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谣言早已被孙经先等教授戳穿
2021-07-26 投诉 查看源网址
阅读数：1241
为还原大跃进期间的历史真相，冷观先后写了《一张伟人照片洗清了泼在毛泽东身上大跃进的脏水》...
收录于话题
#伟人思想永放光芒
35个 6park.com
新朋友点击上面蓝字“百年梦圆”可关注并可查看已发文章 6park.com
编号：2019-08 6park.com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谣言早已被孙经先等教授戳穿 6park.com
文/冷观 6park.com
为还原大跃进期间的历史真相，冷观先后写了《一张伟人照片洗清了泼在毛泽东身上大跃进的脏水》《看毛刘大跃进时言论实录还我领袖毛泽东历史清白》《大跃进中"穷过渡""七分人祸"到底是谁的错?》（点击蓝字可看）三篇文章，得到了广大主持正义网友的热情关注和广泛转发。 6park.com
有网友留言问，那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真相到底如何？也希望冷观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资料，以便大家自辨真伪。 6park.com
从逻辑上说，饿死三千万，稍微动动脑子略加分析就应该知道是谣言。 6park.com
因为，如果是真的饿死三千万，以当时全国总人口只有六个亿算，相当于是饿死了1/20的人。这么高的比例，分布下来，那就是以当年每家平均都有五、六个孩子算，每家每户不管是远亲还是近亲，或者是家人，总有饿死的才符合这个数据的逻辑。然而，问的普遍的结果是，没有。 6park.com
好在经历过60年代的60岁以上的人现在还大量的都在，所以你可以问问你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看那个年代有没有家人或者亲戚被饿死。问过以后，结论立刻就清楚了，谣言会不攻自灭。 6park.com
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据我了解，三年困难时期，不仅我们家和我们所有的亲戚中没有饿死过人，而且我们县也没有饿死过人。后来问我们的同学，我们地区其它县也没有听说饿死过人。再后来，在省里问周边其它地市的朋友，也都说他们家所有的亲戚中都没有饿死过人。再后来，问了好多省的朋友，他们说，也没有听说。 6park.com
为什么呢？逻辑其实很简单：当时实行的是平均供应制，上至中央主席，下至普通百姓，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渡时艰，大家要吃不饱都吃不饱。虽然吃不饱，但基本可以维持生命之需。因此，绝大多数地区，都不会有人被饿死。 6park.com
而确实有饿死人的地方，那就是大跃进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本来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为了政绩谎报产量，把口粮都交了公粮了，会导致饿死人的现象。而在全国来说，这只是极少数浮夸风最严重的县市或地区，比如说，那个国家主要领导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宣称亩产达到11万斤的河北徐水，以及河南的信阳等。 6park.com
所以，台湾的作家李敖才愤愤然地对那些信谣传谣者说：1/20的比例，如果你们家的亲戚中都没有被饿死的人，你还相信这样的谣言，那一定是脑袋被门夹扁了！ 6park.com
面对这些本质上是传播谣言的论著，在理论界，许多主持公平正义的学者都发起反击，如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松林、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向这些教授学者们致敬），以正本清源，厘清事实真相。 6park.com
现在我们来看，“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如何被戳穿的： 6park.com
一，荷兰籍教授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被查明，“大跃进饥荒”的照片全部是伪证 6park.com
三年“饿死三千多万”，最早是出自香港大学荷兰籍教授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后来查明，这本书是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多万美元（所以我对台湾的国民党历来是没有什么好感的），雇冯客为刀笔客炮制而成的。 6park.com
看看，这就是该书的配图，把1942年大饥荒的照片，PS成大跃进时期的，手段也够恶劣的。请留意，这张照片在其它地方也有被冒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证据。真的很可笑。 6park.com
而该书的封面和一些配图，使用的是民国时期大饥荒的照片，以冒充所谓“大跃进饥荒”的照片作为证据。当学者们查明出处后，这本书立刻被证伪，成为谣言和笑料。 6park.com
二，孙经先教授揭穿《墓碑》制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6park.com
除上面那部书外，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一书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也起了重大作用。作者编造了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故事，被西方敌对势力所奖励，曾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极大地混淆了视听。 6park.com
　　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教授用了三年多时间，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墓碑》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从而戳穿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以下第一至第三摘引自2015年8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的孙经先教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么形成的？》文章）： 6park.com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6park.com
比如《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6park.com
　　又比如《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6park.com
　　还比如《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park.com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这样恶意地进行篡改，是不是有点无耻？） 6park.com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6park.com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6park.com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看看，《墓碑》的这一思维逻辑何其荒谬。） 6park.com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6park.com
经孙经先教授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请注意：《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是经不起查证的）。 6park.com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6park.com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孙经先教授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6park.com
三，孙经先教授用整整三年时间研究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 6park.com
除以上两本流传甚广的造谣说饿死三千万的书籍（《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和《墓碑》），已经被查核论证是纯属胡编外，饿死三千万最初起因在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6park.com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6park.com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孙经先教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基本结论： 6park.com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也就是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都拥有户籍)。 6park.com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6park.com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6park.com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6park.com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6park.com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6park.com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6park.com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6park.com
四，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当面直接对话，杨继绳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面彻底戳穿 6park.com
2015年7月5日-7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会议除邀请我国学者出席外，还邀请了若干西方学者与会。 6park.com
　　在讨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这一议题时，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为此会议特别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与会，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这就形成了孙经先教授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的当面直接对话。 6park.com
2015年7月6日下午，杨继绳先生首先发言。他发言的主要部分是认为孙经先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结论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承认了孙教授对《墓碑》的某些质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6park.com
杨继绳先生发言后，孙经先教授做了题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长篇发言。 6park.com
在发言中，孙经先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1958年我国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时间，恰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整顿。这一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 6park.com
孙经先教授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饿死三千万”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根源就在于这些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孙经先教授通过对1954年到1982年整个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这一矛盾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得到了四个基本结论（见上本文的第三部分内容）。 6park.com
孙教授说：“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1）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3）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6park.com
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这就说明杨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粗暴的拒绝发表他的文章，不给他辩护的权利，与事实严重不符。 6park.com
孙经先教授发言后，在当天和第二天上午，会议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与会人员发表了意见。会议为杨继绳先生留出了足够的时间发表意见，主持人也多次请杨继绳先生发言，但是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始终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教授所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始终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 6park.com
　　由于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教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没有做出回应，所以对话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没有出现预期的激烈辩论的情况。 6park.com
　　杨继绳先生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就这样被戳穿了！ 6park.com
从孙经先教授和其他学者教授研究揭露出来的情况看，造谣说“饿死三千万”，如果不是无知或者为了哗众取宠得点好处，那就绝对的是居心不良，动机不纯。 6park.com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逻辑推理：中国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说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到1949年解放时口号还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等于30年战乱和灾荒人口没有增长。 6park.com
而从1949年解放，到1964年6月30日24时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723，070，269人，等于15年时间就增加了2.7亿人，以至于后来不得不搞计划生育，何来饿死三千万之说？ 6park.com
毛主席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老百姓说，雪地里埋不住死孩。所以，历史的真相，不管是哪一级的人刻意隐瞒，是总有可以大白于天下的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