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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岁的王岐山来到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成为一名普通的知青，并在这里度过了两年艰苦的时光。
北京学生郭路生当年底写下这样一首诗：
饥饿的现实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冯庄公社的刘姓副书记在北京提前与知青见面时，言之凿凿：我们那地方可好，满山果树，有苹果吃。他怕这些年轻的娃娃知道冯庄穷，不肯来。到达延安后，老乡们用毛驴车，把学生们接到各自所属村落。
娃娃们一看，有高山是不假，但光熘熘的，根本没树。此后每见到刘书记，就俩字：骗子。
“知识青年来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儿，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陕北那些杂粮，乱七八糟的做法，他们不会（做）。城里是炒菜，这里一锅烩。”尹治海说。
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们呼噜呼噜吃掉大烩菜，开始学习干农活。适应了一年，像那么点样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们粗活不惜力，但细活干不来。女娃能甩开膀子用手拾粪，但扶犁耕作、开手扶拖拉机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只有个别男娃学得来。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
“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康坪村知青张佩侠还未报到就跟其他生产队人员打架，老乡们听说他在北京时就顽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负责“教育”，吃住看紧，其他知青与他配合，不时冷落与关禁闭、罚体力劳动并济，“人家（其他）十一个知青都争气，就他一个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三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觉得，王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你要让王岐山打架，他谁也打不过，他体质弱。但谁也说不过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拢住，知青都服气，老百姓都服气，我比他大三岁我都服气，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较早的延安本地人，带着老婆孩子插队，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两人跟北京知青们一样，管组里的领头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人家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尹大才记得，一季枣子成熟时，公社来了干部，“抢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
 生产队对王的敬意，也来自于明白人的引领。
当时康平村生产队长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老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但他更相信王岐山。他知道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有知识，队上有个啥事，咋个适合不，于是一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让王给他把把关。
尹大才很为自己是康坪生产大队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被北京知青连累，自留地分在水边，难养活，他也自认为充当了北京娃和延安老乡之间的桥梁。
如今六十九岁的高志强至今还生活在王岐山插队时住过的窑洞里。当记者找到他的时候，这位辛劳了一辈子的老人还在地里忙碌着。不过他憨笑着说，如今在冯庄下地劳动已经变成了一项“业余爱好”，就像中国所有的村庄正在经历的变革一样，年轻人进了城挣工资养家，老人和孩子留守村庄，没有人指着地里的收成过日子。
高志强身后不远处是一片连绵的绿色山脉，这个经历了十余年退耕还林的村庄，已经看不到象征着陕北的沟渠丛生、黄浪滔天。他说，过去的日子农活重，日子苦。在这个土地稀少的村庄里，漫山遍野、沟沟壑壑能种庄稼的地方，都被种上了水稻、高粱和豆子。天还蒙蒙亮，知青们就出工了，像王岐山这样的男娃娃，要从村子里担着一百三十斤左右的粪上山浇灌田地，山上的麦子成熟了，再背上两三捆、一百五十多斤的麦子下山到村里。
高志强说，那时王岐山是个干活能手，一天能挣十个工分，是最高的工分，很多村里的娃娃也不如他能干。　
干这样重的活，吃得却不好。高志强回忆说，王岐山这些知青常吃的是高粱、黑豆、麸皮和在一起熬的粥，“像喂猪娃一样”，最好的饭是玉米、白面掺在一起蒸的两面儿馍馍。按照国家政策，冯庄的知青们插队第一年由国家供给粮食，一个月每人供给四十五斤，其中一小半是细粮，一半小米、一半白面；剩余的是粗粮，有玉米、高粱米和豆子，但是二十余岁的壮小伙子根本吃不饱。后来知青们参与大队集体分配，情况才好一些。
徐俊富，六十四岁，与王岐山同龄，当时他们是要好的伙伴。他也说，王岐山干活“不孬”，刚来的时候，比不过徐俊富这样在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后来大家的水平就不相上下了。按照徐俊富的说法，他不仅能干重体力活，还能干技巧性强的庄稼活。
王岐山在知青中间也很有威望，康坪村的十四个知青在他的带动下，都特别吃苦肯干，一身正气。在徐俊富的印象里，当年的王岐山“瘦长瘦长的”，“脑子反应快，嘴皮子也快，没人能说得过他”。
那时，每天吃完饭，徐俊富就跑到知青的窑洞里耍，有知青从北京带来了一架手摇留声机，有的人就这样用手摇着一遍遍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也有人喜欢玩扑克牌，王岐山却对此兴趣不大，“他的爱好就是看书，所有的知青里他最爱学习”，徐俊富说，“因为读一本西方政治学的书，公社领导还批评他，不该阅读‘反动书籍’。”
王岐山最近一次回到康坪村是二零零二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的王岐山陪同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延安考察，他请了半天假回康坪看看父老乡亲。高志强说，他们事先不知道王岐山要来，在村口与王岐山相遇，王岐山热情地喊着他的名字。那天高志强还特意去买了羊肉，蒸了荞麦饸饹给他吃，王岐山则给乡亲们带了烟酒和糖果。徐俊富记得，王岐山那次回来又提到当年阅读“反动书籍”的往事，他还说，经过时间的考验，他当年读的的确是一本好书。
这些与王岐山一起修过地球的质朴农民，以自己的质朴的眼光评价王岐山，认为他终究是个干大事的人，不会在这片黄土地上埋没一生！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王岐山却保持着开朗的性格——这是当年王岐山留给冯庄公社大队干部王守义最深的印象。王守义说，那时候的知识青年按照家庭出身不同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黑五类”往往受到人们的歧视。
王岐山却不避讳这些，他和不同出身的知青都能交上朋友，和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对那些情绪低落的知青，他还能给人家做好思想工作。后来，王岐山当上了生产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村民之间闹了矛盾，他还经常出面帮助解决。
王守义还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他们的到来也改变着村庄的面貌。像王岐山这样，年纪在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见到上了年岁的人都是“大爷大妈”地叫着，从不跟村民起争执闹矛盾，显得彬彬有礼。
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愿意把家中的娃娃送到学校里学习文化。女知青们爱干净，用肥皂洗衣服，村里的妇女也向她们借肥皂用，讲究起卫生来。当然，知青中也有调皮捣蛋的，著名地产商人任志强也在冯庄插过队，当时只有十四岁，早上上工赖床不起，被扣掉一分工分，中午和晚上妇女们要提前回村生火做饭，他也跟着跑回村里，又被扣掉一分，这样，别人劳动一天挣五分，他只有三分。不过村民们从来没有嫌弃过他，反而多了几分怜爱。
王守义对看来，像王岐山这样的城里娃娃就好像遭受了命运的作弄，才来到艰苦的农村吃苦受累。王守义对王岐山的印象尤为深刻，“见到他时就知道，他终究不会在黄土地上埋没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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