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斗地主，现在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游戏，从最开始的纸张扑克牌游戏，到后来的电脑游戏、手机游戏，无不风靡一时。网上有个经典段子说：快年底了，地下的先烈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人间的生活。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切地问，大家都在忙什么呢？答曰：都在斗地主。毛主席微笑着说，那我就放心了……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当年那场席卷中华大地，血雨腥风的土地改革和斗地主，已然在大家诙谐的玩笑中，渐渐褪色而淡去。
然而，作为地主子女而被批斗的痛苦回忆，却深深镌刻在我母亲的脑海里，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解脱与救赎。

（一）
要说我母亲的故事，得先说说我外公和外婆。
我外公，识几个字，会打算盘，行走于湖南湖北一带做生意。鼎盛时期，曾拥有一家绸缎庄；志得意满之际，在湘西苗寨买了一个年轻姑娘做填房。这个姑娘就是我外婆。前面的原配夫人据说没有生养就病死了，真假不得而知，我大舅曾怀疑在某个地方还有外公的另外一房妻室和子女。反正外公此后的人生都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公约莫比外婆年长将近二十岁。
年轻貌美的外婆，却没有“旺夫运”。自从娶了外婆，外公的生意就连连碰壁。首先是外公出门采买进货之时，将绸缎庄托付给同族的堂弟打理。岂知所托非人，外公外出期间，绸缎庄发生火灾，不仅一匹绸缎都没有抢救出来，还连帐簿都烧了个精光。而所托的那位堂弟，过了几个月忽然暴富起来，回到农村老家，大兴土木，造了好几间大瓦房。
虽然怀疑同族的堂兄弟监守自盗，但苦于没有证据，又兼是亲戚，这事只得作罢。外公没了绸缎庄，家底依然丰厚，又想开个“齑米厂”。“齑米”，是我根据母亲的发音而找到的对应汉字，我猜想是把谷物脱去外壳麸皮的过程。外公特意从上海买来了齑米的机器，未及安装运转，长沙的战事却一日紧似一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介石决定：如果长沙一旦失守，就实行“焦土政策”，省政府迁往湘西沅陵，老百姓也开始疏散。
彼时外公外婆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舅、二舅和我妈。而且外婆再一次怀孕了，四舅在肚子里，大概2-3个月。为了老婆孩子的身家性命，外公决定全家人跟随逃难的大队人马，也往湘西躲避战乱。湘西处处险山恶水，日本人应该打不进来。至于新近投资的齑米机，被当众销毁，当时的口号是“一根钉子也不能给日寇留下！”。外公开办齑米厂的企业家梦想，和后来外婆肚子里的老五一样，胎死腹中。
就这样，外公外婆把家安在湘西的一个小城，主要靠前些年积攒的老本儿，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勉强度日。外婆陆续又生了四舅、六舅、七舅。此间，外公尝试着做些零散的小生意。据几个舅舅们回忆，外公还曾经在家里关起门来熬制“烟土”，说得神乎其神，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以讹传讹。最开始大伙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只见外公把大门紧闭，支起大锅，锅子里是黑色粘稠的糊状物，满屋子飘荡着一种奇异的香气，全家人闻之飘飘欲仙。然而，烟土的利润虽然极高，风险却也极大。据说外公先后熬制过三次烟土，只有一次赚到了钱，其他两次，在半道上就被湘西的土匪给截胡了，人还给打得半死。
随着家里一再添丁，每天张开口要吃饭的人一再增加，而大舅、二舅已经长成了少年郎，饭量越来越大，要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自从绸缎庄被烧之后，正现金流的日子很少，隔三差五就要典当些金银细软，如此下去，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于是外公总琢磨着要干一票大的，干完就收手。
这回外公想起了湖南人的木排生意。冬天伐木，夏天在江河里放排，做木排生意的人，称为“排客”，又叫“排鼓佬”。外公本想全仓吃进，连养老的棺材本儿都打算没给自己留。但外婆死死地抱着首饰匣子不放，嘴里嘟囔着，你个砍脑壳的老倌子，这是我和娃儿的活命钱。
外公忿忿地骂，瓜婆娘，没得见识；也就不再坚持。饶是如此，据说外公在沅水里放的木排延绵了好几里。
当时，距离在长沙筹划齑米厂已经过去了十年。日本人投降了，老百姓却没有等到和平，国共两党的内战又开始了。一九四八年夏天，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败迹初现，物资极度匮乏。外公的木排没有放多久，就被悉数征为军用，不仅血本无回，连性命都险些不保。
外公惊魂未定地逃回家里，在床上躺了2个月，才勉强起身。历经此劫，外公心灰意冷，天亡我也，看来做生意已然没有出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决定带着一家老小回到老家池头村去务农。老家还有祖宗传下来的十几二十亩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总能有口饭吃吧。
（二）
务农首先要有农具。外公请来池头村的内里木匠打制犁耙等农具。外公那时已然潦倒，与他讨价还价，最后少给了半天的工钱，又没有大酒大肉地招待，自此结下梁子。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前文中关于外公的种种传说都是真的，那么外公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物，怎么会沦落到如此穷酸扣门，竟然克扣木匠的工钱，唉，以至于最终铸成大错。抑或内里木匠本来就是个无赖的流氓无产者？又或者，我低估了生活的艰辛对人的改变。
外婆先后生育了六七个孩子，又从城镇的生活彻底回到农村变成农妇，心里积攒了很多怨气，外公自然就成了出气筒。此时，外婆已经韶华不再，外公对她的宠爱也逐渐在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中消磨殆尽。外婆年轻时脾气就极为暴躁，进入中年后尤甚，整日价对外公喋喋不休地咒骂。几个舅舅都说，外婆可以接连不断地骂人，骂上一整天不带喘口气的。外婆骂人并非“光说不练”，她手持一把菜刀，在砧板上象剁肉丸一样，一边骂一边挥起菜刀剁砧板。不仅在家中如此，她甚至还搬个板凳坐到祠堂里，一边用菜刀砍砧板，一边骂人。村里有人来劝她，家丑不可外扬，在祠堂里骂自家男人，丢丑丢到祖宗面前去了！外婆却柳眉一竖，道，我又没偷汉子，啷个就丢人了？！这祠堂有没有他黄贵成一份？但有他黄贵成的一份，我便骂得！她再将手里的菜刀一挥，更无人敢劝。是以村里几乎无人喜欢我外婆。
外公本来也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读书人，被外婆骂得狠了，就动起手来。两人在家里又打又砸，家什乱掷，乒乒乓乓，经常惹得村民趴在门上看热闹。我曾问六舅，谁家都难免有点磕碰啊，其他人家难道不吵么。六舅正色道，只有我们一家吵得这么凶，是全村的笑柄。接着六舅给我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那天夜里，外公外婆的屋里又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动，孩子们已经习以为常。过了一会儿，似乎消停了一些，孩子们也就慢慢入睡。忽然，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一个气若游丝的声音：穿了，穿了，老二，你快来哦……
老二指的是二舅，大舅已经从军，此时不在家中。二舅闻声惊起，是外婆！声音是从厨房里发出的。等众孩子们赶到厨房，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只见外婆躺在厨房地上的血泊之中，用手捂着肚子，伤口还不断从指缝中渗出血来，地上扔着一根烧火棍，大门敞开，外公不见踪影。
原来，争吵中，外公随手拾起烧火棍，捅进了外婆的腹部。之后外公摔门而去。外婆求救的时候呻吟着说，穿了，穿了，就是说肚子被烧火棍扎穿了。
一群尚未成年的孩子们面对这一幕，惊恐万分又凄楚悲苦，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过了一会儿，外公回来了，还带回了药店抓的伤药，给外婆敷上。那时八姨妈还没有出生，我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此后几个月，她就担当起照顾外婆的重任。很神奇的，没有看西医，就靠着外敷伤药，外婆居然恢复了健康，想来外公下手终究还是不重吧。
那年月，整个国家的形势象暴风雨中的大海一样风雨飘摇，外婆外公的小家则是大海风暴中的一条支离破碎的小船，随时可能彻底倾覆在海里。
（三） 6park.com
一九四九年，解放了。

池头村的土改运动，从一九五零年一直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划成分一共划了三次。前两次，被划出来的地主，都是解放前手里有“血债”的，称为“恶霸地主”。据说一家好几口被活埋了，另外一家的地主被当众枪决，没有任何审判辩护等司法程序。群众大会一开，底下老百姓群情激愤，死刑就立即执行，震慑性相当强。
外公看得心惊胆颤，想起他熬烟土那些事，他的木排都充了国民党的军用，他开绸缎庄的第一桶金恐怕也不那么干净……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手里没有“血债”。外公是个粗人，会打老婆；是个生意人，可能难免唯利是图；却不至于天良丧尽。外公自我安慰地想：自己现在是个天天下地干活的老农了；田地，陆陆续续卖得所剩无几，几间老屋，也已破败。根据政策，划个中农应该可以吧。前两次，确如外公所愿，被划为中农。
土改划地主和后来一九五八年划右派一样，上头都是定了指标的。到了最后一次划地主的时候，上头派给池头村的任务，还差一个地主指标没有完成。此时，内里木匠已经不再是木匠了，他成了灿林乡的农会主席。内里木匠积极进步，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只能超额完成，怎么能打折扣呢。他仔细分析了池头村的村民，最后一个地主的帽子要落到哪一家最合适。我外公这一家在池头村落户最晚，历史不清楚。我外婆整天骂骂咧咧，与村里的堂客婆娘们都合不来，群众基础差。外公在城市里虽已破落，但在池头村，却依然显得颇为富足。加上内里木匠本来就与外公有嫌隙，当时有个政治口号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最终，他圈定我外公为“伪装成贫下中农的地主”。
那是一个腊月的晚上，池头村全村村民都被叫到祠堂里去开会。这还不是真正的批斗会，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次，外婆再也没了往日里拿菜刀剁砧板的泼辣劲儿，会开到一半，外婆就面如土色浑身筛糠地溜回家里，她找出最后剩下的一点金银珠翠，惶急中想来想去也不知该藏在哪里。后来她把这些珠宝细软都塞进一个褡裢，又把褡裢围在我母亲的腰上。
当时家里最年长的孩子是我妈，大概十四五岁左右。大舅自从参军之后就杳无音讯，后来知道他参加了国民党，还在部队里学了一些无线电技术（与Chainhortz网友的外公经历颇为类似，不过我大舅只是普通士兵。）所以我大舅是历史反革命。二舅被我外公送到城里的仁和堂中药铺子当学徒，吃住都在店里，他隐瞒出身在土改中暂时逃过一劫，却在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直到70年代末才摘掉帽子。
那时我妈不仅要上学、下地干农活儿，还要帮着外婆带弟弟妹妹，包括四舅、六舅、七舅和襁褓中的八姨妈。不知外婆把褡裢围在母亲腰上的用意是什么，也许是想让我妈独自带着细软躲出去藏一阵子，也许只是藏无可藏，徒劳地负隅顽抗罢了。一家人正在惶恐中，大蜇细蜇（音译）兄弟拿着红缨枪把外公的家门给堵住了，农会主席内里木匠带着黄裕瑞与秃鸡婆还有其他一些村民随后赶到。秃鸡婆是裕瑞的媳妇儿，我曾问我妈是不是恨她才叫她绰号，俺娘说不是的，因她得了瘌痢头全村人都这么喊，至于她的本名，则几乎没人知道。
这些人凶神恶煞地进屋便开始抄家，稍微值钱些的东西即搬走抬走，但所获甚微。忽然秃鸡婆尖声道，三妹管事儿，搜三妹的身！她和另外两个妇女过来按住我母亲，瞬间就把褡裢搜出来了。
褡裢里的金银首饰，更坐实了我外公是“伪装成贫下中农的地主”。当晚大门贴上封条，一家人被赶出家门，身无分文，又无处可去，只得蜷缩在自家墙根下度过一晚。第二天，一家老小去农会里哭诉哀求，内里木匠勉强同意外公一家住在猪圈牛栏里。本来是自家养猪养牛的地方，现在猪牛都被牵走了，在牛栏里铺上些稻草，这就是一家人的栖身之所。
我母亲带着四舅出门讨饭，地主的子女如同麻风病人，村里人避之唯恐不及，一整天下来只讨得一点红薯碎渣。我妈又去摘了些野菜，煮了一锅红薯野菜汤，孩子们饿急了，一人一大碗咕嘟咕嘟地喝汤。外婆刚刚受完批斗回来，脸上浮肿，身上背上都是藤条抽打的伤痕，她躺在牛栏的稻草上，有气无力地摆摆手，说不想吃。外公却不见了，母亲四下寻找，猛一抬头，赫然发现外公已经悬梁自尽！
母亲哭着跑到灿林农会，对内里木匠喊道，你逼死了人，我父亲上吊了！
内里木匠说，打死一百个地主也不要紧，只要不死一个贫农雇农。
全村唯一同情外公一家境遇的贫下中农，只有我母亲称为“树皮哥”与“生根哥”的两位同族堂兄弟。家里没有成年男丁，抬遗体都没有人抬，最后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用一副破旧的门板，把外公抬出去草草安葬了。到了八十年代初，大舅不再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潜伏下来的特务”与“历史反革命”，二舅摘了右派帽子，我妈渐渐从地主子女的家庭成分中稍微舒了一口气，六舅八姨也从下乡的农村返了城，众兄弟重回池头村，想为外公修一个坟。生根哥已经过世，树皮哥则是一个年届花甲的老人了，常年的劳作让他过早地苍老，背也驼了，眼也花了。他拄着一根拐杖，指着村外乱坟岗上一个稍稍鼓起的小土丘说，贵成叔当年就葬在这里，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但我记得。你们现在都出息了，给贵成叔好好立一块墓碑吧。
外公自绝于人民，事态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就在外公上吊身亡的当晚，以内里木匠为首的大蜇细蜇黄裕瑞秃鸡婆等人，又来到牛栏，要外婆一家去参加批斗会。外婆前两天接受批斗的新伤还没有好，更何况现在她是家里唯一的主心骨，六舅七舅他们还只是孩子，只能让我妈带着四舅去接受人民的批斗了。
土改的批斗是后来文革批斗的雏形，比如喷气式阴阳头穿着大棉袄在酷暑中暴晒数九寒天往身上浇冷水等等，这些凌辱与酷刑都脱胎于早期的斗地主。寒冬腊月，我母亲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花季少女，当众被剥光衣服，跪在一条长板凳上，被藤条鞭打，打昏过去再用冷水泼醒。这样的批斗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隔三差五，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贫下中农”心情不好，都可以把我母亲揪出来批斗一番以泄愤解气。还有一次把我母亲吊起来鞭打，打完以后把人放下，我母亲象烂泥一样瘫软在地，半天没有任何反应。秃鸡婆找了根棍子，在我母亲身上乱捅，发现手指还会轻轻地收缩，得意得对内里木匠说，还有气儿，没死！
内里木匠说，还是那句老话，打死一百个地主也不要紧，只要不死一个贫农雇农。
我一直很怀疑母亲在批斗的过程中还遭受了严重的性侵害。虽然她并未主动提及，却屡次强调自己多次被当众剥光衣服，我觉得颇有暗示性。可能背后的真相比鞭笞吊打更加令人发指，母亲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痛苦的重新经历。母亲年轻的时候不丑。从我有记忆起，她就不遗余力地要把她和我身上的女性社会特征去掉，比如永远剪短发、从来不穿高跟鞋，衣服的色调和款式都是深蓝色灰黑色的宽大罩袍，不得展现一丝女性美，就差没在脸上抹上锅底的烟灰了。而且直到现在，“性”这个话题在我们家里依然讳莫如深。
1952年的冬天，母亲的生活基本上由被批斗和讨饭两大要素组成。在不被批斗的日子，母亲就领着四舅出门讨饭。外婆给人洗衣服纳鞋底做针线挣几个微薄的小钱。外婆虽然是少数民族，但她小时候生活在与汉族混居杂居的地方，汉化很严重，所以她也缠过足，三寸金莲不能长时间站立，也无法走远路。她给人家洗衣服做家务活儿，能坐则坐，如果坐着高度不够或者不顺手，就得跪着。
这中间遇到一位恩人，名叫黄泽喜，也是同族的远房亲戚，早年间受过外公的恩惠。他也参了军，比大舅幸运得多，他参加的是解放军。拿了复员费，荣归故里，惊闻外公一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悄悄包了三十元钱和十斤大米，月黑风高之际，偷偷丢进我母亲和外婆的牛栏。50年代初的30块钱，那可是一大笔巨款啊。外婆后来对母亲说，要没有这三十元钱和十斤米，可能咱们一家都活不到今天。
母亲记住了外婆的这句话。我离开家去杭州读书之后，母亲就重赴湘西，想找到当年的这位大恩公。那会儿虽然有网络，但还没有微信。几十年没有联系了，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么一个只知道名字的老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我妈和四舅，两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几个县的派出所户籍部门一家一家地问过去，户籍民警听了母亲的故事都很感动很热心，最后终于找到了黄泽喜的家人。黄泽喜老先生已经去世了。黄泽喜的儿子也退休了，退休之前是县里一个机械厂的副厂长，日子过得挺不错。黄泽喜的孙子成了家，刚刚添了小宝宝。我妈一见他们的面，就给孩子包了六千元的红包。我母亲只是个从企业退休的普通职工，她的退休工资比起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矮了一大截，六千块钱也是她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俺娘说，虽然六千块比当初的三十块多了两百倍，却远远不及那三十块钱的恩情。所谓大恩不言谢，救命之恩是无法回报的，只是略表一点心意罢了。（未完待续）

拙文参考并学习了Chainhortz网友的佳作，在此向Chainhortz网友致谢。附上Chainhortz网友佳作欣赏两篇：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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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取个笔名真难于2023_03_18 15:58:1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