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完美母女关系大致就是如此了吧：母亲是慈爱的、圣洁的，女儿是乖巧的、懂事的。
但生活中，长年累月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没点磕磕绊绊？比如电视剧《烟火人家》中，引起网友热议的李衣锦妈妈（徐帆 饰），私自翻女儿包包、擅自安排女儿相亲、背着女儿帮她辞职、打电话给女儿前男友……让不少网友评论“吓死我了”“我妈也这样”“我经历过这些”。
《烟火人家》这句台词令许多人表示“太熟悉”
心理学家金志允说：母女关系包含的矛盾比任何的关系都要多。
绝大部分女性创作者，都曾在她们的作品中写过让自己矛盾纠结的母亲：诗人普拉斯曾描述，母爱给予了她滋养，但也成为她痛苦的根源，她说：我们得像防范致命疾病一样防着母亲的无私；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成年后总是怀着对粗俗的母亲既愧疚又耻辱的复杂尴尬感情；诺奖作家爱丽丝·门罗说，“（母亲）才是我费尽周折想要抵达的地方；这么一段漫长文字的旅程，只是要去接近她，触摸她，歌颂她”。但最终，也是为了“摆脱她”。
日剧《妈妈，不当你的女儿可以吗》
母女，是在女性之间，一种混合着脐带相连的爱与敌对、逃离的关系。正如戴锦华所言，“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缺少一种反省，就是爱的侵犯性。”它站在“歌颂伟大母爱”的传统叙事对立面，在女性议题中，变得隐秘而又难以言说。
聪慧的母亲会让她的女儿窒息
作家蒋方舟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她说，小时候看童话，生母都是好女人，永远值得被歌颂；继母都是坏女人，而她总是会产生一种疑惑——会不会生母和继母其实是同一个人呢？“母亲可以同时是无私奉献的，同时也对女儿有隐秘的嫉妒；母亲可以是无微不至的，同时也对女儿充满了控制欲。”
17世纪法国贵族、书简作家代表塞维涅夫人，与女儿的关系便是如此。塞维涅夫人将她全部的爱都寄托在女儿身上，她留存于世间的书信有上千封，因生动、风趣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的社会风貌被称为法国文学瑰宝，但写给女儿的书信就占据了总数的2/3。
电影《塞维涅夫人》
那些对历史关键事件的记录，在塞维涅夫人的眼中，不及女儿的一句问候。她在致女儿格里尼昂伯爵夫人的书信中说：“……我们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只是凑字而已。”
塞维涅夫人将她们的卧室安排成相连的房间，使得女儿必须要穿过母亲的卧室，才能到达自己的房间。母亲的理由是“为女儿的安全着想”，但女儿却时常感到自己被监视。
即使后来与女儿天各一方，塞维涅夫人也时刻关注女儿的一举一动，事事操心，并通过书信“遥控”女儿，提出“为你好”的建议——更换奶娘，子女教育，甚至标注某封信需要女儿、女婿两人“夫妻共读”。
女儿陪同丈夫视察民情，塞维涅夫人就给当地友人写信，要朋友帮忙给自己女儿安排最舒适的床铺，甚至备轿迎候；塞维涅夫人发现某处温泉体验不错，便写信告诉女儿自己“花了二十皮斯托尔特地为您租了一间房”“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以此试图说服女儿一同前来；听说女儿怀孕期间生病，塞维涅夫人写信告诉她，自己准备抛下一切手头事务前去探望，她说：“一下跑出三百里。这样的距离很好，要穿越整个法国去看你，这样的壮举才配得上我对你的感情。”
这样沉重的爱，让女儿不断地想要逃离；但反过来，女儿的“逃逸”又进一步刺激塞维涅夫人近乎病态的占有欲与控制欲。
日剧《妈妈，不当你的女儿可以吗》
1696年初，由于牵挂女儿的病情，塞维涅夫人经常半夜起床观察女儿是否睡得安稳，结果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染病，数月后病逝。人生最后的时光，塞维涅夫人在信中深情无不遗憾地写道：“我从未想过要摆脱这种深情。孩子，如果你以后把我当作朋友，我们的关系就会非常融洽。”
塞维涅夫人这样的母亲并不是个例，在文艺作品中，也有很多“控制欲妈妈角色”。她们适应不了原本与自己处于“共生关系”的小婴儿，成长为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成年女性，“在妈妈心中，你永远是个孩子”成为日常生活中看似宠溺的“爱的表达”。
影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
在日剧《妈妈，不当你的女儿可以吗》中，作为成年人的美月，凡事都要听从母亲的安排，但是母亲不知道，在长时间的不平等关系中，美月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头上甚至长了一块斑秃。《瞬息全宇宙》里的妈妈伊芙琳，给予了女儿全部的爱，最后却要穿梭于各个时空，才能达成与女儿的和解。
《始于极限》，铃木凉美和上野千鹤子的书信对谈
“聪慧的母亲会让她的女儿窒息。”在铃木凉美向上野千鹤子倾诉自己怪异的母女关系时，后者说，自己从中感受到了拥有聪慧母亲的女儿是多么不幸。“聪慧，意味着‘妈妈了解你的全部’。于是孩子失去了喘息的空间，暴露在透明的视野中，无路可逃，无处可躲。”
而上野千鹤子认为，孩子长大成人，恰恰应该是“内心怀揣了父母不了解的阴暗面”。
母女关系重重矛盾的症结
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日本漫画家田房永子将母女问题，从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扩展到更大的层面。她说，“个人对母亲的怨恨和疗愈必须自己解决，但是在此之外，如果不去剖析、理解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就无法打断从母亲传向女儿的暴力和干涉的连锁。”
田房永子的漫画，摘自《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母亲与父亲不同，在社会压力下，大部分女性都需要拥有双重身份——既需要扮演“有一门谋生手艺”的社会角色，又得拥有“要结婚生子”的家庭角色。她们需要有工作，从而试图实现自我价值；但这份工作又不能丢弃半分育儿的责任，不然为何但凡职场出色的女性，总是会被质问“你是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
在书中，田房永子与上野千鹤子有一段对话，体现出女性在扮演“母亲”这个角色中的双重枷锁：
上野：你母亲对你有什么指望？
田房：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就一个劲地说：“要学会一门手艺。”……很多女性从小就被母亲教育“要学会一门手艺”“要有无论到了哪儿都能派上用场的能力”“要考证”。
田房：同时还总说“要结婚”“要生小孩”，当女儿的听了会觉得左右为难。
上野：对啊，成了双重负担。
田房：……母亲整天对我说“要学会一门手艺”“结婚生孩子不用学也会，一定要做”。
正因为母亲经历了这样的女性困局，当她的下一代仍然是同为女性的女儿时，母亲便免不得为自己的女儿担忧和考虑。她们试图用自身经验，为女儿即将面临的类似困难准备好生存竞争的条件。这也是母女关系之所以区别于母子关系的重要原因。
电视剧《小欢喜》
瑞典心理学家纳坦·P·F·凯勒曼 (Natan P. F. Kellerman)提出的“创伤的代际传递”可以解释这种母女关系。因为母亲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她们很可能在成为母亲之后，无意识地让自己的女儿遭受同样的经历。她们一方面追求完美，对孩子高标准高要求，让她成为更优秀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断贬低孩子，以此证明自己才是对的。
比如在米歇尔·佐纳关于母亲的回忆录《妈妈走后》中，提到的曾让她备受伤害的场景：幼年的她爬树蹭破了肚皮，在地上哇哇大哭。然而母亲并未前来安慰浑身污泥与血迹的她，而是站在旁边大声呵斥，“那样子就像是我故意损坏了她的财产”。
如果女儿超出“控制”的优秀呢？
上野千鹤子的母亲的答案是：“那还不是因为我教得好。”
若说这个回答让人为妈妈的“自圆其说”忍俊不禁，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阶层跨越，在母女关系里可能更加尴尬。
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埃尔诺的母亲一方面把所有阶层上升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另一方面又渴望跟上女儿的脚步，她每天晚上让埃尔诺给她讲述学校的事情，努力而刻意地使用女儿在学校里会用到的高级词汇，即使并没有那么合适。
然而，对于她的母亲而言，越是让女儿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女儿就越是变得让人厌恶——像她年轻时看不上的那些富人和曾俯视过她的另一个阶层的人。即使晚年搬去与埃尔诺同住，也感到十分不舒服，她的身体本能告诉她，女儿已经在不属于她的世界。
到最后，母亲离开埃尔诺，在另一个城市租了一间单身公寓生活。当她离开埃尔诺后，她会独自陷入对女儿的思念中，渴望与女儿一起生活；但当她和女儿坐在一起，两人只能进行尴尬的不咸不淡的对话。直到她的母亲去世，都在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的女儿到底有没有得到幸福？”
解决母女关系的“钥匙”
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提到，“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但同时，同为女性的女儿也深知，赋予自己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份爱意的母亲，既是压迫者，同时也是牺牲者，她们能够在对母亲的不满中，切身体会到她的不易与委屈。
电视剧《小欢喜》
金志允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好朋友事先没有通知就跑到你的家里，做了你最不爱喝的清酱汤，还坐在你对面强迫你必须喝完。当你表示拒绝，她会说：“我比你更知道你的身体！就听我的，别废话，吃吧！”然后，她又说，“要是剩下一勺，明天我都会继续给你做清酱汤喝的。”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你肯定会觉得她很可怕；但如果这个人是妈妈，谴责的话便说不出口，因为你知道她爱你，母亲的爱从来都被认为是强烈的、无私的。
影视剧《烟火人家》
埃尔诺同样也在远离母亲的城市里，逐渐产生愧疚：“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母亲离世后，埃尔诺写道，“我失去了与我所来自的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
米歇尔·佐纳提出放弃上大学投身音乐事业时，曾和母亲打了一架。母亲用全身力量把她压倒在地上说：“生了你以后，我为你打过一次胎，就是为了你这么一个糟糕的小孩！”但是，很显然，母亲的那次堕胎与米歇尔其实并无直接关系。米歇尔知道，这种告诉孩子“都是你的错”的责怪方式，隐含着母亲的真实意图：“她这么说只是为了伤害我，正如我无数次伤害她一样。”
米歇尔在母亲走后，也经历了类似的长线式、滞后式的心碎。她经常逛超市时落泪。因为那里有妈妈才分得清的食材和调料，妈妈才掌握的料理秘方，妈妈才执着的饮食偏好，这些连同妈妈的爱与严苛，都永远地离开了。
影视剧《张卫国的夏天》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解决母女关系，除了这样的逃避之外，其实还有“深入”地与母亲交流。直到现在，上野依然很遗憾，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了逃离家庭的方式躲避母女关系问题，等到40岁时，却突然发现母亲已经因为患病成为了弱势，错过了与状态最好的母亲哪怕激烈地交换双方意见的时机，“要是一开始坚持对峙，说不定我们就会走出母女关系，成为忘年交，听她讲讲‘我年轻那时’的故事呢。结果到了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成为那种关系。”
在她期盼的那种亲子关系中，母亲耿直的爱意不是枷锁，而是“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大的礼物”：
“常有母亲对即将离巢的儿女说：‘妈妈相信你。’但这不是理解。因为前面还有半句话——‘虽然我搞不懂’。‘虽然我搞不懂，但妈妈相信你，因为那是你想做的事。’这不是理解，而是相信。这种相信的基础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