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锋芒


一九八六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
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王岐山早年的一位朋友曾以某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描述王岐山的特质：大城市里百十个团体，有知识分子、高干子弟、文艺界子弟、军干子弟，还有各种地域性团体，各个圈子之间鲜有往来，甚至隔阂颇深。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团体，却能在各个团体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见一致，也不论阶层是否平等，总能相谈甚欢。
王岐山的社交能力在他返回北京后愈发凸显出来。他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结交了更广泛的朋友。
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八十年代初期的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女儿、董必武的儿媳妇、朱德的秘书等，而王岐山表现得比普通老红军将领的后代还更显踏实。
在这之后后的六年里，王岐山一直都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充当幕僚的角色；历任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国历史又一次呈现出剧烈与复杂的局面，全国上下依旧在探索。一九八八年，王岐山开始获得重用；先是被任命为「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一年后，转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一九九三年六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九九四年，他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一九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在此期间，王岐山推动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並兼任董事长职务。一九九七年底，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当时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百分之五十；王岐山去广东，主要是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事件。王岐山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并逐渐为公众所知。
两千年年底，王岐山回到中央，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两年后，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海南期间，他又担负着处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留下来的“难题”；并为海南确立了“生态立省”的工作方针。在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王岐山提出“要把海南建成全国人民的度假村和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的目标。
SARS爆发期间，前任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防疫不力、瞒报疫情而被免职。在海南工作仅五个月的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長、代市长；并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當選為北京市市长。在北京工作时，王岐山在处理与前任陈希同、贾庆林等留下的人马的关系上也相当圆熟；二零零六年六月，副市长刘志华贪污案也没有让他受到牵连。
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间，王岐山临危受命担任北京市代市长，并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接受王志的专访，其中有一段对话，王志问王岐山：“你的信息渠道是什么?”王岐山说：“我的信息渠道相当之多……我这个人整个的经历过程，从来没脱离过社会，我的朋友在方方面面都有，他们有的是很底层的，我有时候专门找就在社会下层的，插过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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