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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曾经写过一篇长微博，题目是：疏通中间，打开两侧。这篇短文指出，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看，当然都存在问题。但根本的症结是在两侧的中间。


现在则可以更明确地说，这个中间的症结，就是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寄生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恢复不了活力。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快速发展了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在快速发展，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但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环节，也滋生了大量的寄生物。它们吞噬着社会创造的财富，加重着经济系统的负担。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还显现不出来，因为财富的增量在大量增加。而到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从这个角度看前些年人们争论的做蛋糕还是分蛋糕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蛋糕问题的实质，还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如何分配财富，更根本的问题是每年创造的财富增量够不够寄生环节所吞噬的。如果不够会怎么样？这种吞噬加之于经济系统的负担是怎样的？特别是在经济周期到来的时候，这种吞噬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


这种寄生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至少有如下五个环节：


第一，沉重的税费负担。具体数据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研究和国际比较，这里就不说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现在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税负就是降不下来。甚至我都承认本届总理一再强调的减税是真诚的，但就是减不下来。为什么？我的一个朋友郭学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经济繁荣之后是一场灾难》。他用秘鲁鸟粪经济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由于某种因素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就会养越来越大的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员、上各种项目、花钱大手大脚。而在经济进入常规发展之后，政府财政收入不会增加那么快了，但机构和人员还得养，项目还得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怎么办？只能加重社会的税负。于是，在沉重的税负压力之下，经济和社会逐步失去活力。


中国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也具有一定鸟粪经济的特点。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些事情。问题是，你不可能长期保持那样的增长速度。现在速度降下来了，说好听一点进入新常态，政府收入没有那么快的增长了，但养的那么大机构和那么多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此外，还要准备对外打仗，还要用大量的钱维稳。在这种情况下税费怎么能降下来？这个降了那个也得增加，税降了费也得增加。


第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企业家们列举了在征地拆迁、基建审批、政府采购、招投标、药品定价、政府财政扶持、食监审批等方面的腐败寻租行为（见蔡晓鹏有关文章）。长期在国务院农业部门工作，后辞职下海的蔡晓鹏先生更详细列举了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敲诈勒索、吃拿卡要等行为。而且，由于政府职能分散模糊而又混乱，形成多龙治水，多马分肥的局面，有关无关的部门都可以到你这来寻租。如果不予满足，就会动用公权力为企业经营设置障碍。有的企业甚至由此陷入绝境。自反腐败打老虎以来，这方面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寻租开始转成不作为，由此造成企业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大。


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有的企业就是被这种寻租，这种吃拿卡要逼走的。东北这些年经济状况的恶化，与这个恐怕也有直接关系。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上两个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是现行体制赋予有关部门的权力过广、过大、过泛、过于随意有关。这个比较简单，就不说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在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背景下的机构扩张问题，实际上，除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政府本身就有一种机构扩张的冲动，有时甚至会使这种扩张超出财政能力之外。由此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但财政只是提供部分经费，余下的部分自筹，包括收费罚款分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


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国有垄断性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各个优势环节，而且在市场中以垄断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消费者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双重负担。几年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2001-2008年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获得利润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并非是真实的业绩，而是在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方面享受种种政策优惠的情况下获得的。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天则计算的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为-6.2%。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处境艰难，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但金融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经济。按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研究，现在中国金融资产已经接近200万亿。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试想，一边是来政府的沉重税负，一边是来自金融的沉重融资成本，实体经济整个能挣多少钱？


第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泡沫是虚的，而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实的。因为在财富泡沫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食利者阶层，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负担。所谓食利者的含义无非是指以财产性收入为生。在正常的社会里，这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但问题是我们的所谓财富又相当一部分是吹起来的泡沫。在一个社会里，收入和财富之间应当有一个大体的均衡。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均衡，实质是对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两种激励的均衡。


说一件事情。大约六七年前，又一次我去厦门，一个朋友去接我。在车上她就和我说，有一件事情怎么理解？她大约在几年前买了一个车位，当时的价格是7万元。现在如果要卖的话，能卖42万。她说，就那么几平米的地方，就这么几年时间，净挣35万。一个工薪阶层，一辈子能挣多少钱？能攒多少钱？


上述寄生环节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其结果，是形成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得不得了的局面。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怎么转得下去？怎么会有活力？而这个问题是所谓供给侧改革就能解决得了的吗？





延伸阅读：疏通中间，打开两侧
（发表于2015年作者博客）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供给侧确实存在问题，如某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不能有效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某些产品。第二，需求侧作为空间已经很小，工资提高已经几乎没有空间，社会保障不能一蹴而就，扩大政府投资、增发货币不但边际效用递减，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


于是，人们想到，还得在供给端做文章。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


但现在的问题是，绝不能把供给侧改革理解为民众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购买力，现在只是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而已。而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存在的。有人以国人海外购物为例，说不少人热衷于去日本买马桶盖，去新西兰买奶粉，去荷兰买剃须刀，表明现在国内供给端提供的商品，并没有完全满足需求。


有人估计，我国每年有上万亿购买力外流。如果这个数字可靠的话，其中的情况应当作进一步的分析。海外购物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作为出去旅游的纪念品来购买的，不一定是旅游纪念品，也可能是实用物品，但可以对人说这是在某某地方买的。第二，在国内确实买不到的东西。比如上面说的马桶盖，去日本购买的某些药品等。第三，在国内可以买到，但在外面买的质量更好，更精致。如前面说的奶粉，主要就是因为质量的原因。第四，在国内可以买到，质量也差不多，但在国外买，价格可以便宜很多。有的商品，甚至是同样更国货，有时价格居然可以相差几倍。


为什么要做上述区分？是因为可以具体分析这些外流的购买力与国内供给端的关系。第一种类型的购物，与国内供给端无关，出去旅游总要买一些当时或今后可以作为纪念的东西。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购物，则与国内供给端有直接关系。这表明的是供给侧改善的空间。而第四种，情况较为复杂，国内商品价格高企，有着多种原因。有国内外商品税负差异是原因，即使是国内产品也有出口退税的问题，此外，流通成本过高，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我曾经在网上做过一个小调查（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谈不到科学性），发现大部分人选择的是第三和第四项。也就是说，人们海外购物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质量和价格。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可能会有明显不同。那时出国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不多的购物会更多考虑纪念或国内稀缺的因素。而现在随着出国成本的降低和机会的增加，质量和价格可能就成为更主要因素。在这项小调查中，选择价格因素的人数之多，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可以认为，在不断增多的海外购物中，对价格因素的考虑，是在呈上升趋势。不少去过欧美的人都说：出国前原本没有购物计划，但受当地低价刺激，也忍不住要买些东西。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目前购买力外流，有相当一部分与供给端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流通端，而无论是供给端还是流通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税收（当然汇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汇率不能完全解释有些商品两三倍的差价）。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供需关系中的问题。前些天，在外地，朋友请我吃当地很有名的包子。就此就想到一个比方。现在是生产的好吃的包子太少，很多人拿着钱买不到好包子？还是人们根本就没钱，好吃的包子做了不少，就是卖不出去？可能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一方面是店家那边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大堆卖不出去，好吃的包子有很少，有人想吃也买不到；另一方面，真正能买得起包子尤其是好吃的包子的人也不多，店家就是把那些无法下咽的包子都做成好包子，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说，我买不起，我还是买个馒头夹点咸菜吧。


想说明什么呢？目前我国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现在人们强调供给侧改革，但绝不能把这个问题理解为，民众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购买力，现在只是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而已。无法下咽的包子的产能应该淘汰，但绝不能由此否定需求端的问题。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供求关系之所以处于目前这种尴尬的状况，关键是在于中间环节。现象在两侧，症结在中间。现在横在供需关系之间的，至少有五大障碍：沉重的税费负担（目前各种税费在商品价格中张又一个很大的比重）、居高不下的物流费用（我国物流成本比西方发达国家高一倍还不止）、昂贵的场地租金（在零售和服务业当中，房租已经成为沉重负担）、层层剥皮的流通环节（有些药品的出厂价几块甚至几毛钱，但到了医院，几十块钱）、混乱的消费环境（如旅游）。结果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过高，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得不得了。这些问题不解决，无论是强调需求端还是强调供给端，都很难解决问题。


现在我在想，既然有了供给侧、需求侧这些名词，不妨现在再来一个，中间端。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中间端。这个中间端有政府的因素，有市场的因素，有法治社会环境的因素。只有疏通中间端，才能打开供给需求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