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4月26日文章，原题：我珍爱地铁生活，害怕失去它  自从1994年7岁时搬到纽约，我就开始乘坐地铁。当时许多车站只接受代币，贴着涂鸦的车厢也算是装饰了车站。每个工作日的早晨，脸都不洗，睡眼惺忪，肚子空空的，我跟着父亲穿过十字转门。
地铁使我们一家能够住在布鲁克林更便宜地方的同时，在曼哈顿下城和日落公园的华人社区上学和工作。但这意味着我们有时会在地铁里待几个小时，比在家里相处的时间还长。后来，因为我们是无证移民，父母让我独自乘地铁去唐人街的学校上学和回家。我很早就学会了在公共场所小心翼翼，提防任何可能攻击我的人，或者更糟的是，质疑我的移民身份。在地铁里，我总感到更安全点。在地面上，我孤身一人，是弱者和“非法的”；而在地面下，我安坐于一群人当中，是一个手里拿着书的乘客，和其他人一样，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一个空座位。
现在，离35岁生日只有几个月，我坐地铁的时间比使用其他任何交通工具的时间都要长。与其他地方相比，我觉得在地铁里会有一种归属感。但是，最近车站发生了几起可怕的袭击事件，我母亲以前去日落公园上班的那条线上也发生了枪击事件，我的归属感正在消失。于是，我到推特上呼吁大家分享自己的地铁回忆。结果，荒诞的故事喷涌而来，但更多的是暖心的故事：好心人帮助迷路者、病人和醉汉，乘客急起身帮别人拿行李，读者因书结缘，以及因偶遇而结下终生友谊。
如果说人行道上的纽约人不慌不忙、漠然而恬淡，那么在地铁里，我们是愤怒、欣喜、恐惧、舞动、啜泣的一族。既然如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地铁成为我们集体痛苦的聚集地也就不足为奇。在站台往往能够感受到无房者和失业者的挫折，没有经济、情感或医疗支持的人的焦虑，移民、亚裔和其他非白种人的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又一次成了替罪羊。
地铁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将纽约人聚集在一起，但在这场疫情中，它也将我们推得越来越远。当对疫情的恐惧达到顶点时，当我被吼、被吐口水、被推搡得无法忍受时，我和其他许多纽约白领一样，选择在家里工作，实在要出远门，就乘坐出租车。
现在我回到了地铁。我注意到独自坐地铁的亚裔美国人开始发现彼此，在站台和车厢里挨在一起。这往往是不知不觉的，但它几乎总是伴随着我们眉头和肩膀的细微放松，我们的高度警惕性稍微得到缓解。也许，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信任周围的人甚至超越了一个宝贵的座位和一份高薪的工作，是我最想追求的地下梦想。（作者王乾，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