-2002年，一批批的温州购房团奔赴上海。他们把原本用于扩大生产和购买原材料的资金，以上亿的规模砸在了楼市上，并攫取了远超出预期的收益。
这一年，对于数以万计的温州人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潘多拉魔盒，打开了盖子。
他们知道，实业的路，再也回不去了。
2002年之后，尝到甜头的温州购房团，开始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就像10年前他们奔赴全国，销售针头线脑那样。
从哈尔滨到三亚，从重庆到上海……
10年前的温州人，把针头线脑带到全国，把钱带回温州。
10年后的温州人，把钱带到全国，把房产证带回温州。
2000年之后的温州人，不仅把目光聚焦到了房产，还聚焦到了除实业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
大蒜、生姜、煤炭、能源、螺纹钢……
从能源到房产，从衣食行住到有色金属，全被温州人炒了个遍。
2000年开始，煤炭价格大涨。
温州400户家庭带着30多亿现金，奔赴山西。他们在山西，承包了300多个中小煤矿。
2004年以前，温州人承包了整个山西90%的小型煤矿。
你以为，温州人买矿是为了挖矿炒煤？
不，你还是太年轻。
温州人买矿，纯粹为了炒。
三五个人筹钱，再上2倍杠杆，一口气吃下县城的绝大多数小型煤矿，便于控 盘。
然后，坐等煤价上涨，等人接盘，集中转手卖掉。
这种操作，熟悉不？
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炒学区和炒二手房——
集资筹钱，吃下一个小区的二手，集中控盘；坐等涨价，拉起来之后，集中脱手。
对！
现在用于炒学区的狗屁黑科技，10年前就已经被温州人拿来炒煤矿了。
在炒房和炒煤炭之间，还有一批温州人发现了更快的来钱方法——
炒钱！
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一直都是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区。
最早期的温州民间资本，玩的是“呈会”。
10个亲朋好友，成立一个互助基金会。每个人出1万块钱，10个人就是10万。这10万块钱，在10个人中轮流存储。拿钱的人，给其他成员支付利息。
月息，大致为1%。
此时的呈会，还有互帮互助的“结义”味道。
慢慢的“呈会”变性了，结出了更大的怪胎——
呈会的借贷，不在局限于小圈子，而是面向公众存贷。甚至，还出现了小会套大会的层层嵌套。
月息也不再是1%，高达6%、12%、40%。
当年结义的盛会，变成了高利贷性质的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
最高峰时期，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达到了3000亿，利息达到惊人的15%以上。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温州大地上，奔流着三股浪潮——
左边那支，是以房产为核心的实物资产。
右边那支，是以煤炭为代表的大宗商品。
实物资产和大宗商品之下，涌动的是活跃蓬勃但危机重重的高息民间借贷。
这三股浪潮，在2008年相遇了，冲刷出更大的泡沫。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中国为了对冲危机，财政部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
准。
民间资本最活跃、投机情绪最浓重的温州，遇上了史上最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最汹涌的货币放水。
温州，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怪圈。
一边是，普通人从银行低息套钱，放入民间借贷，吃进利差。另一边是，开发商从民间高息借钱，高价拍地。
高额利息，让购房者产生了虚妄的购买能力，咔咔买房。
高涨房价，让开发商产生了虚妄的偿还能力，借钱圈地。
2008年，温州绿城鹿城广场开盘，最高房价卖到了4.5万/㎡，是上海的2倍。
2010年，原温师院操场地块开拍，楼面价拍到了3.7万/㎡，是杭州的2倍。
高涨的投机情绪，穿过汹涌的民间资本，照射在乘风破浪的楼市大船上。
这是属于温州最后的时代高光。


2011年前后，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成为中国的第一代街头网红。
中国大地街头巷尾的地摊上，都能听到这样的广告词——
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 ，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黄鹤的背后，是一代温商的垮塌。
2010-2011年，全国“金融去杠杆”，遇上了全国“楼市大调控”。
楼市收紧，连续出台3轮集中调控。央行连续5次加息，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此时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月息达到6分，年化最高达到150%。
此时的温州房价，泡沫也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人均收入3万的温州，地价干到了将近4万。
该来的，终于来了——
温州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民间借贷危机，跑路潮来了。

江南皮革厂黄鹤因赌债跑路；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跑路；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断裂失踪；百乐家电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抓捕归案……

仅9月12日至22日，10天时间有7家温州知名企业的老板，卷入失踪漩涡。

一个个单一事件，成为一桶桶燃油，倒入了民间借贷危机的火坑中。
火势，已蔓延至温州全城。
温州地区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远超平均1.5%的水平。部分银 行的坏账率，高达20%。
此时的温州，已经无人能救。
温州楼市和金融市场，在沉默的放弃声中，硬着陆了。
温州银行业，统计亏损金额达到1600亿元，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
温州房价全面腰斩，集中坑杀。鹿城广场从10万/㎡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
爆发危机，本不可悲。
可悲的是——
危机爆发后，银行的一系列骚操作，更让温州人绝了实业的心。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有98%的企业存在互保贷款。
在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诸多银行秉承着“死道友不死贫道”、“情况不对拍屁股就跑”、“只同甘不共苦”的精神——
他们在一家企业发生危机后，对互保企业立即抽贷。
2008年逼着你去借钱的银行，2010年全在逼着你还钱。
于是——
温州一大票运行良好的企业，因为互保联保，一夜之间锅从天降，被拖入泥潭中。
2012年，拥有90多家子公司的庄吉集团，因银行连续抽贷和船东弃船，陷入了资金困局。
为之提供担保的众多民营企业，担保总金额逾300亿元，受到牵连，遭到银行断贷。
温州商界，每天都能听到跳楼、跑路的消息——
借钱的老板，互保的企业、倒钱的中介、出钱的普通人，人人自危。
哪怕是10年后的今天，温州人再提到那场危机，仍噤若寒蝉。
他们在实业中受过的伤，倒逼着他们以更快的速度倒入一场场更大的危机中。
2013年，P2P席卷大江南北。
温州人一看，屁的P2P，不就是咱们30年前玩烂的“抬会”。
走，去互联网之都杭州，搞起来。
2015年，区块链席卷大江南北。
温州人一看，屁的数字币，不就是咱们20年前玩烂的“集资传销”。
走，去互联网之都杭州，搞起来。
2017年，杭州楼市正高歌猛进。
温州人一看，屁的城运来袭，不就是咱们20年前玩烂的“控盘炒房”。
走，去互联网之都杭州，搞起来。
过去的10年间，温州人一路小跑，一路转场。
从P2P的行业大地震，转场到币圈的顶级大会，再转场到杭州的城运红利……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温州已无人谈及“实业兴国”的梦。
我行走在温州的街头，看着街上奔流而过的玛莎拉蒂、AMG和法拉利。
这座城市，还在时不时的提醒我，它过去的荣光。
只是不知，这些奔流而过的人们是否还能回想起——
30年前，顶着改革压力前行，在工厂里守着机器，在大街上背着产品到处推销的父辈们。
有人说，
币圈的年轻人最喜欢看的书，是李笑来的《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他们却忘了，
早在30年前，他们的父辈就登上了BBC，讲述中国的“通往富裕之路”。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城市。
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像温州这样让我充满唏嘘。
它仿若是一座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博物馆，充满历史碾过的荣光与遗迹。
它发迹于改革开放初期，靠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掘到了第一桶金。
它弄潮于改革开放中期，靠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和大生产催生的能源业，绽放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它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和产业升级，却从未错过炒房、炒币、炒钱、炒煤炭等任何一轮脱实向虚的资本浪潮。
最终，它迷失在虚妄里。
它曾抓了一手烂牌，却打出了让人叫好的奇迹。
继而，又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过往的荣光，是它的璀璨背景色，也是它挥之不去的灰色魔咒。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这也是中国资本化浪潮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