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燕京学报》第九专号，刊印了一部名为《宋元南戏百一录》的专著。书中附印了一页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这是继北平图书馆景钞本、1931年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之后，这册从英国寻回的珍贵古籍首次展露真容。对于普通学者和读者而言，《宋元南戏百一录》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时年36岁的作者钱南扬(1899—1987年)，就此开始深入研讨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南戏”，并为之摸索考证了七年之久。
1979年10月，台湾80岁的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终于完成了其南戏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他在“前言”中不无感慨的提到，学界中流行已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他写道:

《永乐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戏文三十三本，详连筠簃刊本《永乐大典目录》。这本《戏文三种》，乃是仅存的最后一卷。此书已流出国外，一九二○年，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可惜见不到原书了。这次校注，即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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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南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曾经见过原书，或者至少见过原书部分影印内容的学者之一。但他仍然没能看到原书的全部内容，这也是无疑的，否则不会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选择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这个排印本的底本，又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钱氏的工作底本，实际上已经与原本隔了两层“纱”。换句话说，钱氏的学术研究，没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这从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纯度”当然还不够，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而颇具意味的是，这部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插印了一页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仍然是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的卷首内容。也由此可见，包括钱南扬在内的学者们，对这册原书的珍视与关注。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与钱南扬师出同门，同为曲学大师吴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年)，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全元戏曲》，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编校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剧本“宦门弟子错立身”时，他也感言，本剧原与《小孙屠》、《张协状元》一起，存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书遗失，故这次整理，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钞本为底本，参以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为阅读方便，从钱本分为十四出。——而以上这些感言得以公开出版刊行之际，九十高龄的王季思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书中的这番感言，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后一次确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的说法。
这时距离叶恭绰从英国购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整整80年了；距北平图书馆景钞本，也已经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亲自看到过、抄录过、校印过、研究过、接触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国学者皆一一作古；叶恭绰、赵万里、马廉、傅惜华、唐圭璋、冯沅君、任中敏、谭正璧、钱南扬、王季思等等，这一连串中国学术界内外耳熟能详的名字，皆相继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旧还是个谜。随之而来的阅读与研究状况则是——在中国学者视野中，《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70年了，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北平图书馆的景钞本，接下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也不多见了，再接下来只能查阅《古本戏曲丛刊》中的“影之再影”的钞本；到最后，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成了最为常用的通行本。
距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并没有失踪，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
原来，台湾学术界也曾根据钱氏所言，一直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的观点。但汪先生坦言，“一直还心怀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书”，寄希望于在大陆或海外寻求原书。但在向中山大学知名戏曲专家康保成教授(著名戏曲学家王季思弟子)咨询之后，得出的结论“至今仍是下落不明”，这让他不禁心生沮丧、以为无望。可接下来，一次因备课查寻资料的偶然机遇，却让他意外的让这册“失踪”已近一个世纪的国宝重现。他在论文中激动的写道:
后来在备课时，因为要讲到包背装，需引用台湾“国图”的《术语图说》来解说，可是一点开之后，图例竟然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顿时愣住了。由于是远景看不真切，于是赶快去查“国图”的馆藏目录，结果真找到《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图，就这样我还不放心。特地再到“国图”去看了微片和原书，确定真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出于学者的审慎，汪先生再次逐页逐字检阅原书。由于担心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种未经著录的景钞本，他甚至于核对了明代原卷抄录者吕鸣瑞名下的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抄录笔迹。他将《永乐大典》卷六百六十六、卷二千二百三十七、卷七千三百二十四、卷七千五百一十八、卷七千六百七十七、卷八千九百一十、卷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八、卷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等多卷字迹逐一核对比照，最终确定了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中见到的《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正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即当年叶恭绰从英国购回的原件。
此时，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失踪达80年之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终于重现于海峡彼岸。据汪先生初步研究，这部原本的内容，与此前流行于学术界的各个版本均有较大差异，无论是景钞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以及各类辑选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错讹与脱漏，这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续而且深远的。
就这样，《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随着国运俯仰。明朝的皇宫、清朝的仓库；英国的古董摊、民国的银行；南迁后方的列车、飞往美国的航机；大陆的景钞本、台湾的图书馆……或许，《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历史文献、学术研究、古籍收藏，而更在于凝聚其中的国家记忆与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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