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十四世纪担任过蒙古伊利汗国首相的拉施特（Rashid al-Din Fadl Allah，1247—1318），撰写过一部史学著作，名为《史集》。在这部书中，拉施特曾记载了关于铁木真的这样一段对话：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答曰：‘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猎物，斯为最乐。’汗以此问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曰：‘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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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蒙古之王看来，人生中最大的乐趣就是战胜敌人、追逐敌人、杀死敌人，然后剥夺他的一切——笑观与他最亲近的人哀嚎哭泣，骑他的马，把他的妻女当玩物。
并非巧合的是，那个本可能成为女真人中堪与成吉思汗并肩、不过最终成王败寇掉了的海陵王完颜亮，也曾立下过类似的志向：
“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金史·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七》）
而二者之死，亦可归咎成是为了践行这个“伟大”的理想——根据《蒙古源流》的记载，铁木真在攻打西夏时俘虏了豁阿皇后并按惯例逼迫其侍寝，结果那玩意被咬掉，最终死于大出血；至于完颜亮这厮最嗜人妻，其庞大的后宫群中的大多数女人都是他杀了人家老公后抢来的。有一回完颜亮又看上了堂弟完颜雍的老婆乌林答氏，结果后者坚贞不屈，自杀身亡。
完颜雍自此深恨之，遂趁完颜亮南下伐宋之际起兵自立。这下本来稳扎稳打的完颜亮坐不住了，急于求胜以便回国平叛，结果激起兵变，一代枭雄死于非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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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像铁木真和完颜亮这样的行径，在特定的时代里或许被视作无伤大雅的小瑕疵，无伤其英明神武的英雄形象。甚至在某些人眼里，这本就是真英雄、真豪杰该干的事。
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更多人的价值观里，这样的行为都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崇尚道德、秩序的农耕民族而言，更是难以忍受的恶行。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尉缭子》中，我们的先祖已经就此达成共识，即能干出这种缺德事的已经不能算作军队了，而是无耻的强盗：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ren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尉缭子·武议第八》）
所以对秉承强者为尊、弱者天生就该被鱼肉为准则的游牧/渔猎民族，甭管是最早的匈奴还是最晚出场的满洲，我们的先祖都曾赋予过他们一个共同的称呼，那就是强盗。
01
要说起历朝历代在今天的风评口碑，清朝就算不是最差的，也肯定是其中之一。之所以如此，除了清末时丧权辱国的惨痛经历，就要数他们刚入关时干出了太多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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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恐怕是其中最著名的惨案。其余在大同、赵州（今河北石家庄）、畿南（今河北三河，北京昌平、良乡）、汾州（今山西汾阳）、潼关、昆山、嘉兴、江阴、常熟、金华、南昌、湘潭、南雄、潮州、广州等地，随着清军的一路南下，各种规模不等的屠城惨案此起彼伏，罹难者的数量从数千到几十万不等……仅正史有明确记载的累加即可达400万，实际上可能数倍于此。
当然跟蒙古人的“丰功伟绩”相比，看上去穷凶极恶的满洲人就是颗妥妥的小趴菜。
那么为啥如今的“恨清党”遍地都是，但对蒙古人口诛笔伐者却寥寥无几？原因大概一是蒙比满早，时间能淡化仇恨嘛，还有清朝这个背锅侠帮着分散火力；二则是相比满洲人的马大哈，蒙古人的“作案”手段就非常干净了——把人都杀光了，谁还知道我杀了人？
蒙古每征伐一国或攻打一城，都会先派使者招降。如果痛痛快快的投降，蒙古通常会予以优待。但投降的一方必须出钱出粮出兵追随蒙古继续征战四方——蒙古的嫡系部队数量从未超过20万，但前后百年横扫欧亚大陆的兵力又何止百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仆从军。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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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蒙古灭宋，挑大梁的就是投降的宋兵以及北方的汉兵，真正的随军的蒙古人很少，主要起监军作用。两次东渡伐倭亦是如此，主力都是南宋降兵和高丽人。
对于不肯投降的，要分几种情况。弃城而逃的，达官贵人和军队要坚决的追击并杀光，至于平民通常不会大规模的屠戮；拒降且死守的，一旦城破必屠城，而且是鸡犬不留。
至于那些缺乏利用价值的小国、小部落以及暂时没有占领意图的地区，蒙古人的习惯向来是我不用，谁也别想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手段无非就是彻底的破坏，比如屠城。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率军劫掠四川并在成都屠城。屠到了什么程度？战后的成都尸积如山、瘟疫横行，活人根本无法立足。再加上当时的南宋朝廷被蒙古人打得顾头不顾腚，根本没闲心派人去做详细的统计，只留下了个“民无噍类”（意指百姓没有活路了）的结论，就把这页翻篇了。
直到300多年后，身为蜀人的明朝大才子杨慎对这一事件重新进行了考证，才得出了个大致的结论：
“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一·史母程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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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学者估算，从铁木真崛起于斡难河源到元朝与四大汗国雄踞于欧亚大陆的百年间，蒙古人大概屠戮掉了2亿人，其中90%以上都是平民。
仅在吞并位于中国传统疆域范围内的西夏、金以及南宋这三个政权的战争中，蒙古人屠戮掉的人口就有3～4千万——当时这三国的总人口大概在1亿出头，也就是说最少被蒙古人杀掉了三分之一。
但跟五胡相比，蒙古人还真算不上杀ren如麻。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司马炎搞了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是全国共有户377万，约2262万人，其中80%以上生活在北方地区。
到了五胡之乱的中后期、大规模的杀戮基本终止时，整个北方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在1200万左右，其中的汉人还不足800万。也就是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将近三分之二的汉人都被杀掉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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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胡人大规模、长时间的占据中原大概也就这么三次。甭管是本性如此也好，还是出于（少数人口民族统治多数人口民族的）恐惧或者威慑的目的也罢，每次都发生了无差别的大规模屠戮事件。但在大多数时候，中原王朝还是能守住北方防线的，胡人占不到地盘，往往是抢一把就跑。而他们劫掠的对象，除了粮食和财帛外，最看重的就是人口。
这并不奇怪。像匈奴人最鼎盛时统治的地盘超过了600万平方公里，但总人口最多时也就200万出头——平均每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才能划拉出一个人，其中大半还可能是老弱病残，可想而知他们缺人缺到了何种程度。
不光缺人，更缺技术。从匈奴到满洲，凡是在中国历史上露过一小脸的各种胡族，除了放羊打猎外，基本就没掌握过任何其他技能。尤其是农作、纺织、冶炼等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生产技术以及产品，几乎完全依赖于汉人供给。
想要获得这些东西，就必须跟汉人贸易。可问题是自古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大多将贸易作为控制夷狄、稳固国防最主要的手段，动不动就搞“贸易制裁”。比如说土木之变是咋来的？大太监王振下令禁止出口铁锅，搞得瓦剌人“不得巳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十七·为遵奉明旨经画北虏封贡未妥事宜疏》）——成天吃半生不熟的肉谁受得了？也先就觉得他再也受不了了，于是发兵去抢。结果他不但抢到了铁锅，还顺手活捉了大明皇帝朱祁镇。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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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为口铁锅去玩命的，蒙古也就出了也先这么一条好汉。剩下的绝大多数时候，蒙古人跟那些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什么的一样，跑到中原来就是为了抢劫，然后抢完了就跑。而抢劫的主要目标，就是人口。
为其君就要护其民，结果治下的百姓动不动就让人家抓走，实在是有点丢人现眼。所以对这类事情，历朝历代都不怎么爱提，即便不得不提，也尽量含糊其辞。不过中国的述史传统实在是过于强大，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难免还是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在唐初的渭水之盟后，颉利可汗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惹到了惹不起的人，事后赶紧派人给李世民送礼以便缓和关系。但后者的反应却是“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但偶尔也有史料不小心透露了实情，那些血淋淋的数字难免让人感觉触目惊心。比如明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后世评价这一事件大多聚焦在朱厚熜君臣是如何的丢人现眼以及对后来的俺答封贡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却很少有人关注到那些京畿百姓的悲惨命运：
“二十八日虏出境，诸帅请击其后伍以自解。鸾曰：‘禽困覆车可轻哉。’乃已，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四·俺答前志》）
02
不过外来民族入侵后不把本地民族当人看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哪怕是号称最皿煮最尊重人权的老美，还不是打到哪里就祸害到哪里？其本质跟二战时的德棍和小鬼子没什么两样，差别只在于后者无恶不作得毫不掩饰，前者则更善于毁尸灭迹和自我美化罢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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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同一民族的内战中，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少见。尤其是出于某些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竖为正面典型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那些所谓的义军。
比如在大明王朝覆灭前后的那些个日子里，满洲人在东边一座接一座的屠城，盘踞在中部和西部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没闲着，而且干得更恶劣——人家满洲人毕竟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可这俩货肆无忌惮的屠戮同胞，又该如何解释？
李自成祸害的主要是河南。而且由于这厮属于“败寇”嘛，所以史家记载起他的恶行劣迹来没啥负担，基本能做到秉笔直书：
“（崇祯八年，即1635年）十二月乙酉，贼闯王操数十万围光州。舁大炮二十座攻城，然二炮，城拉然崩颓。城中顷刻火作，贼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无遗。”（《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三杀河南、九洗光州（今河南信阳）、屠城偃师、水淹开封……据后人粗略估算，在李自成肆虐河南的8年间（1635~1642年）仅无辜罹难的百姓就达数百万之巨。尤其骇人听闻的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封时，因迟迟无法破城，他一怒之下掘开黄河大堤。于是乎这座“八朝古都”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毁掉，数不清的尸体密密麻麻的漂浮在滔滔黄浪之上，恍如人间地狱。
战前开封有人口约37万，战后仅有不足3万人幸存——今天去过开封的人都知道古城被埋在几米到十几米深的地下。而亲手打造了这座巨大坟茔的刽子手，就是李自成。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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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起张献忠杀ren的本事来，说李自成就是颗小趴菜可能有点过分，但也没夸张到哪儿去。为啥？因为对李来说杀ren可能是“工作需要”，于张而已则纯粹是“个人爱好”了。毕竟这头人形恶魔“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ren，辄悒悒不乐”（《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所以这厮简直将滥杀无辜都杀出了无数种花样：
“因掠霍山、合肥县，裸妇人数千，詈于城下，少媿沮，即磔之。攻三日而去。”（《明季北略·卷十一·崇祯八年乙亥》）
“贼杀蜀人之惨，割手足曰瓠奴，分夹脊曰边地，枪其背于空中曰雪鳅，置火城以围数百小儿，见奔走呼号以为乐，曰贯戏。剖孕妇之腹，抽善走之胫，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寄园寄所寄·卷九·裂眦寄》）
从四川到湖北到河南再到安徽，张献忠走一路杀一路，看到一个活人就全身难受。至于他到底杀了多少人实在是难以统计，以至于《明史》明知荒谬也要声称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6亿人呐！要知道明末的总人口也就在两亿左右，《明史》的编纂者不可能不清楚。为啥还要这么说？我想就是用这种夸张的修辞手段才表达心中的愤懑和不平之意吧。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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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自家的主子（满洲人）也不是啥好鸟，还没法说，只能拿挨千刀的张献忠出气了。
当然这并不是明末的反贼们就特别的坏，事实上哪朝哪代都找不出几个好玩意。
比如晚唐的黄巢在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时因军粮不济，就命令部下打造了数百个石碾子，捉拿百姓碾碎制成肉糜以供食用。因为一直无法破城，所以在黄巢围城的近一年时间里，几乎把陈州附近的百姓吃光了。后来他不得不派出兵马分赴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到处抓“军粮”。
有人做过统计，仅在各种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死于黄巢之手的人口，至少就有800万。
从陈胜吴广到张献忠洪秀全，不能说洪洞县里没好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同一路货色。
而且相比于直接杀ren，他们的间接杀ren之法才更加恐怖。
在隋末的“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股烟尘”中有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叫卢明月。这厮是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一开始因为活不下去了，就领着几百个同乡占山为王干起了没本钱的买卖。可不过一年多的功夫，他的麾下就号称有了十几万人马，成了河北大地上数得着的一股势力。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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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明月这么夸张的“摇人”手段，其实在历史上一点也不新鲜，跟绝大多数的所谓义军快速扩张的办法没什么两样——每打下一个村镇，他们就烧毁房屋、抢光粮食、杀尽老弱，让剩下的青壮彻底没了活路。然后再问你跟不跟我走？大多数人没得选，只能跟着走当起了“义军”。至于不跟的，杀掉就好了……
我们看史书，历代“义军”只要一造反，人马数量眨眼间就跟滚雪球式的蹭蹭往上涨，其实大多就是这种情况。毕竟相比“官逼民反”，历代的百姓还是“官逼民跑”的多一些，谁愿意成天过刀头舔血的日子？所以只能连哄带骗加吓唬的拉壮丁。当然有的手段宽仁些，有的还要更暴戾些，但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套路。
当然这样的军队就别指望有什么战斗力了。比如卢明月，在他带着十几万“大军”攻打祝阿（今山东禹城）时，隋将张须陀只带了1000官兵就敢直冲其营寨，将百余倍的敌军杀得人头滚滚，最终卢明月只能带着几百人逃之夭夭。
当然相较于庞大的基数，被杀掉的总是少数，那些之前逃过卢明月魔爪以及之后在张须陀的刀下躲过一劫的才是大头。不过家被毁了、粮食被抢光了、亲人被杀死了，加上到处都是兵荒马乱，你让他们怎么活？所谓的出路，要么是再找一路“义军”当炮灰，要么躲进山林苟延残喘，要么辗转于路途之上以求找到转机。
像隋末乱战爆发于大业七年（611年），终于武德七年（624年）。谁的运气能如此爆棚，在这漫长的14年里每一次倒霉的时候都逃过一劫？所以在那个乱世中的大多数人，到头来都难逃一死。而且相较于在战场上被痛痛快快的一刀解决掉，那些被饿死、累死、虐杀，入了虎豹财狼甚至是同类之腹的，无疑是更加痛苦和凄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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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才在史书中看到，秦末起义后天下少了一半的人口，新末一场乱战打没了2800万人，汉末打没了4300万，隋末是3900万，晚唐至五代大概是3000万，北宋末年大概有5000万，南宋末年约4000万，元末约5000万，明末约6000万。
当然这仅是历朝官方统计的数字，肯定不够准确就不用说了，而且人家只统计户籍人口。那些不纳税也不服役的“黑户”，比如逃户、隐户、流户是不计入在内的。比如明末时全国总人口超过两亿在今天差不多是共识，但在明朝官方统计口径中，在那276年间人最多时也就7000万出头。
至于剩下的，哪朝官府都没把他们当过人，甚至被打了欺了杀了都没什么人管。而且这么干还有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那些因为战争原因流离失所的百姓，哪怕幸免于难，但只要没有编户入籍，其在前朝所拥有的一切财产就统统将被收归“国有”。像唐初时全国入籍人口只有720万，却可以坐享隋朝时几千万人的土地和财产，否则哪来的武德和贞观之治？
所以每个王朝的开端，差不多都能整出个挺像样的治世、盛世，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说是靠吃人吃出来的，也不为过。
03
异族来了杀，义军兴起了继续杀，那些志在一统天下，成天把正统、大义挂在嘴边的开国之君们杀不杀？这个问题就很难讲清楚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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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开始也是杀的。因为人类都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嘛，最初的时候总会动物本能驱动的东西多一些，随后道德呀、伦理呀什么的逐渐积累，才会压倒人性中的本恶。就算不能，起码也能学会装模作样或者文过饰非。
当然也不是一直杀。比如在先秦三代，尽管那时流行着很多在今天看来野蛮原始的习俗，比如人殉、人祭什么的，还动不动就把人扔到锅里煮（也不知道吃不吃）——哪怕到了西汉时项羽和刘邦还喜欢把人煮成肉羹，然后分给大家一起吃；主父偃仍在叫嚣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可见在那个时候这一恶俗仍未绝迹。
但实际上这种恶事、惨事基本只发生在奴隶、军队（俘虏）以及贵族之间，基本与平民百姓无关。像秦国可以连个磕巴都不带打的坑杀了40万赵国俘虏，后来灭赵时秦王政更是不惜赶赴邯郸，亲自下令将当年曾羞辱欺负他们母子的所有仇人斩尽杀绝。但对城内的普通百姓，他甚至连理会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直接摆驾回了咸阳。
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当时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就连打仗，都是贵族的特权和责任——虽然历史课本说那年头都是全民皆兵，但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尤其是战国以前），战争就是场贵族间的单挑游戏（战车对冲），平民兵只要当啦啦队就好，摸鱼也无所谓。等老爷们分出胜负，他们只需喊几声好或者撒丫子往家跑就行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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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那个年头，平民百姓大多是被完全漠视的一个阶层。好处没他们的份儿，有时候还会招祸（比如奋勇杀敌宰掉了个敌国的贵族老爷，就可能被治罪），反过来坏处也轮不到。比如打败仗或亡国了，那也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王侯将相倒霉，管老百姓什么事？
而且谁要是滥杀无辜，对贵族而言是个非常丢份儿、掉价的行为，会受到所有人的鄙视和排斥，所以傻子才这么干。
而中国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第一次屠城时间，发生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始作俑者是项羽。
因为霸王别姬以及“不肯过江东”等事迹和传说，无论在正史还是市井中往往把项羽描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形象，只不过结局有点悲剧罢了。甚至还有人将其塑造成了个心慈手软的“爱哭鬼”，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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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不说，就一样——项羽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也是屠城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个如假包换的屠夫。
可以这么讲，在项羽起兵反秦以后，基本上是占一座城，就屠一座城，几乎没什么例外。仅向来对其偏爱有加的各种正史上，就不得不羞答答的留下了他至少5次屠城的记录——第一次是在秦二世二年，因襄城（今河南许昌）守军拒降导致其部遭受重大损失，项羽悍然下令“已拔，皆阬之”；第二次是同年的城阳之战（今山东鄄城），项羽在破城后又“屠之”了一回。需要注意的是，这回屠城的不光有项羽，刘邦也跟着掺和了一腿。
第三次是次年项羽入关中后“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第四次是项羽在平田荣之叛时，坑杀降卒、掳掠妇女，将城阳付之一炬；第五次是打彭越时攻下外黄（今河南商丘）后，项羽下令将所有15岁以上男子坑杀于城东，幸被“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所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以上记载均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然后就是刘邦。话说刘邦在这方面的口碑向来是不错的，比如入关中后号称秋毫无犯，又在咸阳约法三章，彻底收服了三秦父老的人心。不过他这么干是有目的的，一来为了招揽人心，二来咸阳是天下瞩目之地，老刘可不像小项那样没脑子就会莽干，所以得注意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嘛，就是项羽还在背后盯着呢——要是刘邦先把咸阳烧光杀光抢光了，信不信那位因无法复仇而全身不爽的西楚霸王会跟他玩命？
而在不太容易引起注意或者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的地方，刘邦就难免忍不住爆发出骨子里的兽性。像在城阳，他就跟着项羽凑了回热闹，把全城屠了个遍；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在西进关中途中，他又不知为啥突然发了疯，“南攻颍阳（今安徽太和），屠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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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毕竟晚生了一百多年，再加上成王败寇以及为尊者讳的潜规则，所以没准刘邦的屠城记录比项羽还多。只不过这些资料要么早被销毁，要么司马迁查不到，要么即便查到了也“过不了审”，所以只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后人无从得知。
下一个乱世就是新莽末年了，而在此期间涌现出的最大的侩子手，我们可以认为是刘秀——虽然在现有的史料中我们查不到这位汉光武帝身体力行去滥杀无辜的记录，但不妨碍我们找到以下这样的记载：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耿弇，刘秀的心腹爱将之一，早早就投奔麾下，先后为其定河北、平齐鲁、收陇右，功勋卓著。故此东汉立国后耿弇晋爵好畤县侯，官封建威大将军，位列云台二十八将的第四位。
这样的人物，一口气屠了300座城，刘秀连个屁都没放过，还一路给他加官进爵，该怎么解释？
我想唯一能说得通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刘秀在背后推动、指使的，起码也是纵容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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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所以也很容易闹出争议。比如上述文字中的“屠城三百”，就被一些人解释为攻打下了300座城池，而非杀光了300座城里的人。怎么说呢，对此我保留意见，但下面的这段记载又该如何解释：
“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于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第三十五》）
吴汉攻下成都后，不但将公孙述灭族，将宫室民宅付之一炬，还在城中纵兵大掠3天，致使数万无辜百姓罹难。对此刘秀的反应是什么呢？把吴汉骂了一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连一枚铜板都没罚他，更别提贬爵降职了。
对此，我只能理解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太司空见惯了。刘秀要是较真，没准得把麾下大将砍个精光，所以还是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到了汉末三国之时，遍地的诸侯军阀更是几乎每一个干净的。典型如曹操，曾屠过徐州、雍丘（今河南杞县）、彭城、邺城（今河北邯郸）、柳城（今辽宁朝阳）、宛城（今河南南阳）；孙权也屠过庐江（今安徽合肥）、夏口（今湖北武汉）；就连在那个被史家描述成仁君典范的刘大耳朵，其实也并非一朵纯洁的小白花——不光是他在广陵（今江苏扬州）时的行迹非常可疑，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曹操屠徐州时刘备全程冷眼旁观，而且其麾下的张飞部也很可能参与其中。
不过甭管在正史还是民间，大耳朵都是历朝历代着力打造的伟光正人物榜样。就算他有什么恶行劣迹，自然也有人帮忙处理掉。要想知道当年的真相，只能寄托于希望渺茫的考古发现了。
04
但从汉末三国以后，但凡是由汉人组建的政权，尤其是大一统（或接近大一统）的王朝，基本没再发生过（在本土）大规模的具有官方组织嫌疑的屠城。即便偶尔发生，罪魁祸首也会遭到处罚，起码不会再像刘秀那样纵容。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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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北宋灭后蜀后，王全斌在四川纵兵大掠，激起民愤，导致叛乱四起。而在平叛过程中，王全斌仍不知收敛，又坑杀降卒，终于惹火了赵匡胤。最终王被撤销军权，贬为闲职。
那为啥自汉末以后，本族内的滥杀无辜现象就突然变少了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汉及之前的史官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做到秉笔直书的，甚至经常出现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愿趋附权贵去涂改历史真相的例子。不过随着皇权日盛，尤其是李世民首开干涉起居注的恶例以后，史官的骨头就变得越来越软，他们写下的文字也就越来越值得怀疑。
一旦自己或麾下干出了见不得光的恶心事，只要跟史官说句“不许记”，基本上就可以免除一切后患。毕竟在那个90%以上的民众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非常有限，有能力将其保存下来再流传下去的就更稀有了，在大多数时候也只有官府才做得到。
所以哪怕某人在当时无恶不作、臭名昭著，但只要史书中说得都是他的好话，那么千百年后这就是个妥妥的伟光正大英雄、真君子，而且人人信服。
不信也没用，因为找不到证据嘛。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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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则不是不想杀，而是杀了比不杀麻烦，所以不得不忍住不杀。
北魏登国十年（385年）道武帝拓跋珪大破后燕军，取得参合陂大捷，光是俘虏就抓了5万多。但怎么处置这些俘虏，让拓跋珪非常头疼——养着吧，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更别提再填饱这几万张嘴；放了吧，那等于是资敌，他可以确信很快就会在战场上重新遇到这帮讨厌的家伙；杀了吧，传出去名声又不太好，这可咋办？
这时中部大人（北魏特有的一种官职）王建说，还是杀了吧。大争之世，大家伙要的都是利益，谁要脸啊？
于是拓跋珪就挖了个大坑，把俘虏都活埋了。
然后他很快就遭到了报应——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再伐后燕，攻打中山城（今河北石家庄附近）时，明明城中兵微将寡，坚守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无人愿降。军民齐心，协力死守，给魏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拓跋珪非常奇怪，就派人去问你们为啥不投降，结果城中百姓答曰：
“群小无知，但复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之命耳。”（《魏书·卷三十·列传第十八》）
我们不是不想投降啊，但你拓跋珪有活埋大活人的恶癖，我们怕重蹈参合陂那些俘虏的覆辙啊！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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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珪闻言气得差点背过气去，然后一口陈年老痰就吐到了王建的脸上（“顾视建而唾其面”）。
所以后来这类损人不利己的破事，愿意干的就越来越少了。
再一个原因，就是从汉末到隋唐间的近400年间，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方势力杀ren杀得太凶了。以至于最惨的时候——比如三国，偌大的中原就剩下了几百万人。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蜀汉在投降时全国只剩下了28万户，其中民94万、兵10.2万、官吏4万，基本上已处于油尽灯枯的状态。即便是国力最强的曹魏，巅峰时加上吞并蜀汉的人口也只有“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第一》）。
这么点人，别说提供赋税、劳役，支撑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了，就连征募士兵去打仗都经常捉襟见肘。所以历代的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屠城这种事只能一时爽，从长远来看百害而无一利。
认识到人口对于维持自己统治的重要性，自然会在兽性发作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自隋唐以后，但凡胸怀大志的英雄人物，大多数时候都能克制住屠城的冲动。就算偶尔控制不住也要尽量的掩饰、削减影响。也只有像王仙芝、黄巢、李自成、张献忠这种注定成不了大事、只想着过把瘾就死的莽汉，才会继续屠得肆无忌惮。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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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能克制住屠城的冲动，不代表那些心胸并不宽宏的统治者们就不会继续报复下去，只不过换种方式罢了。比如朱元璋恨张士诚恨得牙痒痒，所以当年踊跃支持过张的苏州士民自然就要倒霉。只不过倒霉的方式不是被统统宰掉，而是老朱在立国后给苏州订下了个畸高的税率——当时全国各地税率最高的是南直隶，其次就是浙江。而苏州以一府之地（相当于现在的市），每年要缴的税居然比浙江还高。
同理，朱棣在靖难成功之后，对曾差点要了他老命的济南，也按照他爹对待苏州的方式一并处理。
05
而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儒家起到的作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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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历史书上都说董仲舒把刘彻一通忽悠，让后者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了国策。但事实上到底是谁忽悠了谁？
要知道仅就雄心壮志和唯我独尊的霸气而言，刘彻在中国历史上近500位皇帝皇帝中就算夺不到魁首，起码也稳居前三。其内心之强大、坚韧近乎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可以说刘彻人生的70年里，没有人能左右他的意志。
但在遇到董仲舒之前，刘彻很烦恼。因为他要豁出老本去跟匈奴死磕，但这种事史无前例，所以反对的人很多，即便是支持刘彻的，也提不出什么靠谱的理论依据。
这时候董仲舒跳出来抛出了“大一统”和“大复仇”的理论，把刘彻的反对者喷了个稀里哗啦，让我们的汉武大帝开心得不得了，这才把儒家捧了起来。
但在当时的吃瓜群众可是统统看得一脸懵逼——儒家不是成天叫嚣着仁义礼智信的老古董吗？咋突然挂起羊头买上狗肉了？
可你当刘彻就不懵？但懵归懵，好处先拿走再说。至于怎么“独尊儒术”，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武帝一朝，最牛批的还是法家。儒家除了一顶高帽子，啥都没得到，连董仲舒都被撵回家面壁反省去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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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整个两汉，儒家除了收获了无数顶高帽，根本无法像后来的宋明时那样获得实际上的权力。
事实上董仲舒献给刘彻的那个“美女”，跟传统儒家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只是一场政治投机而已。这场投机虽不成功，但对从祖师爷起就混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而言，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中揣摩出了一样法宝，那就是权变。
所谓权变，就是风往哪边刮，儒家就往那边跑。至于所谓的原则、坚持、底线，那些玩意能当饭吃？
从此儒家正是从无数次察言观色的权变中不断进化，最终才成了我们熟知的那个模样。
从西汉的元帝、成帝朝起，儒家就发现了一条通往权力巅峰的捷径，那就是打压武将，断绝军功封侯的渠道——以后大家再想当官，那就必须都去念（五）经。
后来我们都说科举起源于隋唐，宋元明清后一统天下。但事实上从西汉中晚期开始，传统如卫霍那样“少年锦带佩吴钩，独骑匹马觅封侯”，即凭军功就能飞黄腾达已经成了历史，绝大多数人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只能去学儒、去考试。
而栽在儒家手中的第一个倒霉蛋，就是那个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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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以后持续数百年的大乱世，虽然打断了儒家循序渐进攫取权力的步伐，让兵强马壮的武夫重新成为了天下的主宰。但天下大势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持续的战乱让人心生厌倦，无不企盼太平生活。于是儒家趁势又提出了慎战、慎杀的理论，连李世民一年只处死了29名罪犯都被他们吹上了天，更何况明目张胆的滥杀无辜？
于是又一个倒霉蛋闪亮登场，那就是侯君集。
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率军灭高昌，结果刚凯旋归来就被下狱论罪，差点被砍了脑袋，为啥？史书中含含糊糊的用春秋笔法说他的罪名是“曾未奏请，辄配没无罪人，又私取宝物。将士知之，亦竞来盗窃”（《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其实懂的都懂——不就是把高昌王城给屠了吗？
像这种远征异域在胜利之后搞把“三光”，在历史上不仅屡见不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得不干。否则既无法起到震慑的目的、巩固战果，也没法解决后勤补给的问题，难道还能眼睁睁的看着功勋卓著的将士在归国途中活活饿死？反正又不在本国的土地上，面对的更不是父老乡亲，还没有文官在耳边呱噪啰嗦，请问他们为啥不这么干？
尤其在汉唐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义务兵役制”，士兵非但没有军饷，连出征所需的军械粮草大多都得自备。否则木兰替父从军之前为啥要忙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且那时候兵农合一，士兵出去打仗就得耽误家里的收成，那他们为啥还普遍闻战则喜？
因为只要仗打赢了，获得战利品除了少部分要上缴皇帝和朝廷外，大部分都归士兵所有。而获取战利品最快捷高效的办法，还用我说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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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为了战利品，有时这也是获取战争胜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像霍去病能率800骑兵突袭数百里“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列传第二十五》），还抓了一大堆匈奴高官。他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其实用脚后跟想也能想到——一曰就食于敌，二曰扫清行军途中的一切活物，这才让匈奴人猝不及防，一败涂地。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李靖雪夜破襄城一役，为啥苏定方只带了200骑兵就闯进了足有十几万人马的突厥大营？后来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李靖的运筹帷幄和苏定方的悍勇无畏，却很少有人想到老苏这厮是不是迷路了？
李靖突袭颉利可汗，要从马邑（今山西朔州）跑到恶阳岭，那可是好几百里路呐。要达到突袭的效果，就不能让颉利提前发现唐军的踪迹，那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大军的前方部署无数个斥候小队，清扫途中一切的突厥游骑和部落，反正是鸡犬不留。而当时苏定方的官职是匡道府折冲都尉，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团长，麾下差不多也就有200骑兵的样子，这样一看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不是就很清楚了——苏定方率部替大军清路，一路清得上了头、跑过了，又赶上大雪大雾，结果就跑进了颉利的大营。于是他将错就错，几乎凭一己之力就把突厥大营冲得稀巴烂。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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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儒家权势越来越大，对武将的压制越来越厉害，还打着各种仁者无敌的旗号进行限制，霍去病、苏定方还怎么搞突袭，李靖、侯君集还怎么用战利品刺激部下？等到晚唐五代的藩镇军阀过把瘾就死以后，文官对武将的控制就越发的肆无忌惮了，简直喘口气都是罪，谁还有心情去横扫四夷、扬威域外？
只不过文官只能管住跟自己同祖同宗的本族武将和皇帝，要是姓孛儿只斤或爱新觉罗的来了就只能当奴才。然后只能仗着手握笔杆子的优势，在史书中不断哀嚎着蒙人屠蜀或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当然霍苏李侯们在别人家里也干过同样的破事。只不过胡人没文化，史书只能由别人替他们写，写成啥样自然也没法说了算。
但不管怎么说，除了某些人形禽兽外，时间越久，屠城这种事就越少，总算是文明的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