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本打算把北宋的忘战必危和明朝的好战必亡放在一块写。可是提笔时一偷懒就没列提纲，结果越写越嗨然后就越写越歪，直到写了一万多字还没提到明朝，只好分成两篇文章来发。
本期写明朝。上篇文章的传送门放在文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瞧瞧。
北宋的皇帝对军国大事的态度普遍都比较佛系，也没啥主见。通常大臣们——这里主要指文官，要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话，他们一般都不会反对。即便心里边不怎么乐意，只要被包拯、欧阳修们揪住衣服领子一顿喷，基本也就认怂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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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朝的皇帝就不一样，普遍非常叛逆。尤其是大臣们越不想让他们干啥，他们还就非干不可了。
典型如嘉靖皇帝朱厚熜。大臣们说陛下咱不能禁海啊，否则沿海百姓就没饭吃了就得反。朱厚熜一听就兴奋了——要不朕跟众卿家打个赌……
于是乎嘉靖倭乱就风起云涌了。到最后朱厚熜倒是能认赌服输，坦陈“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时候，北京城又被俺答给围了。朱厚熜吓得躲在城里不敢冒头，坐视鞑靼人在京师周边烧杀抢掠达8天之久，“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四·俺答前志》）。
这又是为啥？答案是朱厚熜一不高兴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明蒙贸易给禁了。这下缺吃少穿的蒙古人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到朱厚熜家门口讨饭吃来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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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倭北虏”是困扰嘉靖朝几十年都无解的难题，无论朱厚熜召集众臣开多少次会，所有人都说没办法。是真没办法？别扯了！能过五关斩六将、从上亿人中脱颖而出才有资格蹲在那座宫殿里开会的，哪个不是人精？甭管是严嵩、徐阶还是胡宗宪、戚继光，对怎么搞这两大难题的办法，心里都门儿清。
很简单，甭管是南倭还是北虏，都是朱厚熜自作自受给招来的。要解决这两个祸害，无须千军万马也不用金山银海，只需“去朱厚熜化”即可。可问题是这位嘉靖皇帝还活蹦乱跳着呢，谁敢这么明晃晃的去抽他的脸？朱厚熜要是被打脸了，大家伙估计都得没脑袋了。
所以说都知道该怎么办，但谁都说自己没辙。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这厮死了，大家才好“拨乱反正”。
果然，在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朱厚熜还尸骨未寒呢，新登基的朱载坖就迫不及待的宣布解除海禁，搞起了“隆庆开关”；又四年，高拱和张居正又促成了“俺答封贡”。结果几乎在一瞬间，折腾了几十年、差点把大明朝折腾断气的南北两大祸乱就烟消云散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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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而在大明朝，就是嘉靖不死，大盗不止。
别以为这只是个例。明朝十六帝中的大多数虽然不至于像朱厚熜这么极端，但他们的叛逆与偏执，的的确确深刻的改变了这个王朝的命运。
01
冷知识——中国历史上北伐次数最多的皇帝是哪个？答案是明太祖朱元璋，足足搞了13次之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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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种因素影响，朱元璋在南京立国后的北伐元廷只能“驱逐鞑虏”而没有将其聚而歼之。等把国内的麻烦和刺头都摆平了，爱操心的老朱为了让自己的儿孙们能当上太平皇帝，便下定决心要把草原上那个成天吆喝着“收复中原”的北元小朝廷给斩草除根了。
于是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直到老朱崩掉的前两年，明军平均每两年就要跑到塞北的大漠草原上扫荡一回。那么问题来了，这么频繁的北伐，有必要吗？
一开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被撵回老家去以后，甭管心里服不服，但嘴上肯定是不服的。他不但频繁“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北巡私记》），还一度命令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挥师收复大都。客观的讲，在明初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可以勉强的称为“南北朝并立”的——北元不但仍具有很强的实力，而且统治构架完整，目标明确，就是想跟朱元璋再掰一回手腕。
所以趁北元刚失国、实力最空虚时“趁他病，要他命”，给予其持续不断的猛烈打击，不但非常必要，而且非常明智。即便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对于大明朝而言都是值得的。
但随着蓝玉在捕鱼儿海一役中基本上把这个小朝廷拆了稀巴烂，连侥幸逃生的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也在随后的内讧中一命呜呼，北元无论在事实中还是想象里都不复存在了。自此以后，原本高贵无比的蒙古大汗成了汉献帝刘协般的存在，各部落间为了争夺领地、人口、牛羊等资源大打出手。他们甚至为了能在自相残杀占得优势，还争相跑去舔大明朝这个昔日死敌的臭脚……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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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什么“收复失地”、“重返大都”之类的雄心壮志，早被蒙古人丢到了后脑勺。就算冒出个别野心勃勃的枭雄人物，这种事最多也就是在梦里美滋滋一下，现实中压根懒得操这个闲心。
像也先在土木之战中都把明军主力一勺烩了，连明英宗朱祁镇都成了他的阶下之囚，大明京师也被他重兵包围了。可他提出的撤军条件是什么？要钱，要粮，要铁锅，在边境常设榷场。只要大明朝答应这些条件，也先二话不说掉头就走，连那个过期作废的皇帝都可以免费还回去。庚戌之变的时候，北京又被蒙古的另一个枭雄俺答给围了。结果人家连城都懒得攻，就顾着到处抢劫，等到吃饱喝足就拍着肚皮撤兵回家了。
害得躲在城里瑟瑟发抖的大明君臣白白担惊受怕了半天，还以为人家有多惦记自己的花花江山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边境保持驻军，不时的北出震慑、敲打酷爱空手套白狼的蒙古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继续像以前那样隔个一两年就发动几万直至几十万大军跑到大漠草原去“犁庭扫穴”，非得把这个早成昨日黄花的老冤家斩尽杀绝，还有必要吗？
我们能看到的是，在明朝的前八位皇帝中，除了死得太早的朱高炽以及跟文官好得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朱佑樘以外，都觉得很有必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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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捕鱼儿海之役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的在6年里又连续发动了6次北伐。朱棣在位22年发动过5次北伐，最多的一次动用了50万兵马，连他自己都死在了北伐的归途中。开国二祖的事迹大家都很熟悉，但可能不熟悉的是朱瞻基曾经跑到兀良哈部去拆过一回家；让朱祁镇蒙受奇耻大辱的土木之变，已经是他发动的第4次大规模北伐了；而没啥存在感的朱见深对蒙古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进攻性作战足有十几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至少有两次。
因此在开国后的110多年里，明朝始终对蒙古保持着攻势，大规模的北伐就有近30次之多。但自从朱见深挂了以后，明朝对蒙古的攻势就瞬间踩了脚急刹车，甚至迅速出现了攻守易位的诡异局面——朱厚照在位时还能打出场应州大捷，将来犯的达延汗打得落花流水。可等到朱厚熜接了他堂哥的班以后，就只剩下抱头挨揍的份了。
同样是大一统王朝，两汉从汉高帝七年（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到东汉元嘉元年（151年），跟匈奴足足打了350年，却打出了个“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读通鉴论·卷八·桓帝》）；唐朝从开国后就跟四面八方几乎所有的邻居大打出手，一口气打了140多年，却打出了个“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空前绝后的开元盛世；就连清朝，也是从开国就没放下过刀，一口气打到将近180年后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大功告成，才开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虽然因此给嘉庆、道光等倒霉蛋留下个四面漏风的烂摊子，但毕竟打下了个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偌大江山。哪怕子孙再怎么败家，到清亡的时候，好歹还剩下了1135万平方公里不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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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朝呢？看似总共16位皇帝中的将近半数拼命的北伐、拼命的开疆拓土，但明朝的疆域极盛期却出现在永乐年间，大约不到1000万平方公里。而且这个极盛期的“保质期”还极短，也就不到20年——朱瞻基即位后就开始了不断的撤军弃土，此后更是越打地盘越小。直到嘉靖中期萎缩到就剩下了所谓的“两京十三省”（跟后来的汉地十八省是一回事），面积还剩下400万平方公里左右，跟两千年前的秦朝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脱离实际情况，一味简单粗暴的试图用战争解决国防问题，导致国力遭到过分损害所致。
02
从秦到清，明朝是个非常特殊的王朝。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穷，而且是穷得一塌糊涂的那种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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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王夫之是个铁杆的明粉，否则他一定会在做出“汉以强亡”这个著名论断之后，再吐槽一句“明以穷灭”。
没错，大明朝就是穷死的。穷到了“明军不满饷，满响不可敌”，穷到了朱由检向大臣们借20万两银子用来保卫京师都借不到，穷到了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从王公国戚家里“只”搜出了7000万两银子……
那么明朝为啥这么穷？答案是朱元璋作的。
话说甭管古今中外，一个政权想要正常运转，最要紧的也最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收税。所以像“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的宣传口号简直就是最大的谎言——一旦把大户都抢完了，他们还能靠什么维持日趋庞大的支出？还不是得靠老百姓“纳粮”！
而且按照历史经验，这些习惯了抢劫的家伙，一旦收起税来往往只会收得更多更狠。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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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到收税，从始皇帝开始的历朝历代就定下了个铁打的死规矩，那就是中央财政。简单说就是地方官府收到的税，必须全部或按比例上缴朝廷，再由朝廷进行统一分配。这么干虽然增加了中间环节和损耗，效率也显得低下，但却是朝廷权威的体现，是控制地方不可或缺的手段，更是大一统王朝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要是大家都自己收钱自己花，那成什么了？那叫藩镇割据，叫诸侯争霸！这样的朝廷里边供着只能是泥菩萨，比如汉献帝刘协，比如西魏文帝元宝炬，比如唐僖宗李儇。
唯独明朝是个例外。大明朝刚开国时，中央财政系统还是挺正常的，毕竟是全盘继承的元朝的那一套嘛。这玩意蒙古人用着都直夸顶呱呱，可在脑回路异于常人的朱元璋看来，这么干不但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且很有可能是文官的阴谋——不这么瞎折腾一气，把水搅浑，这帮家伙还怎么捞钱？
于是老朱大手一挥，告诉地方以后不用费劲巴拉的把税款往南京送了，直接坐收坐支吧。
什么叫坐收坐支？举个例子，比如绍兴府境内驻扎着绍兴卫、临山卫、三江卫、沥海卫这四个卫所，理论上有兵两万余。再假设绍兴府每年能收上来200万两银子的税，而这两万多兵吃喝拉撒需要100万两。那么以前有中央财政时，绍兴府需要把这200万两银子中的绝大部分上缴到户部，户部再划拨给四卫100万两。如果绍兴府有啥别的支出需求，就给户部打报告，后者觉得可行，就再给他拨款，否则绍兴府就只能想屁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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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坐收坐支以后呢？绍兴府收上来200万以后，直接给四卫划拨100万。剩下的100万，除留足本地固定及意外支出需要的款项外，按固定比例上缴户部，比如50万。
看上去除了少了个中间环节外没什么变化，其实差别大了去了。
比如绍兴府划给四卫的那100万。我们都知道明朝的卫所制度就是个天坑，军户的日子过得比奴隶还惨，所以逃亡现象非常普遍——永乐年间在籍军户还有280万人呢，到了30多年后的正统三年（1438年）逃掉的就超过了163万（《水东日记·卷二十二·府卫官旗军人数》）。就拿绍兴四卫来说，嘉靖年间倭贼来袭，一直按两万多兵领饷的四卫能拉上城头御敌的，满打满算还不到四千人（数据源自《绍兴府志》）。
难道历任绍兴知府不知道这码事，还傻乎乎的按两万人支付军饷？怎么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伙同四卫指挥使把空饷给瓜分了。
有坐收坐支保驾护航，这么干几乎毫无风险。
当然仅仅靠吃空饷敛财，还算是有良心的。更恶劣也更普遍的的是，靠坐收坐支下的中央监管不力，拼命的刮地皮。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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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起，明朝规定各地每年漕运400万石（大约25万吨）粮食至京师，并为各省分配了征收粮食的定额。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江南地区的南直隶和浙江，合计达242.44万石，占总额的60%。其中最倒霉的又非苏州莫属——仅以一府之地，征粮定额竟达69.7万石，居然负担比全国出血第二多的浙江（年定额63万石）还高。
当然江南富庶，以苏州为最，如果仅是这些常规的“正粮”，苏州的百姓还负担得起。但别忘了朝廷只规定了个上缴的定额，至于苏州的地方官到底收了多少，压根就没人管。
于是乎贪婪的江南地方官员，就搞出了个“正粮加耗派征”。
啥意思呢？就是漕运产生的各种费用和损耗，包括且不限于运费、运军行粮、修船费，以及沉船、粮食霉变等损失，均需受摊派的农户负担，反正官府是一文钱也不肯掏的。而且这个加耗派征是提前预收的，收多收少全凭地方官的一张嘴——还有点良心的加征正粮定额的两三倍，良心彻底坏透的收个五六倍、一年收个两三回也不算多。
也就是说大明朝一年漕运粮食才400万石，可仅在苏州一府实际征收的粮食，都有可能不止这个数。
至于多收的粮食中有多少用于漕运的费用和损耗，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朝廷每年从苏州府收到的粮食，最多也就69.7万石，还经常拖欠。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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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造成了个什么结果？那就是明朝百姓的税赋负担，我们在史书中只能看到个伟光正的“三十税一”，但实际上几乎是历朝历代中最重的。同时大明朝廷每年从全国收缴上来的税款，通常只有可怜的三四百万两银子。要是哪年的收入超过了500万两，估计内阁都得跪地烧高香。
朝廷和百姓两头受穷，那钱都跑哪儿去了？答案是都被藩王、地方官员和士绅划拉跑了。否则怎么会出现朱由检连20万两的军费都掏不出，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只是打造了5000副夹棍，就让大明朝的“兖兖诸公”乖乖掏出了7000万两？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别看带个“清”字，但这说的可不是清朝的事。这个清知府，指的可是清廉的大明知府。毕竟这一谚语出自《儒林外史》，这部讽刺小说写的可是从元末明初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这248年间的故事。
当然清朝的吏治也没好到哪儿去。但中国历史上吏治普遍败坏始自宋末元初，明朝本有拨乱反正的机会，可惜在朱元璋的一通瞎搞之下，也只能同流合污下去了。
03
朱元璋这么瞎搞，难道就没人管管他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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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应该有人管的。但自从老朱把胡惟庸的脑袋砍了，又把宰相这个职位给废除了还“永著为例”后，还真就没人管得了他了。
在别的朝代，我们能看到周昌敢骂刘邦，汲黯能把刘彻怼得掉头就跑，魏徵近乎明目张胆的憋死了李世民的鸟，更别提号称士大夫天堂的两宋了——像寇凖、包拯那样揪住皇帝的衣服就开喷，喷得“官家”满脸口水还不敢发作的场面，简直都不值一提。
但明朝有啥？可能有人说海瑞。没错，海瑞的确是大明朝的良心，但大明朝的良心好像也就这么一颗。而且海笔架干的不过是上书骂了朱厚熜一顿，这种事在别的朝代不能说遍地都是，但肯定没啥值得大惊小怪的。
话说文官这个群体，确实毛病一堆，细讲起来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甭管在哪朝哪代都缺不了文官。如果他们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那么这个朝代肯定要出大问题。
比如明朝。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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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身问题，朱元璋从骨子里痛恨官员，对其异常的刻薄和残忍。对此，士大夫也不是傻子，压根就不想替他打工。所以包括刘基（即刘伯温）、宋濂在内的浙东四先生，是朱元璋用近乎绑架的手段才强行拉进自己的幕府的。而在大明开国之后，老朱又是开科举又是到处招贤，结果却出现了“明初文人多不仕”（《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的诡异现象。以至于到最后朱元璋不得不又提起了刀，制定了个“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
等到怕死的士大夫不得不委委屈屈的出来给他做官，朱元璋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了洪武四大案，累计斩杀的官员达十万人之巨——要知道明初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加一块，也不过才三万出头，等于是被老朱割了三遍韭菜还不止。
而且还是老朱刚割完几茬，他的那个逆子朱棣紧跟着继续割。要知道皇帝可没有三头六臂，全靠官员辅助维持统治，所以哪朝哪代再怎么暴戾凶蛮，也不敢亏待了官员，唯独明朝是个例外。
所以大把大把的明朝官员拼命的捞钱，拼命的撬老朱家江山的墙根，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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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乏忠诚正直的大明官员。不过当于谦被朱祁镇斩首之后，还有人愿意替这样的王朝的卖命吗？等张居正险些被朱翊钧鞭尸之后，愿意替朱家皇帝卖力气的，恐怕也寥寥无几了吧。
所以朱由检要是能从大臣那里借来20万两军费，才是见了鬼。
04
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时候，朱棣打算第三次北征蒙古。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他找来户部尚书夏原吉，让后者赶紧去筹集钱粮，不得有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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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为了应付朱棣近乎永无止境的庞大支出，夏原吉几乎操碎了心、熬干了血，才50岁出头就已经憔悴得快不成人形了。这回他是真的没辙了，毕竟国库已经穷得快饿死老鼠了，老百姓更是被搜刮得快要造反了。所以这次夏原吉没有乖乖听命，而是劝朱棣别再作死了：
“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七》）
朱棣对此的反应，是把夏原吉丢进大狱，换个听话的当户部尚书。当然，蒙古还是得继续征的，而且一刻都不能拖延。
前边说过，因为朱元璋的瞎折腾，导致大明朝压根就没有中央财政，在事实上根本无法支撑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连续征战。那怎么办呢？好办。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北伐时，没打几回就把钱粮都打光了，再也打不动了。于是老朱毫不犹豫的掀起了洪武四大案，其中仅仅一个郭桓案，就近乎把大明朝所有的有钱人打劫了一遍：
“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我们看到的是，在郭桓的脑袋被砍掉两年后，因老朱囊中羞涩导致停顿数年之久的北伐，不但又能连年发动了，而且还能一次发动15万大军，孤军深入到捕鱼儿海（今呼伦贝尔的贝尔湖）一举摧垮了北元小朝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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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一直认为，捕鱼儿海之役最大的功臣，既不是朱元璋，也不是蓝玉，而是郭桓。
要是没有这个刚上任8个月、还处于试用期的户部尚书一口气就捞了2400万石官粮（要知道当时大明朝全年的官粮收入才2089万石），朱元璋和蓝玉哪来的底气喂饱15万大军的肚皮？
所以说朱元璋为啥一茬接一茬的割官员的韭菜？因为有钱就是他们的原罪。不把这些钱弄到手，老朱凭什么搞得起十三次大规模的北伐？
但朱元璋能“劫富济贫”，朱棣却没法这么干。为啥？因为有钱的都被他老子劫成穷鬼了，他想割韭菜都没地儿割了。
那咋办？好办。他爹爱惜百姓，轻徭薄赋，不就是留给他割的韭菜吗？
所以洪武十八年时全国官粮收入才2089万石，朱棣刚登基那年就收上来了3100万石。难道说大明朝的经济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鬼扯什么呢！别的不说，就说那个靖难，几乎把大明朝最核心、最富庶的地区打了个稀巴烂，老百姓要饭都要不着，只能成片成片的饿死。在这种情况下，税收还能打着滚的往上涨，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朱棣刮地皮把火星子都刮出来了。
就这么刮了好几年，终于把地皮都刮干净了。地方官怕把老百姓逼反了，不敢再这么瞎搞下去，导致大明朝的官粮收入逐年下降，拖欠税赋的州府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直到明亡都没还上。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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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朱棣手头又紧了，还怎么愉快的北伐？于是这位永乐大帝玩起了高端局，有多高端呢？就是现在大洋对面老美玩的那套——货币战争。
话说因为中国严重缺乏金银铜等贵金属，所以早在唐末时纸币的雏形就出现了，两宋时又有了交子。元朝时的纸币“钞”，正式成为了官方法定货币。但尽管蒙古人治国很是马大哈，但人家好歹也弄出来个准备金制度以维持币值。到了明朝，朱元璋全盘继承了前朝的纸币制度，只不过改名叫了大明宝钞。
但大明宝钞是与元钞、交子截然不同的纸币。为啥这么说？因为大明宝钞既没有任何准备金，也不能兑换贵金属，更没有任何担保，甚至连想拿新钞换旧钞都不行。简单一句话——朱家皇帝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就是个白捡的聚宝盆。
所以大明宝钞要是不贬值就有鬼了。只不过朱元璋虽然抢劫官员和富商不择手段，但毕竟是过来人，见识过被逼急了的老百姓有多可怕。所以他始终没怎么把心思用在纸钞敛财上，使其还能勉强维持流通。
到了朱棣这儿，压根不管这一茬。只要没钱了，就勒令夏原吉开足马力印钞，哪怕把印钞机印冒烟了也不许停。
如此一来，在开国时与铜钱等值的大明宝钞，到洪武末年1贯钞就还能兑换160文铜钱，30年贬值了6倍。但朱棣登基仅仅9年（1411年），刚发行的崭新的1贯大明宝钞就只能兑换20文铜钱，半新的只能兑换到几文，旧钞干脆就一文不值了，擦屁股都嫌硬。最后连官府收税，都拒受宝钞，只要铜钱。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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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朱棣用一堆废纸，就抢劫了全天下百姓的财产，后果有多严重？所谓官逼民反，莫过于此。从洪武年到崇祯年，各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可不止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烈度和频率而言，在历朝历代中仅次于宋朝，只不过这个事很少有人讲罢了。
所以朱棣一死，朱瞻基为啥拼了命的弃土撤军？奴儿干都司丢给女真人了，花费了亿万军费的安南说扔就扔了，开国二祖将近20次北伐打下的塞北诸卫弃之如鄙履，至于诸如三宣六慰之类的财政黑洞更是能甩多远甩多远——不是朱瞻基崽卖爷田不心疼，而是他再不这么干，大明朝即便不破产，也得被天下黎庶的怒火烧得连根毛都不剩。
但无论朱瞻基再怎么努力，其实也没啥鸟用。为啥朱由检豁出去把脸皮甩进泥坑里也借不来区区20万两的军费？因为在他祖宗在世的时候，朱家皇帝的信用就已经破产了。
05
当然明朝穷兵黩武付出的代价还不止财政和信用，更要命的是军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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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打算发动第13次北伐时，就连他的亲生儿子、晋王朱棡都跳出来苦苦劝阻。原因是啥呢？大明朝的战马已经快被他爹打光了：
“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洪武三十年五月》）
话说在元朝时，蒙古人在中原大地上到处开山毁田建牧场。至明初时，朱元璋一查账，发现自己名下居然有一百多处马场，驯养的合格战马数量高达几十万匹。
可见在明初时，明军是不缺马，而且骑兵部队也很能干，否则蓝玉怎么千里突袭捕鱼儿海？
但是大明朝本就人多地少，所以马场很快又遭复垦。再加上开国二祖无视损耗的连年北伐，导致明军的战马供应日益萎缩。没有成规模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就意味着失去了战争的主导权，或者干脆说就是没了进攻能力——为啥嘉靖朝以后曾经把蒙古人撵得到处跑的明军突然间就缩进九边防线不敢冒头了？答案很简单，大明朝再也凑不出足够的战马装备部队了，所以就没法野战了。
不光是没战马，兵也不行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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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武年间，几乎是每次北伐取得胜利，功勋卓著的武将就得被朱元璋找各种理由把脑袋给砍了——明朝开国时能活着获封的十公、五十侯中，光是可以确定死在老朱刀下就超过30人，还有一堆虽然侥幸未死的也逃不过坐牢的下场。等到朱瞻基即位，因为永乐年间争储时武将站错了队，再一次遭到皇帝和文官的集体打压。
换成你是大明朝的武将，心凉不凉？
别的朝代，如汉唐清，哪怕开国150年后武将仍能以开疆拓土、战场立功为升官发财的主要途径。可是在大明朝，到了成化、正统年间，军中吃空饷、喝兵血已经蔚然成风，武将只想发财，对战功已经没啥想法了。
否则大明朝将近300万的兵，怎么开国才不到70年就跑光了一半多？
到了嘉靖朝以后，更是官员离心，百姓离德，当兵的干脆谁给饭吃就替谁卖命。这样的王朝，能又苟活几十年才亡掉，已经是运气足够好了。
06
宋明两朝最大的区别，其实不是“忘战”与“好战”，而是文官在统治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截然不同。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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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对士大夫绝对优待，同时赵家皇帝在治国的态度上比较佛系——大臣们硬一点，他们就软一点；大臣们软一点，他们就硬一点。不过两宋的文官普遍很有主见，所以当皇帝就显得有点软塌塌，基本上别人让干啥就干啥。
典型如赵祯。这位宋仁宗被誉为“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北窗炙輠录·卷上》），在位42年疯狂轮换了23任宰相，看似将众臣子玩弄于股掌之中，但实际上呢？范仲淹、欧阳修撺掇他变法，他就弄出了个庆历新政；章得象、夏竦说这帮新政派都是奸贼，他就赶紧一切照旧；韩琦说西夏蕞尔小国一战可平，他就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等到老韩被揍得鼻青脸肿逃回来，再让他签个庆历和议也不费啥劲……
在晚年的时候，无子的赵祯还想再努力一把，可文官们说你再怎么弄也是白费劲，赶紧认赵宗实（即宋英宗赵曙）当干儿子吧。即便心里有万般不愿，赵祯最终还是屈服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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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就是由文官主导并实施的。
作为文官，尤其是刚经历过唐末到五代那个噩梦般时代的文官，最痛恨也最警惕的就是武将。而要防止武将坐大并再度发展成藩镇军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战”——连仗都没得打了，还要武将干什么？
所以在契丹人最倒霉的时候，文官们却给北宋签回了一纸澶渊之盟。因为只有这么干才能结束战争，而非让战火继续没完没了的蔓延下去。而且看上去给辽国送岁币丢人现眼，实则依靠绝对的贸易优势，北宋完全可以做到“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毫发无损也”，还能大发其财。不仅如此，文官们还对契丹人大搞文化入侵，搞得辽国人都成了苏轼、欧阳修的脑残粉，逐渐扔掉了祖传的快马利箭，学宋人弄花吟月了起来。
对更加落后、更上不了台面的党项人，文官不得不打，但也不让武将打，而是自己去打。可惜不是专业的人干不了专业的事，那怎么办？文官还是有办法——拿钱砸！一边对西夏搞贸易制裁，一边不惜重金沿着边境往外修堡寨，还一修就是几十年，非得把党项人都围死、穷死的架势。
可以说直到靖康二年（1127年）之前，文官的这一套都是卓有成效、让人挑不出毛病。直到突然冒出个不走寻常路的女真人，让文官完全不知所措，还不给他们试错的机会，于是乎一个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王朝，在他最盛放的那一刻突然就崩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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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只能在温室中才能存活的文官们就原形毕露，丑态百出了。
朱元璋立国后，尤其重视对宋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的教训，更加上心。这从他居然闲到将泉州蒲氏全族打入贱籍、不得读书做官，还把已经死了快100年的蒲寿庚挖出来鞭尸300才解气这码事上，就可见一斑。
故此，对被两宋优待了300多年，最终又两次将赵家皇帝卖给异族人的文官，朱元璋既深恨之又离不了。所以他成了历朝历代中对文官最刻薄的皇帝，而且“洪武爷”的祖训又异常强大，这就导致了终明一朝，除了朱高炽、朱佑樘等寥寥无几的异类外，剩下的朱家皇帝跟文官的关系都没好到哪儿去。你说啥，我偏不干啥——这在大明朝的君臣关系中，几乎成了常态。
所以明朝的文官，再想像两宋的同行那样全盘把持国政，根本就没有任何指望。
不仅如此，除了常见的君臣矛盾、文武之争，大明的朝廷里还有厂卫特务、宦官跟着瞎掺和，生态异常复杂。所以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家伙都在忙着内斗，根本没工夫操心正经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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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事了咋办？好办，按祖训办。
那老祖宗是咋办的？起码在对付异族这码事上，老祖宗就一个态度，那就是往死里打。哪怕打不赢，嘴也得硬，要不后世明粉怎么会发明出个“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大明祖训”呢？
至于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这都不重要，也没工夫去琢磨，大家伙还得忙着跟同僚搞宫斗呢。
于是乎北宋就“忘战必危”，明朝就“好战必亡”了。
有时候我就想，但凡朱元璋要是有个官宦家庭的出身——哪怕是个小地主呢，大明朝也不至于被他折腾成这么个熊样。


传送门：为什么说北宋是“忘战必危”的反面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