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里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时中共出口136亿斤粮 够3400万人吃1年
十二、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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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
由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联合编写《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披露，当时中共国务院秘书厅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当局就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美国华裔学者、中国大陆当代史专家丁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就在1959年 “庐山会议”期间，中共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但他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这些坏消息他是从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周恩来下令销毁死亡数据
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时任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
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6park.com
杨继绳在写《墓碑》一书时，亲自上周伯萍家里去求证。周伯萍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就说销毁了，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因为当时是制版印刷。到底是几千万，周伯萍没有说。
周恩来下令继续征粮
《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关于三年（1959～1961）大饥荒的情况透露，周恩来在清楚知道全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下，继续征粮而不是打开粮仓救人，使得大饥荒雪上加霜。
书中，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从现存档案中的资料分析认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乎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