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刑”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是也，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
但为了使流放刑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历代统治者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也是费尽心机的。
一般来讲，流放地必须是地理位置偏远、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些被流放者产生相应的警戒、惩罚作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古代的四大“流放”地，它们都是现在的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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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塔：令人闻风丧胆


在清宫戏中，常常出现大臣犯了罪，被罚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得入关的桥段。
那么，这里出现的宁古塔到底是哪里呢？为什么它会让人闻之色变。
清代的宁古塔其实有两个地方，相距25公里，分别称为“新城”和“旧城”。
旧城是当年努尔哈赤驻军的地方，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古城村。康熙五年，迁建新城于黑龙江省宁安市。
因此，宁古塔是关外的一片广阔区域，并不是一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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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塔，不见塔，三千里路暴尸寒。清朝四百年间，此地此名，谁不闻名丧胆？”
首先，宁古塔位于关外苦寒之地，清代流放宁古塔的人，很多都是南方人，有的甚至是一直过着书斋生活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年官员。
宁古塔地处偏远，流放犯人的交通工具又基本靠步行，因此对于自身素质差的人员来说，走到宁古塔和走到天边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次，宁古塔的自然环境恶劣。
曾经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写道：
“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最后，宁古塔当地的披甲人可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他们都是各民族的降人，地位低。流放的犯人如果成为他们的奴隶，就是食物链的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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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如今人人向往的海南三亚，也就是当时的崖州，是无数古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海南岛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流放地，是与其偏远的地理位置与艰苦的生活条件分不开的。
海南岛是当时中央政府控制下离首都最远的地方，向有天涯海角之称，以至于被贬为崖州司户的李德裕赋诗称“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至于生活条件，则更是恶劣。
以苏轼为例，其文集记海南风土云：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以至于“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苏轼以65岁老病之躯被流放到海南岛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生还。
以至于后来他活着渡海回来大陆时，都得意地赋诗“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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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著名烟瘴之地


岭南是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以五岭为界与内陆相隔。
唐代以后，贬官多被发配岭南。岭南森林密布，瘴烟毒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谪至岭南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返回。
历史上被贬至岭南的文人中，最著名的当属大文豪苏轼了。
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
1096年七月，也就是苏轼来到惠州的第三个年头，当地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一时人死如麻，苏轼侍妾王朝云也染病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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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来自江南的女子，抱着对东坡的敬慕，毅然随行来到岭南，给这位迟暮老人以精神的慰藉。
如今“狂风卷朝霞”，朝云已逝，苏轼独自鳏居天涯，心境也更加悲凉惨淡。
不过，困境有时更能让人看透生命的真相，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如苏轼自己所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究竟能否安居于当下，关键不在环境的好坏，而在于内心的安定。
如今的岭南地区，早已摆脱古代蛮荒、落后甚至可怖的状况，成为了广东省作为开放、包容、富庶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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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房陵：最是王孙伤心处


房陵，今为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古代称之为房陵，位于鄂西北边疆要关，其地西通川陕，东达汉江，北至河南。
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房陵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流放地之一。
从秦汉至唐宋期间，大量人员被流放于此，其中又以皇亲国戚和王侯将相为多。
据统计，先秦至明清以来，先后有23位帝王皇亲被流放至此，他们的身份多样，既有先王、王孙，也有许多流着皇家血脉的公主。
比如末代赵王赵迁、常山王刘勃（西汉）、唐中宗李显，等等。
以房陵为流放地，既便于统治者对流放人员的监管，又显示了统治者的宽容。
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流放于房陵的人减少，房陵“流放地”身份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