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工覆灭记
一、前言
我们并非孤身一人。曾经，我们与西安建工集团共同成长、见证它的发展兴起。如今，我们却目睹了一个我们曾引以为傲的企业变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虽然我们只是一部分人，但我们代表了西安建工集团5000名员工的心声。尽管我们早已意识到公司内部腐败肆虐，但我们曾天真地信仰着卫勃董事长描绘的美好未来，甚至曾听信卫勃的讲述将这种腐败的环境视作企业运作的“润滑剂”。我们满怀希望，渴望着西安建工集团能够克服重重困难，焕发新生。
但现实残酷。当我们看到企业业绩被赤裸裸地造假，当周围充斥着编织谎言的声音，当看到公司用人无章无序、贪污腐败成为常态，当发现超过半数的外部合伙人与项目控制权落在卫勃一人手中，我们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彻底击碎了。不仅仅是我们，所有人都清楚，西安建工集团已无救药。
国家的纪检机构似乎对我们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束手无策。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出我们的声音。本文基于西安建工成立13年来的真实案例，揭露了这家区域性企业的残酷内幕。我们呼吁国家相关部门深入调查，拯救这家企业。
这篇文章是对那些一生勤勉但不知所为何事的员工的呼声，是对那些为了糊口却不知自己身处险境的人的呼声，是为那些毫无过错却被扫地出门的人的呼声，是对中国国有经济中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呼声，是为那些投入巨资却面临巨大损失的个人股东的呼声。同时，这也是对西安建工集团所崇拜的腐败体制、企业各阶层的贪污者、以及那个大贪特贪的两面人西安建工集团董事长卫勃的揭露，为他们的不义之行立下不朽的纪念。
先说结论：西安建工集团从成立到衰落，仅仅经历了13年时间，这个时间对一个大型企业来说太短了。西安建工集团也经历过增长与辉煌，但最终被董事长卫勃的好大喜功、肆意妄为、贪腐无度摧毁了这个企业，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西安建工内部，也充斥着大量来路不正、毫无德行、业绩造假、贪腐成性的职业经理人，而这群人要么是卫勃的家臣嫡系，要么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进入公司的仅仅符合卫勃个人眼光的奇才，有的是两者间或有之。贪腐价值观聚拢的这一群人，不仅掏空了企业，也坑害了这个企业5000名员工，坑害了上海绿地、西安市政府两大股东，坑害了企业核心人员持股机构合思合行有限合伙企业中多数个人股东的利益。卫勃先生是一个两面人，他始终在打压企业各阶层员工使用PUA方法进行管理，他认为自己聪明绝顶，西安建工集团在他主导下投资出去的120亿元现金形成的产值与投资金额相比严重缩水，形成了大量烂尾楼和建筑垃圾。卫勃一边让这些钱通过不同形式的分成、回扣流入了自己的口袋，保守估计卫勃贪腐总额已超6亿元；一边假意下达请收任务，指责各单位回款不力。当然卫勃先生也受到了反噬，那些平日里捧他高高在上的包工头、承包人、甚至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在职或离职的管理者，每个人“孝敬”过他的人，也成了他的掘墓人，手里都捏着他的把柄。所以，这个自以为能永远腐败下去的“聪明人”成了落水狗，摆在他面前都是臭水坑。
二、西安建工前期成长与卫勃的第一桶金
西安建工集团诞生于2009至2010年间，那时企业环境混乱不堪。卫勃，作为当时孙青云市委书记时代的政界红人，被任命为总经理。他聘请专业机构推行了“合思、合智、合行”的三合企业文化，以此治理混乱，显示出其策略上的明智。然而，卫勃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他的职业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长安县农民之子，一个大专学历的村官，他的根基深植于陕西的乡村土壤。这样的背景赋予了他一种农村特有的作风和思维方式，一生都在为个人利益不懈斗争。这种工作风格和思维模式或许适合乡村治理，但在领导一个大型企业时，卫勃的不懂合作、不肯平等分享利益的态度成为他管理上的致命缺陷。在他的世界观里，只存在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这种根植于中国农村的原始思维模式使他无法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也难以结交到真正的朋友。幸运的是，当时西安建工的董事长是曾分管城市建设的杨副市长。他为西安建工带来了众多项目资源，为公司的初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2011年，卫勃在西安建工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实施一种施舍式的管理方式：他拉拢一小撮人，同时打压大多数，从人格和能力方面全面否定他们。利用这种分化策略，卫勃引进了黄少华兄弟、梁小军、周曙光兄弟、贾晓明、张文杰等外部承包人。这些人与西安建工集团毫无关联，有的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卫勃没有想着培养企业自己的团队，反而让大量优质项目流失给这些外部人士。其中，周曙光等人尚属正常合作，但黄少华、梁小军等人则成了卫勃的白手套，通过他们卫勃可以分得更多利益。从2012年开始，杨董事长引进的优质项目大多落入这些外部承包人之手。卫勃感受到了身为法人的巨大收益，这与他在西安市建委担任副主任时的收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大型施工项目如纺织城、乐居场、市级安置房、航天揽月阁等，几乎全部落入了这些外部承包人的手中。卫勃制定了一种利润分配的惯例：首先保证外部承包人的利益，企业的盈余则居次。这种分配模式的背后，是卫勃与外部承包人利益的紧密捆绑。至于卫勃在各类会议强调企业盈利的论调，只是他作为两面人掩盖自己贪腐事实的公开伪装。
据我们了解，截至2014年，卫勃至少从这些承包人手中收取了4000万的好处费。其中包括黄少华在航天安置房项目中的1000万、纺织城项目中的450万、梁小军在开发项目中的400万等。事实上，卫勃从这些承包人那里获得的分红和回扣远不止这些，我们估计可能在6000万至1亿元之间。正是这种分配规则和惯例，奠定了西安建工集团奇特的管理模式根基，也成为了企业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卫勃的第一个家臣：白手套张超
西安建工集团刚成立时，仅包括西安市建筑总公司、城建开发总公司和西安市设计院三家机构，以建筑总公司为核心，企业结构相对简单。在杨董事长的清廉领导下，除了在项目承揽上提供帮助外，他几乎不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使得资源管理相对容易。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2013至2014年间，一些二级机构如市政公司、大唐钢构等开始壮大，它们的独立承揽能力增强，有些项目开始脱离了卫勃的控制。同时伴随着杨董事长退休在即，对西安建工的支持也有所减少，卫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这种形势，卫勃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急于培养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个人利益的忠实追随者，确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他计划通过吞并西安建工集团当时代管的9家集体企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到了2014年，卫勃一边公开批评现有经营团队的能力不足，一边从外部引入了自己的亲信。他引进了曾在西安曲江管委会下属机构受处分并被开除的副科级员工张超，与之合资成立了西安建工园林公司。在这个新公司中，张超投资约400万元，而西安建工投入600万元，显示出卫勃如何巧妙地在企业内部构建起自己的势力网络。
1、卫勃的白手套家臣张超，明星经理人到来
张超，这位在西安建工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原本是西安曲江管委会下属机构的员工。由于经济问题，他遭受纪律处分，最终离开了曲江管委会。为了遮掩真相并塑造自己的形象，张超与卫勃联手编织了一段虚假的故事。他们宣称，张超是为了保护时任西安市副市长段副市长而被迫离开的，这一说法甚至得到了卫勃的公开确认和支持。更甚者，卫勃在多个场合声称张超是按照段副市长的指示进入西安建工集团的。然而，这个精心编织的故事纯属虚构。张超在曲江管委会的遭遇完全是个人经济问题所致。卫勃和张超共同编造的这一虚假叙事，不仅是为了遮盖张超的真实过去，也是为了在西安建工集团内部为张超的加入制造正当性，从而在企业中为张超铺平道路，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
张超在西安建工集团的历史远早于他正式成为合伙人。他曾是卫勃指派的小规模建材供应商，向建工集团的二级施工单位销售建材产品，老建总和市政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此都有所了解。在被曲江管委会下属机构开除后，张超已与卫勃合作，成为西安建工的供应商。当张超正式加入西安建工时，他和卫勃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戏码，从登门拜访商务合作到社会公开招聘合作伙伴、再到成立合资公司，可谓布局深远、手段高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超和卫勃之间的不正当合作关系逐渐为西安建工内部人士所知。一方面是因为张超在几次聚餐中透露了与卫勃的密切关系，甚至被人了解到他送给卫勃一套碧桂园小区的住房可能用于存放现金，这套房产当然不在卫勃本人名下而为他实际拥有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张超的行为越来越高调，违背常理和公序良俗，而卫勃却始终对其包庇和吹捧。这种公然的不良行为和卫勃的明目张胆的支持，使得两人合谋获取回扣掏空项目利益的事实变得不容掩饰。张超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西安建工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加剧了企业内部的腐败现象。
成功以社会合伙人的身份进入西安建工集团后，张超迅速与西安建工合资成立了园林公司，并立即垄断了集团内部的所有园林绿化工程。尽管这样的操作增加了卫勃的控制范围，但这些工程的总量依然不足以满足二人的野心。随着2014至2015年间，西安建工集团大唐项目管理公司获得了涝河美陂湖水系修复工程的承包，张超在卫勃的支持下顺利的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实施权。
2、题外话：大唐项目公司，代建白手套雏形
大唐项目管理公司，是卫勃在西安建工集团内部创立的一个独特存在。这家公司作为一个代建公司的设立本身并不罕见，但其运作方式却在整个建筑行业中显得异常。与常规的代建公司不同，大唐项目管理公司并不是为了吸引外部业绩，而是用来将西安建工集团内部的项目转交给外部承包人。这种做法在业界看来无疑是荒谬的。
直至2017年西安建工集团进行混改之前，大唐项目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责就是将集团内部承揽的项目“合法”地转交给卫勃的外部合作伙伴。这些承包商挂靠在西安建工集团内部的施工企业，实际上却在大唐项目管理公司的监管下独立操作项目。卫勃的用心良苦在于，通过这种方式，他既能够对代建公司施加影响，又能在代建公司和施工单位之间制造管理上的博弈，以此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巨大规模的政府项目如乐居场、纺织城等，都是通过大唐项目公司转手给外部承包人的。这个代建公司一直运作到2017年西安建工集团的混改，并在卫勃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企业之后才被注销。据估计，在2017年之前，超过130亿产值的优质政府项目通过大唐项目管理公司外包给了卫勃的外部合作伙伴。这些原本属于企业的利润，最终流入了卫勃及其外部伙伴的个人口袋，保守估计总数远超10亿元。
3、张超与卫勃的疯狂
（1）涝河美陂胡水系修复项目
回到张超的园林公司，这家公司在卫勃的操控下获得了其第一个重量级项目：涝河美陂胡水系治理项目。这个项目表面上看似由西安建工大唐项目公司代建、市政公司实施，实际上却是园林公司通过市政公司名义进行操作。这种看似绕口令的操作，正是卫勃擅长的策略：通过代建、挂靠、转包等一系列复杂手段，将优质项目转移到自己人手中。结果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园林公司承接了一个高达20亿投资的巨大项目。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在常理下难以发生，但在卫勃的精心设计下成为了事实，甚至没有引起任何质疑。据悉，这个项目为卫勃和张超带来了高达1.2亿的回扣收入，卫勃与张超七三分账，这笔收入从2015年一直持续到2020年。
除了施工利润外，涝河美陂胡项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卖砂。前项目管理人员透露，项目中卖出的沙子价值近8000万元，但这笔巨款中只有不到400万入了公司账目。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沙子销售收入流入了卫勃和张超的个人口袋。项目中的大量土方车辆并非当地车辆，经常在夜间运作，这些都是用于沙子销售的运输车辆。为了这笔沙子生意，张超甚至触犯了当地利益集团，导致他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给对方舔鞋被留下影像资料，因为这件事张超在以后忌讳拍照留影。最终他们花费百万巨资摆平了此事。
所以，卫勃和张超在涝河美陂胡项目中的非法所得估计超过2亿元。为了掩人耳目，在项目后期，涝河美陂胡项目部甚至成立了一个采沙场，但实际上那时沙子已被挖空，就像项目利润一样，被两人彻底掏空。
<!--[if !supportLists]-->（2）<!--[endif]-->园林公司股权被建工集团回购，卫勃收取投资收益
2017年，西安建工集团完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各个经营单位进行了洗牌和整合。张超的园林公司被并入西安建工的二级公司市政集团。市政集团的时任董事长宋和总经理马，由于不认可卫勃的管理方式和对改革后的企业前景持怀疑态度，选择了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卫勃决定让张超出任市政集团的主要领导，并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为了保持管理的公正性，西安建工将收回张超在园林公司的股份。
这听起来是出于保持公正的考虑，但实际上却是卫勃和张超又一次的利益操作。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张超在园林公司的股份被评估价值高达2690万元，将其最初的400万元投资翻了近7倍。这种评估在当时的背景下显得极为荒谬！此时的园林公司仅仅运营了3年，其公司利润并没有增长，在当时报表中的所有项目里，有一大半都是虚假项目，唯一有产值的大型项目就是前面提过的涝河美陂胡修复项目，且此时涝河美陂胡修复项目还有大量的政府结算没有完成，所以此时的园林公司捉襟见肘，不仅没有结余还有大量向西安建工集团借来的款项形成赤字。但就是这样一个公司，评估价值居然翻了7倍，原来是园林公司有大量的苗木入账充实了资产，但这些苗木又是虚拟的！卫勃、张超将假账做到了极致，这些苗木的购买本就数据不实不全、且没有任何的销售去向！后来卫勃曾经让财务完善过一次苗木账务，但仍有很大漏洞。也就是说，一个经营造假的园林公司，通过编造报表资产使公司净值翻了近7倍，同时张超400万元的股权投资也在这三年变成了2690万元。整个评估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经营造假行为。而张超的400万元投资，据说实际上是卫勃出资的，而且不久后就以借款的形式撤回了这笔资金。这意味着，卫勃通过这次股权回购操作，在短短三年时间内空手套白狼，非法获利了2300万元。
2018年初，在西安建工集团高管持股动员会上，卫勃还谎称自己向朋友借了一千多万元购买股权。然而，实际上卫勃的财富已经积累到数亿，全部来自于之前提到的非法所得。这一切行为再次暴露了卫勃作为一个两面人的真实面目。
<!--[if !supportLists]-->（3）<!--[endif]-->卫勃协助张超业绩造假，连升三级，开创西安建工业绩造假先河并带领其他施工企业投入业绩造假浪潮中
张超与卫勃的灾难性管理：张超在卫勃的庇护下，从一个曾受党纪处理的贪腐人员、小商贩，以及在涝河项目中大贪特贪的人物，一跃成为市政集团的高层领导。2022年，市政集团更名为交建集团。在2018至2022年掌舵市政集团期间，张超和卫勃联手造成了一连串投资灾难，这些灾难包括陕西湾子水厂项目的5000万元投资亏损、四川阆中项目3600万元的现金亏损、在收购陕西中大机械时被骗2800万元、在提升大德路桥资质时被骗900万元、呼和浩特机场合作诚意金1500万元的损失、浙江氢谷假项目投资亏损现金2000万元至今、泰国国家电信大厦假项目投资亏损现金1500万元至今，以及山东济宁综合管廊和紫薇小镇疑似假项目造成的2400万元现金亏损等。此外，市政集团还在两个基金中投资了1.3亿元，却未能获得任何项目回报。加上园林公司股权的收购，市政集团直接的现金亏损已超过3.5亿元。更为严重的是，据建工集团的财务人员透露，市政集团（后更名为交建集团）从建工集团借款已高达15亿元。张超在市政集团的管理不仅是一场财政灾难，也严重损害了西安建工集团的整体经济状况，显示了他的管理不仅缺乏效率，还充满了腐败和不当行为。
业绩造假与财务幻象：张超在卫勃的支持下，不仅实施了一系列灾难性的管理决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通过业绩造假制造出看似健康的财务报表。虽然市政集团实际上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状态，但每年的财务报告却显示出良好的经营状况，这一切都是造假的结果。西安建工集团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二级经营单位的管理者，都对这一现象有所了解。张超，一个毫无管理能力的人，却因为与卫勃共同进行业绩造假而制造了一种管理上的“神话”，从而获得提升为集团副总裁。2017年以前，西安建工集团的业绩尚属真实。然而，在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原建总董事长买亚峰被卫勃劝退明升暗降，此时的建总集团还留存有3亿元的现金储备，市政及其他二级经营单位除了城建开发集团外，都或多或少留有现金储备，但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自2018年起，张超主导的市政集团承接了一系列质量低劣和虚假的项目。这些项目通过造假不仅轻松赢得了薪酬和荣誉，还为张超提供了晋升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二级产业集团也不得不跟随这种不良做法，西安建工集团的业绩造假之路由此揭开。这种操作严重扭曲了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西安建工的虚假繁荣：从2017年到2022年，西安建工集团的收入呈现出惊人的增长：从120亿跃升至430亿。在卫勃的领导下这种所谓的“跨越式增长”，伴随着一系列的荣誉和嘉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辉煌。然而，这种增长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从2019年开始，西安建工集团的每个二级经营单位的工资、利润、税费和运营经费，乃至支付的资金利息，几乎全部都依赖于向建工集团的借款。这种模式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单位们所谓的上缴利润和支付的资金成本实际上只是借来的资金在内部流转。这种做法不仅制造了虚假的业绩，也人为地膨胀了税费和运营成本。卫勃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非法收入来源，一方面则沉浸在虚假荣誉的喜悦中。他成功地将西安建工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变成了自己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擅长贪腐和业绩造假的人成为了他的亲密伙伴。至于这些借款的来源，西安建工集团作为一个纯粹的管理机构，并没有自身的经营收入。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初期各个经营单位的经营所得留存，大约有6亿元；另一部分则是西安建工集团及其下属资管集团通过金融机构融资所得。这种过分依赖于外部融资的运作模式，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集团的运营，但长期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财务策略，再加上西安建工已经内部蔚然成风的业绩造假现状，给企业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重重隐患。
西安建工的财务困境：2017年，西安建工集团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报告了120亿元的营业收入，同时从金融机构获得了60亿元的融资。到了2021年，其宣称的营业收入增至430亿元，而融资额达到135亿元。尽管表面上看来，融资额相对于营业收入的增长似乎并不显著，但实际情况远不如此。如果将业绩造假因素剔除，2021年的实际收入其实不足180亿元，其余的250亿完全是财务报表造假或提前确认的虚假产值。这意味着，与2017年相比，西安建工的实际收入只增长了50%，而融资额却增长了125%。这表明，西安建工集团实际上是依靠外部融资来维持运营。另一个揭示问题的迹象是，从2020年起，西安建工官网发布的新闻数量明显减少，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日益不活跃。正如某位高管所言，西安建工集团后期主要只做了两件事：开会和贷款。开会是为了卫勃维持其两面人的形象，而贷款则是为了保持企业的生存。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西安建工集团的贷款模式变得越发困难，每年高达7亿多元的利息支出远远无法承受。再加上业绩大幅造假的因素，这种无法持续的财务结构，最终导致了企业的覆灭。
卫勃张超的最终策略：到了2023年，西安建工集团已经陷入了破败的境地。在这个关键时刻，卫勃作出了决定性的调整：他将张超调任为城建集团的董事长。此前，西安建工的核心资产主要集中在城建集团和实业集团这两个二级公司。卫勃首先将实业集团的原董事长蒲进支走外地，然后将实业集团并入城建集团，成功地将所有关键资产的管理权集中在了城建集团。随后，他将张超调至城建集团，确保了这两个人在西安建工集团最后时刻的资产控制权。对卫勃和张超而言，这不仅是锁定了这个濒临死亡的企业的最后价值，也为他们创造了最后一波非法收入的机会。张超，这个曾因违纪被处理的人物，凭借卫勃编织的关系网和业绩造假，最终成为了西安建工集团的副总裁。他的职业生涯充分体现了“哪里有利益，哪里有资源，我就去哪里”的原则。最终，卫勃和张超的联手操作导致了西安建工集团的彻底崩溃。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领导层的腐败和管理上的失败，也腐化了企业文化，严重挑战了企业经营的道德底线。
三、卫勃的第二个家臣：内务总管张园园
张园园，原本是曲江管委会下属机构的一名普通员工。她在2019年4月通过伪造简历，得以进入西安建工集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卫勃担任了她的简历证明人。她最初在西安建工集团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据当时集团办公室的管理人员所述，张园园在岗位上提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想法和建议，这些看似匪夷所思的提议都得到了卫勃的大力支持。这样的情况让人们感到困惑，认为张园园的背后势力绝非一般。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园园很快在西安建工集团内部展现出其政治影响力，成为了公司中又一个备受争议的新兴力量。西安建工又一个无德无能的政治新星开始冉冉升起。
2020年，张园园在西安建工集团仅仅工作了8个月便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与张超和卫勃主导的大规模贪腐行为不同，张园园更多地在内部进行小规模的腐败操作。担任办公室主任后，张园园通过拉拢集团内其他部门，建立了一个部门间轮流请客的餐叙制度，使得各部门负责人通过定期的饭局加强了联系，从而形成了拉帮结派的局面，而张园园自己也成为了这个圈子中的中心人物。张园园利用她的职位索取各种好处，各个二级公司经营单位赠送的类似名牌包、服装卡这样的小礼物不计其数。在卫勃的指导下，她还控制了集团的供应商网络和内部竞标过程，进行了各种不当操作。例如，一个毫无技术含量、仅150平方米的企业展厅耗资超过200万元，其中近一半为回扣；还有，她指定的企业礼品供应商，其礼品质量持续下降，而回扣高达40%；在与IT供应商合谋的过程中，通过实名举报逼走了专业员工，导致IT服务水平显著下降；2021年，张园园引入一个皮包公司负责大规模近百万的企业工装制作，结果这个贸易公司连基本的服装制作都不懂、将订单转卖给一个小型服装作坊，结果可想而知一塌糊涂；2022年，在西安建工集团混改五周年庆典上，由于会议供应商问题，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活动在众多嘉宾到场的情况下推迟了40分钟……这些情况在以往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主任手中都会导致严重后果，但在张园园的案例中，她不仅免于承担责任，反而获得了卫勃的嘉奖和安慰。
最荒谬的是，为了满足卫勃的虚荣心，张园园还用公司的资金设计并制作了一套卡通牛形象作为西安建工集团的吉祥物，因为卫勃属牛。这种行为在西安建工集团经营已经陷入困境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不合时宜，反映出管理层的虚荣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那时西安建工的经营情况已经破败不堪。
张园园的个人生活颇为复杂。她与西安市曲江新区一位知名项目经理有着非婚生活关系，并且在对方已有家庭的情况下，与之同居并生育了孩子。尽管个人生活选择是个人自由，但在一个自称遵循高道德标准的国有企业中，聘用有明显道德争议的人担任核心职位，无疑会引发外界对公司道德准则的质疑。卫勃对张园园的背景了如指掌。他曾表示，像张超一样，是前任西安市段副市长要求他收留张园园并给予重要职务。然而经了解发现，张园园和张超实际上与段市长并无直接关系。到了2021年，张园园不仅在西安建工集团中地位稳固，还成功兼任了董事会秘书，成为卫勃把控与主要股东绿地集团之间沟通、把控政府关系、把控内外部信息、把控企业人力资源的关键人物，有效地成为了卫勃的重要助手。在西安建工集团内部，有人私下将张园园称为“企业的老板娘”，显然她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其官方职位所能体现的。此外，据西安建工的一位领导提到，西安市国资委委派的专职董事周伟被卫勃任命为副总裁之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张园园的未来。周伟的任命恰逢张园园入职的同一年，似乎卫勃已经为张园园的职业发展提前做好了安排。
<!--[if !supportLists]-->四、<!--[endif]-->卫勃是带领西安建工集团走向覆灭的罪魁祸首
虽然卫勃有张超、张园园内外两个家臣协助，但是这两个人的管理幅度是有限的，卫勃和这两个人仅仅是西安建工众多管理者的缩影，还有不少管理者像这样大行其道。最终因为卫勃自己的用人、贪腐等问题，导致了西安建工的覆灭。总结说来，他有以下严重问题：
<!--[if !supportLists]-->1、<!--[endif]-->扭曲的用人观
卫勃在西安建工集团的管理和用人策略体现了明显的个人利益驱动。尽管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委书记，公开宣扬党的信仰，但他信奉的却是个人利益。他重用的人中，原西寨村棚改项目总负责人张文杰是一位刑满释放人员，亏损了1700万后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悄然离开；张超是一个被党纪处分的不合格干部，在与卫勃分钱造假并赠送碧桂园房产后，直升西安建工集团副总裁职位；张园园作为一个简历职务造假、严重缺失生活道德的人，在卫勃的帮助下伪造简历成为了西安建工集团的管理中枢，担任集团办公室主任和董事会秘书两个关键岗位……除这三位之外，还有很多现任二级公司主要领导的人，都是因为歪门邪道，能说会道走上领导岗位的，这些人的提升和职位安排明显不符合道德和专业标准。在2017年企业改制以后，卫勃的用人观完全错误，绝不看重人品与实绩，只看谁能给他带来好处，我们认为卫勃的用人观是自卑的、猥琐的、极不自信的、个人利益至上的。卫勃的用人策略导致了企业内部腐败的蔓延和管理效率的下降。在他的领导下，西安建工集团还形成了一种责任逃避的文化。从卫勃本人开始，犯错的管理者往往能够成功的向下推卸责任、无需为其行为承担后果，这进一步助长了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自私和短视的管理策略，不仅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利益，也严重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和职业标准，最终导致了企业的崩溃。
在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卫勃与家臣们善于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张园园曾经向别人哭诉卫勃管理不近人情，张超曾在不同场合抱怨卫勃要求过于严格。但这些言论无疑是他们缔造的假象，上面的事实摆在眼前，伪装再好也会被事实击穿！由此可见卫勃不仅致力于自己做好两面人，还在向家臣传经送道。在这样的用人理念下，西安建工注定难留人才，近期盛传某些核心高管与二级公司的法人已经萌生退意，趁着还能走得掉，早一天离开这个是非窝才是更好的选择。
<!--[if !supportLists]-->2、<!--[endif]-->作风霸道，搞一言堂
在2009年，卫勃与杨副市长共同创立了当时的西安建工集团，这一举动获得了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孙青云的高度赞赏。卫勃因此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但他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挽救西安建工的主要资源和支持几乎全部来自杨副市长，而自己仅仅是一个执行者。尽管杨副市长的高风亮节为卫勃铺平了道路，但最终也为西安建工集团的未来埋下了隐患。在西安建工集团的120亿投资中，绝大多数的投资决策都由卫勃钦定，投资的风险控制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审核和评估。企业改制前后，西安建工集团形成了一种极端的管理文化，即“顺卫勃者，逆卫者亡”。这种文化导致了严重的管理失衡和决策失误。以张超为例，他是造成西安建工集团直接现金亏损高达3.5亿的关键人物，这3.5亿还都是投资损失、没有算上项目损失，但由于他与卫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能够迅速升迁；而相比之下，前工程部部长、建总总经理张春刚因为3000万的决策失误被贬出，并被要求个人承担损失。这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卫勃在管理上的任性和偏颇。卫勃的一念之间，决定了企业内部人员的命运和企业的发展方向，而这种管理方式最终导致了西安建工集团的失败和覆灭。
卫勃在西安建工集团的一言堂管理风格渗透到了企业的各个方面，从投资决策到项目管理，再到人事、财务管理、战略规划，以及员工考核。他的决策经常不基于集体讨论，而是以个人的意志和偏好为主导，集体决策仅是形式上的过程。在项目管理方面，尽管卫勃本身并非专业人士，他却始终架空各个经营单位，依据与他熟识承包商的意见进行管理，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人事任命上，卫勃的决策完全基于个人利益，忽视了人员的德行和实际能力。财务管理方面，即便熟知各项财会政策法规，卫勃依然暗示或直接指示各单位进行业绩造假。企业战略缺乏深思熟虑，只是盲目追求虚假的规模扩张。考核部门也是根据卫勃的言语和态度随意调整评估结果，以迎合他的满意。这样的管理风格，不仅造成了企业内部的混乱和效率低下，还导致了企业文化和道德标准的严重退化。卫勃的一言堂不仅阻碍了西安建工集团健康、持续的发展，也为企业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企业的覆灭成为了必然结果。
<!--[if !supportLists]-->3、<!--[endif]-->好大喜功，毫无担当
卫勃作为西安建工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裁，即使在三年前已年逾花甲，仍把持着企业的三大关键职位。他在对外的形象中表现出一种渴望贤才的虚假姿态，但在内部管理上却表现出强硬和执拗。尽管西安建工集团拥有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却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控股股东绿地的疏忽监管，只能任由卫勃拿捏把掐。在窃取企业利益的同时，卫勃也特别注重自己的社会地位。混改后，他不止一次对外宣称西安建工集团已经成为了他个人的企业，显示出他对权力的执着和对个人地位的过分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卫勃也成为了各种骗徒的目标，他乐于接受他们的宴请和吹捧，将这些人视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卫勃声称与西安市的多位政界人物有紧密联系：他说现任西安市副市长杨某某是自己的老部下，收过自己好处；说西安市前任副市长段市长是自己的好友；说现任西安市委书记方某是自己的老朋友，这些信息都无从考证也难以证实。然而，当企业面临危机时，他作为担任多个关键职位的领导者，却显得束手无策，无法为企业带来扭转局势的资源和支持。反而是已经坐牢的前任陕西省委秘书长钱某，卫勃为了避免其爱人承担巨额亏损，毅然让西安建工挺身而出，要求下属城建集团接盘了美盛新天地、现称清凉云集项目，导致西安建工集团亏损现金4亿元至今。还有卫勃为了钱某政绩设计实施的宝鸡蔡家坡百万平米厂房，造成投资亏损8.2亿元至今、其运营更是一塌糊涂。
在面对经营困难时，卫勃表现出了明显的缺乏责任感。他常常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下属，而不是承担起作为领导的责任。他习惯于编造和夸大自己与省市领导的关系和交往细节，要求下属去落实这些虚构的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属们逐渐看穿了卫勃的行为，认识到他善于为自己抬高身价，却在真正的问题面前推卸责任。实际上，卫勃并不真正懂得如何经营和管理一家企业。用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卫勃的能力水平仅限于他出生的郭杜镇。在他的领导下，西安建工集团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卫勃个人可能获得了不菲的经济利益，但他对青史留名的憧憬恐怕难以实现。卫勃不仅仅是管理失序和决策失误，他的贪婪和腐败引发的上行下效彻底毁了这家公司，导致了西安建工集团的覆灭。在商业和管理领域，成功不仅取决于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在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文化的建设以及社会责任的履行。卫勃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3、万恶的平台+合伙人项目管理模式
卫勃在西安建工集团的操作手法从最初的大唐项目公司发展到了后来的“平台+合伙人”模式，这种转变标志着他在利益输送和非法获利手段上的进一步演化。最初的大唐项目公司作为一个利益输送工具，卫勃通过它将企业的自有项目转给外部合作人实施，从中获取好处。而到了2019年，他提出的“平台+合伙人”模式则更进一步，成为他通过承包商回扣和黑钱的一种更加直接和系统化的方式。同时，“平台+合伙人”模式也成为西安建工集团虚假财务报表的重要帮凶，在企业150亿净资产规模中，有100亿是以合伙人名义用少量资金反复滚动编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西安建工集团的净资产规模只有报表中的三分之一。
卫勃在西安建工集团推行的“平台+合伙人”项目管理模式，虽然表面上看似是一种创新的管理手段，旨在通过建立平台吸引外部合伙人共同实施施工项目，但实际上却隐藏着严重的问题。首先，这一模式事实上剥夺了西安建工集团拥有自己的项目实施团队的可能性。根据卫勃的规定，所有项目都必须遵循这一模式，意味着必须引入外部合伙人。这些合伙人部分来源于卫勃多年合作的承包人资源，部分则是卫勃通过亲自面试占有下属公司资源选拔的。这样一来，西安建工集团的优质项目实际上又被外包出去，而卫勃则从这些外部合伙人那里获得好处。其次，这一模式虽然表面上看似通过要求合伙人缴纳项目股金来降低经营风险，但实际上却加剧了腐败现象，原因有二，一是股金的缴纳极不规范，原本应缴纳的金额常常被大幅减少；二是即便合伙人缴纳了完整的股金，他们也可以通过工程项目中的各种手段迅速回收成本，甚至获取更高的利润。上梁不正下梁歪，卫勃和许多的管理者都跟这些合作人、承包人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其中卫勃控制了至少一半承包人、其他二级公司法人与部分高管控制另外一部分。在卫勃和其他管理者的共谋下，形成了一种先保证外部承包人利益，企业利益次之的分配机制。这种机制导致企业既失去了项目的实际控制权，也无法保障企业的利益。反而卫勃和一批管理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非法收入。最终，国有项目和资产变成了私有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导致企业无法挽回地走向覆灭。这样仅为满足了个人贪腐占有而推行的管理模式，不仅是对国有资产的极大浪费，也严重违反了企业管理和道德准则，成为西安建工集团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记：西安建工集团的困境显然不仅仅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尽管有传闻称西安市两级政府欠其高达40亿元的工程款，这也许是企业面临困境的部分原因，但这并不能完全掩盖内部管理和决策的严重问题。卫勃在西安建工集团的决策显然充满了问题。120亿的投资去向成谜，这些资金要么被卫勃与承包商分割，要么就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源或者好大喜功闭着眼睛投了出去，最终留下了一堆无价值的烂尾工程与垃圾建筑。不知道这个时候卫勃先生经常自诩的眼光在哪里，担当在哪里？
目前，西安建工集团唯一的办公大楼已经被多次抵押，而卫勃曾经引以为豪的自投5亿元西寨村棚改项目已变得一文不值。此外，为了前领导钱某铺路的美盛新天地项目，亏损高达4亿，无人敢接手。这些都是卫勃的决策或指示所造成的后果。现在的西安建工集团，资产几近耗尽，项目外流，业绩造假，逾期贷款就高达5亿，卫勃最自豪的融资游戏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作为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西安建工集团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国家不介入，西安市管不了，大股东绿地顾不上，卫勃不断宣扬自己与绿地的张总裁关系密切……在这种情况下，5000名西安建工集团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庭陷入了绝望，他们勤勤恳恳、辛勤工作，却可能因为领导层的无能和贪腐而面临失业。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相关监管机构能够介入，挽救这家企业，保护这些无辜员工的权益。同时还有那些被卫勃无情逐出的个人股东，也希望能兑现他们的应有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