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就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其他的一切工作都得让路，其中就包括军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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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说了，军队要忍耐。
忍耐的结果是什么？大的层面先不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深有体会，就说说我看到的和听到的。
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父亲所在的那个集团军有3个主力师。关于这3个师的分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过这样一个顺口溜——1x0师练兵备战，1x1师掏洞挖沟，1x2师养猪种菜。
其实“不务正业”的又何止一个1x1和1x2师？在这个总兵力超过5万人的集团军，能做到全训的只有1万出头。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一年到头紧忙活的目标，都是保证这几万人的吃喝拉撒。
可想而知当时部队的待遇有多差。按说部队子女考军校应是优先选择，但我和差不多同龄的小伙伴们但凡学习成绩不是太差的，几乎都上了地方学校。为啥？2001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发饷（还是实习期工资），就比我爸这个正团职军官多了好几百块钱。
要知道我去的可不是什么“大厂”，工资待遇其实非常差劲，以至于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忍不了跳槽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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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可以指责我觉悟低，我也不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有什么问题。但军队忍耐了近30年的结果，就是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还债。
大约成书于2300年前的《司马法》，在一开篇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万世不易的真理，叫“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而历史上更是有着无数生动鲜活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保驾护航的和平只能是虚假的和平，但反过来一味的依赖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
前者如北宋，后者如明朝。
01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是弄了场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的，但实际上北宋还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立国的。这也就意味着赵匡胤虽然是一朝的开国之君，但对旧朝势力、也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和淘汰。即便他想这么干，也找不到借口和理由，还会造成时局动荡，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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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只有战争，才是除旧布新最直接、效果也最好的手段，也是让人最没话说的办法。
那么阻碍老赵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江山的旧朝势力主要是谁？答案是从唐末藩镇发展而来的五代军阀。
我们都知道两宋大搞特搞崇文抑武，把武将整得跟灰孙子似的。这个政策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让国家的军事力量一落千丈，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异族欺负得一塌糊涂。就算豁出去脸皮不要的去割地、赔款、称臣，也买不回个平安，最终还落得个靖康之耻和崖山蹈海的下场。
所以后人们对两宋的文尊武卑无不深恶痛绝。但我们要是能穿越回北宋初年，在大街上随便揪出个人采访一下对此事的看法，一百个人里边估计有九十九个半会对崇文抑武持正面态度。为啥就剩下半个不乐意的？因为就算是当兵的，也没法昧着良心直言这么干是错的。
为啥？还不是武将太不争气！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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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自打安史之乱后，盛唐就没了。不过有李家皇帝在、朝廷在——哪怕是层出不穷的废物皇帝和成天不干正经事的朝廷，也能维持住一个叫做“王法”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农民就能有地种，工匠就能有活干，商人就能有东西卖，起码大家能有个还算安稳的日子过。即便是嚣张跋扈的藩镇，一旦狂得没边儿了，也得劈头盖脸挨顿削。不信？请访问一下著名刺头河北三镇，问问他们被揍得有多惨。
但自从黄巢之乱起，李家皇帝的威信就彻底栽进泥坑了，朝廷也被叛军和平叛军联手给屠没了。从此这个天下说了算的人，就剩下了藩镇军阀。
在这帮玩意的治下，王法彻底成了一张废纸。他们想杀谁就杀谁，想抢谁就抢谁，反正是想干啥就干啥，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毕竟在那个“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时代，他们自己都朝不保夕，哪还顾得上别人？
就拿钱镠弄出来的那个吴越国来说——相较于同期其他政权的武夫乱政，吴越治政相对温和，对百姓的盘剥也没那么苛刻，向来有守土爱民的美名。像北宋名臣赵抃就曾忍不住赋诗一首，猛夸老钱家的良心在那个时代真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时维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
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武肃王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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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个由临安钱氏建立的号称是五代十国时期对老百姓最友好的政权，我们要是翻开他们的《税法》（如果有的话），一定会被吓得不轻，至少也得头皮发麻。
历朝历代收税，通常都分正税和杂税。所谓正税，大多数时候指田赋。讲究点的朝代，比如汉朝的田赋税率为三十税一，非常低，所以经常被夸成花；不那么讲究的，比如秦朝就敢收“收泰半之賦”（《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就是直接拿走三分之二的收成，所以被骂了两千多年的“暴秦”。这样一来，再贪暴的统治者也轻易不敢打田赋的主意，那怎么搜刮民脂民膏呢？答案是在杂税上想办法。
比如号称轻徭薄赋的汉朝，就把人头税收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不但税负极高，而且只要皇帝一缺钱了就寅吃卯粮，一年能收好几回，就算把百姓手中的最后一块铜板榨干净了也不放过。
但跟五代的军阀比起来，两汉收税收得最凶的刘彻，看起来也像个心比豆腐还软的大善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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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拿最“爱民”的钱氏举例。吴越的田赋是每亩地收税3斗，按当时的亩产大概是五税一的水平，这在任何一个正经点的朝代都是个能撩起遍地烽火的极高税率了，可这才哪儿到哪儿？人家钱镠还领先时代上千年发明了“附加税”——“每田十亩增收六亩，每地十亩增收八亩，谓之进际”，反正老百姓辛辛苦苦从地里刨出来的那点食儿，就算都拿去缴税，也不一定够。
当然了，正税只是餐前甜点，大菜还得是杂税。像汉朝费劲巴拉收的那点人头税简直逊毙了，在吴越，什么农具钱、鞋钱、布袋钱、牛租、蚕盐钱、牛皮税、曲酒钱、税外米之类莫名其妙的税役项目简直数不胜数。只要吴越的老百姓还在吃喝拉撒，就没一样能逃得过缴税。
就这还得表扬吴越。为啥？因为别的刮地皮刮得更狠的军阀那里，摸下胡子都得缴税（捋须钱），老百姓就剩下喘气不用花钱了。
02
可能有人还不服，认为军人主政有利于国防，事实上这只是想当然而已。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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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最盛、可令四夷闻风丧胆时，那可是皇帝最大、朝廷说了算。就算功高如李靖、李勣，请问哪个敢嘚瑟？都得老老实实的在下边蹲着。可自从藩镇割据以后，吐蕃能陷长安了，回纥能劫洛阳了，契丹开始不服管了，就连小小的南诏都能把曾经的“天兵”揍得灰头土脸。
而且军阀们手里的权力越大，打仗就越拉胯——后唐让契丹人给灭了，燕云十六州让石敬瑭给割了。要不是耶律德光的运气太差加上又冒出个“睡王”耶律璟，没准契丹人都能赶在蒙古人前边入主中原了……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契丹人的手下败将，可统统都是武夫。跟人家文官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本身就是军阀出身的赵匡胤，对这一切自然门儿清。想当初当军阀时，谁要敢说这玩意得改，他肯定跟人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人的屁股只要往那把龙椅上一坐，原本的思想和立场保证立马塌方——老赵开始对昔日的自己以及曾经的同行、兄弟们的做派深恶痛绝了起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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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想不深恶痛绝都不行。因为再那么瞎搞下去，他的大宋朝肯定免不了沦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
但问题是怎么改？可能有朋友会回答“杯酒释兵权”。但事实上这个典故只出现在野史笔记中，正史从来都未提到过一字，大概率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实际情况我在拙作《赵匡胤到底有没有“杯酒释兵权”，又是怎么崇文抑武的？》中曾经聊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瞧瞧。简单说，就是该做的柴荣都做完了，赵匡胤只需萧规曹随下去，再顺手把几个拜把子兄弟的兵权夺走就算完事，根本犯不上喝那一杯酒。
但柴荣和赵匡胤做的，只是用文官制衡武将，远达不到崇文抑武的程度。不信大家翻开史书，后周和北宋初年打仗仍是武将的“独门生意”，文官根本插不上手。
不过接了赵匡胤班的是赵炅。这厮不但在上位的过程中多少有点不清不白，而且发家的班底都是文官，对属于他大哥铁杆嫡系的那拨高阶武将如曹彬、潘美等人非但不信任，事实上多少也有点使唤不动的意思。所以在高粱河之战因为赵炅的瞎指挥导致全军溃败后，愤怒的宋军将领们一度秘密谋划兵变，试图拥立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换掉赵炅这个废物点心。
赵炅要不想完蛋，只能搏命，哪还顾得上什么文武制衡？于是在他的连番操作下，赵德昭自杀，石守信、刘遇去职，曹彬、潘美逐渐退居二线，北宋军方高层大地震，权力出现空白，自然要被人趁虚而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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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枢密使一职。枢密使首见于中唐，是唐代宗李豫创立，由宦官任职，掌接受表奏及向中书门下传达帝命。到唐末时，枢密使的权力越来越多，几乎相当于“半相”。等到朱温杀尽宦官后，改任自己的亲信蒋玄晖为枢密使——自此，枢密使就落到了文官手里。
可惜好景不长。五代时武将能把文官当猪狗一样屠宰，从后者手中夺权更是轻而易举，于是枢密使逐渐又转入武将手中。而且五代时的枢密使，总揽军、政、财大权，号称“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文献通考·卷五十八·职官考第十二》）。
北宋立国后，赵匡胤为了遏制武将势力，调整了枢密使的职权，使之仅限于军政一隅。因为枢密使可以调动禁军，与中书省号称“二府”，是朝廷中能与宰相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但赵匡胤追求的是文武均衡而非文尊武卑。因此他在位17年间，历任枢密使如吴廷祚、李崇矩、曹彬均是清一色的武将出身。即便是枢密副使，如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也没有一个是文官。
赵炅刚即位时，仍维系这一传统，曹彬、楚昭辅还能当上枢密使。但枢密副使却换上了晋王府出身的嫡系，如柴禹锡、王显等文官，显示出他对武将集团的不信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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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粱河之战及其后的系列风波爆发后，这种不信任感达到了极致，使得赵炅断然决定将武将从朝廷的重要位置上统统铲除。于是乎在此后的太宗一朝，能干上枢密使的，统统都是王显、柴禹锡、赵镕之流的晋王府嫡系。而且赵炅登基前不是一直蹲在开封府嘛，手头能用且信得过的武将几乎一个都没有，所以至此枢密使一职就彻底落到了文官手里。
不过赵炅只是不信任武将，或者说没有信得过的武将可用，并非非得搞什么崇文抑武。因此在太宗年间，像弭德超、张逊等武将还能当上枢密副使。但这种靠抱赵炅大腿上位的所谓武将一无威望二无才干，最终难免沦为文官出身的枢密使的跟班和应声虫。
但赵炅之后的赵恒、赵祯不仅性格相对软弱，而且能坐稳皇位都靠文官帮忙，欠了人家老大的人情。因此在真宗、仁宗在位的将近70年里，文官的势力迅速膨胀，尤其是对武将固有势力范围的侵吞，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比如在太宗朝武将还能混上个枢密副使，可到了仁宗朝，赵祯让狄青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天，满朝文官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全体炸毛，气势汹汹的非把狄青弄死不可。
不仅如此，他们还理直气壮的声称武将不得染指中枢权力乃是“祖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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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文官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因为皇帝不跟他们计较，武将想计较就会被扣上图谋不轨的大帽子。况且文官不但把持着朝廷大权，还控制着社会舆论，更重要的是始终牢牢的把笔杆子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甭管当时发生了什么、文官又做了多少恶心事，但后人看到的，只能是他们写出来的那些玩意。
就算我们不认可，也找不出证据。
03
文官的祖师爷孔老夫子曾经曰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以前武将打了败仗，文官只管跳脚大骂、痛打落水狗就好，反正跟自己没关系。不过现在他们把武将全都干趴下了，自己军政一把抓，再想说打仗的事与己无关，哪怕脸皮再厚也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文官们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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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韩琦兴致勃勃的成了“韩帅”之后，发现狄青的威望太高，当兵的都愿意听他的而不听自己的。这可咋办呢？假如这事发生在朝堂上且狄青是个文官的话，韩琦这种官场老油条可能会审时度势，可能会隐忍克制，当然也可能使出各种阴招诡计，比如什么“郑伯克段于鄢”之类的耗时长、见效慢但副作用较小的办法。但对于这个“粗鄙武夫”，韩琦甚至简单粗暴到懒得动下脑子——你不是面子大吗？那就把你的面子折了不就完了！
于是韩琦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要宰了狄青的心腹爱将焦用。狄青来求情，说焦用为国立下过大功，是条好汉。然后韩琦就一脸阴阳怪气的怼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默记·卷上》）
有人说，当韩琦说出这句话时，宋朝就已经死了。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肯定不符合事实。
仁宗朝的时候文官们狂得没边儿，自以为进士都考得上，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孩子，就没啥他们干不了的。既然如此，打个胜仗还不是手拿把掐？
你瞅瞅那个狄青，号称军中第一人，还不是在范仲淹的指点下才开始读书的？不读书能打出这么大名气吗？而且狄青不过是会读书而已，能考上进士吗？能将古今各种兵书倒背如流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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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韩琦读过几本兵书、是不是能倒背如流，但他肯定觉得自己打仗比狄青强。别以为我瞎说，我是有证据的——你看狄青每战必亲临一线，动不动就身先士卒，为啥呢？还不是心虚！一眼瞅不到，全局就得乱套。人家老韩可是号称科举大年的天圣五年（1027年）会试榜眼，全天下有资格跟他比比智商的恐怕不会超过十指之数，所以哪会像狄青那么Low？所以打仗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活计，就得打出派头、打出范儿，才能显示出韩榜眼的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那怎么才能把仗打出卓尔不群的风采呢？韩琦想到的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出兵袭扰怀远城（今宁夏西吉），韩琦闻讯后找来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面授机宜。任福这厮是个纯粹的粗鄙武夫嘛，斗大的字都未必认识一箩筐，哪懂得什么打仗？于是老韩事无巨细的把事情交待得很清楚——遇到敌军怎么打，打不赢怎么办，敌军撤了怎么追……反正就算战场上能出现一百万种可能，都逃不过韩榜眼的火眼金睛、都想好了应对之策。
手捧着摞得跟小山似的锦囊妙计，任老粗眼里冒着崇拜的光，自信满满的带着几万兵就出征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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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韩琦心中还是有遗憾的。毕竟他坐镇的渭州（今甘肃陇西）距离怀远城满打满算也就四百多里地，距离“决胜千里之外”多少还有有些差距的。
可韩琦运筹帷幄出了一百万种可能，就是没想到李元昊会埋伏在好水川……
于是这位大宋朝的“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人生中的另一个名场面诞生了，只不过这回多少又掉丢人：
“韩公遂举兵，次好水川。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鹤林玉露·乙篇·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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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么大篇幅写韩琦，并未我对他有啥意见。实事求是的讲，韩琦的军事能力虽然不咋地，但在北宋一朝的文官中还算是“顶流”——起码撞了南墙还知道回头，起码在诸如徐禧、范致虚、张浚之类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奇葩面前，老韩还配得上个“军事家”的头衔。
04
事实上自打大宋朝的武将被剥夺了战争指挥权以后，无论是赵家皇帝还是士大夫集团都在有意识的培养和发掘文官中的“帅才”。除了韩琦，像夏竦、庞籍、张齐贤、文彦博、范仲淹、刘沆、韩绛、司马光等所谓的北宋“名臣”在出任宰相之前，通常都会被打发到对辽、对（西）夏前线历练一番。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即便不能称之为糟糕，但只要能无功无过的把这段“苦日子”熬过去的，都算是文官中的精英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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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久，就连士大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打仗这个活计还真没那么简单，至少光靠文官想打赢基本没什么指望了。那怎么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当然是放权给武将，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可问题是权力场中人只会嫌权少、权小，绝不会嫌权多、权大——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再让文官吐出去，还不如杀了他们。
更何况五代时武将跋扈的阴影才刚刚散去不到百年，文官尚心有余悸，又怎敢再次放开这匹野马的笼头？
所以在战事频仍的西北前线，他们可以坐视像种家、折家这样跟五代军阀大差不差的、类似半独立军事集团的存在。但有个前提，那就是搞世袭、拉帮派、聚私兵乃至与敌国走私、勾结一下文官都可以视而不见，但就是不能“捞过界”，更甭想把手往朝廷里伸。
所以西军出身的狄青一进汴京，就会被文官人人喊打。
但唐末、五代的纯军阀都打不赢的仗，种家、折家这样的“伪军阀”就更没指望了。所以怎么把仗打嬴的难题，还得文官们去解决。
不但要解决，还得在不靠武将和军队的前提下去解决，理论上根本不可能。但最终，北宋的士大夫集团还真就找到了副偏方，貌似把这个无解的难题给解决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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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决的？分两条路线，分别是对辽和对（西）夏。
对辽国，文官干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在宋军占据全面优势的情况下，却跟辽国签下了一纸被称作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表面上看，文官要被斥为软骨头和丢人现眼，但实际上这里边的水深着呢。
在澶州之战时，文官面对的形势是宋辽战争已经打了25年，不但消耗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越打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可能性越小。更可怕的是，因为契丹人占据了绝对的地利，只要战争不结束，北宋就随时有灭国之危。在这样的形势下，甭管文官多么努力，都得靠武将保命，所谓的崇文抑武之策就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对文官来说，结束战争比打赢战争更重要，也更现实。
因此他们利用辽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且主将萧挞凛意外阵亡的不利局面，与其达成了《澶渊之盟》——要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契丹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个盟约中的大部分条件的。
为啥？因为除了那个被后人反复诟病的岁币外，辽国被迫同意不再向北宋追讨三州三关之地（即燕云十六州中被北宋占据的瀛、莫、宁三州以及益津关、瓦桥关和淤口关三关），必须约束军民不得越境“打草谷”，不得接收北宋的叛逃官员和罪犯等等，这些条件统统都是不利于辽而有利于宋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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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妙的是，北宋还主动提议在两国边境开设榷场，进行贸易。这事妙在哪儿，咱们后边再说。
可以说《澶渊之盟》一签，始终悬在北宋君臣头上、使其不得安眠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算没了。宋辽战争正式结束，两国间开始了百余年的和平，更使得北宋可以拿出更多资源和精力去拾掇党项人这个更难缠的对手。
相比契丹人，党项人更野蛮、更好战，也更不好打发。燕云十六州毕竟是在石敬瑭手里丢的，西夏的那五州之地可是从名义上的大宋朝的地盘分割出去的，这导致了文官就算再鼓捣出个《澶渊之盟》来、再会搞话术，也没法把这事给圆了。
况且党项人虽然打仗很猛但是太穷太落后，而且人口太少。所以虽然他们的攻势很凶猛，但也就能在野战中逞逞威风，对稍微坚固点的城池都束手无策。在后顾无忧的前提下，文官们收拾起党项人来，狠招阴招那可是一套一套的。
在历时近80年的宋夏战争中，文官们总结出了一套持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简单来说，就是营田实边，狂修堡寨，然后将堡寨群一路修到西夏国境内。如此以守代攻，只要拿下横山（今陕西榆林南部的山脉），党项人就得玩完。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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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战略的基本思路，还是范仲淹首先提出来的：
“当举兵先取绥、宥，据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计，则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来归矣。拓疆御寇，策之上也。”（《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传第七十三》）
是不是看上去有点眼熟？没错，当年的常凯申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所采用的封锁交通、经济的“堡垒战术”，就是全盘照抄了范文正公的作业。就像后者欺负党项人不会攻城一样，前者也是瞄准了红军装备差、攻坚能力不强的弱点，才使用了这个看起来很笨的战术。
这个战术不仅笨拙、见效极慢，而且超级费钱，但这对于北宋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作为史上最富庶而且没有之一的王朝，北宋可以说穷得就剩钱了，还把将近80%的财政收入都铺到了军费开支上，所以根本不在乎这点支出。
从康定二年（1041年）起，北宋就在宋夏边境大搞起了基建。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终于在宣和元年（1119年）把堡寨修进了横山。这下被逼上了绝路的党项人只好硬着头皮跟宋军决战，去啃那些他们最不想啃的硬骨头，是为横山之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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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按惯例宋军还是没打赢，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是役死者十万”（《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列传第二百四十五》）。不过党项人哪怕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还是照旧啃不下宋人的坚城硬寨。最后实在没辙了，只好向宋乞降。
可以说要不是北宋突然遇到了个靖康之变，能再给他十年、二十年的工夫，那么把西夏活活耗死，完全是个可以预期的结果。
05
打不过党项人，那就拿钱活活堆死他——这就是北宋文官想出来的对夏攻略。而且看上去行之有效，要不是运气太差，几乎就成功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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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付契丹人，北宋文官想出的歪招除了“大撒币”外，还搞起了“文化入侵”。
元祐四年（1089 年），苏辙受命出使辽国。话说当时宋辽两国虽然不打仗了，但谁都知道在军事力量上辽强宋弱，所以契丹人难免嚣张跋扈，宋使到了人家的地头上挨欺负、受气都是家常便饭。当众多友人都在担心小苏吃亏遭罪之时，他的那个没心没肺的兄长苏轼却送了首名为《送子由使契丹》的诗给弟弟打气，其中有一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对于这句诗的解读之一，就是苏轼告诉他的大冤种弟弟——到辽国要是有人欺负你，就提你哥的名，绝对好使！
那到底好不好使？苏辙在辽国期间给苏轼写了封信。名义上是信，其实还是首诗，名为《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在诗中，小苏是这么说的：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底人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啥意思呢？就是苏辙到了辽国，上至辽主豪贵下至市井百姓，见到他问的第一句话必是“大苏学士安否”《坚瓠集·补集·卷三》？什么军国大事、两国关系、边境争端统统都得靠边站，哪有追星来得重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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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文化输出，如今的什么爱豆、顶流比起东坡先生来，说是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都是抬举他们了。
不光是大苏，像欧阳修、王安石、柳永、晏殊、黄庭坚等文坛巨匠每有新作问世，辽国驻宋的使节、商旅甚至是间谍都不惜成本、恨不能八百里加急将其送回国内。因为这玩意只要一传到辽国，注定轰动朝野，人人传唱，这就是商机啊！
说到商机，就不得不提到《澶渊之盟》中规定开设的那个榷场。谁都知道中原繁盛、物产丰富，北方游牧民族所需之生产生活物资的绝大部分，都需要中原供给。相反因为塞外贫瘠，能够用来与中原贸易的货物，除了皮毛、牲畜外几无他物。所以历朝历代对北方贸易的态度都不怎么热衷，甚至经常将其作为“奖惩”的手段应用于对外关系，比如明朝，要不是坚决不肯跟蒙古人做生意，否则哪来的土木之变和嘉靖北虏之祸？
所以在《澶渊之盟》中设立榷场的这一条款，也被某些极端者视为丧权辱国之举。
但只要我们翻翻史书，就会发现仅在真宗朝，北宋通过榷场向辽国销售茶叶这单一货类，年获利就超过了银80万两。而北宋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有多少呢？答案是30万匹两（绢20万匹、银10万两）。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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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人其实是在拿契丹人的钱，给契丹人送岁币，这一点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毫发无损也。”（《三朝北盟会编·卷八》）
而对更穷、更凶、更不可理喻的党项人，北宋的文官则选择开展坚决的“贸易制裁”。想像辽国那样开设榷场？基本上是做梦。而西夏对外贸易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滩盐，北宋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惩戒措施——凡走私私盐超20斤者，一律处死。
所以北宋在宋夏边境上修建的无数堡寨，封锁的不光是党项人的骑兵，更重要的是西夏的经济。
对文官来说，这简直是个伟大的创举。不用靠武将，不用靠军队，就把武将和军队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统统收入囊中。
更别提因为不用打仗，北宋节约了大量的军费。也正是因为大量的资金用于国计民生，才造就了北宋这个空前绝后的富庶王朝。
但文官的这个创举，真是长治久安之策吗？
06
自从文官发明了个不用武将也不怎么打仗就能过上太平日子的“妙招”以后，北宋果然迎来了大变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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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了高粱河、岐沟关那样动摇国本的惨败，相反北宋的常备军数量，从仁宗庆历年间的125万锐减到徽宗宣和年间的不足80万（这还是吃空饷的结果，实际兵力更少）。
要知道北宋养兵成本之高，压根没哪朝哪代敢望其项背，光是一个禁军的年薪就有100贯之巨（厢军折半），没有哪朝哪代敢比。因为宋辽之间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西夏又无法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北宋才敢一口气裁掉了近50万军队。
少了这50万吃饭的嘴，北宋每年仅军饷就能省下4000万贯。要知道北宋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一年下来也才刚刚近亿。而且这不光是省钱的问题，这笔钱会年复一年的不间断的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和民生的保障中去，然后再创造出更加巨大的价值，怎么看都比养那几十万兵划算。
毕竟哪怕北宋再多养一百万兵，也未必能打出个像样的胜仗。
更何况在文官的治理下，北宋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以至于在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看来，简直就像个奇迹：
“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这个英国佬甚至以1990年的美元汇率为基准，测算出在北宋初年时的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徽宗年间更是达到了600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同时期的欧洲仅相当于北宋的三分之二；而在新中国初建时，人均GDP仅为439美元，还赶不上宋初；1952年达到537美元，但仍低于宋末。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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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各朝，论强盛无过于汉唐。但要是比富裕、比有钱，在北宋面前还真没一个能打的。能做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文官的功劳。
甚至武将在战场上做不到的开疆拓土，文官也在悄无声息中做到了。
在宣和五年（1123年）、即靖康之变前4年，北宋在河湟地区设立陇右都护府，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又花钱从向金国赎回幽云七州之后，其疆界北起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雁门关，西至横山（今陕西榆林）、今甘肃东部、青海北部，西南与大理国接壤——谁都没想到吧？传说中最不配当皇帝的那个宋徽宗赵佶完成了他历代祖宗都没完成的伟业，将大宋朝的地盘扩展至史上最大，达280万平方公里。
然后呢，就靖康之耻了。
没有强大军粮保障的繁荣与和平，就是建在沙滩上的堡垒，一个大浪打来，就现了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