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从1936年底被蒋介石软禁，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一直到1990年张学良才恢复了人身自由。这漫长的50多年之间，张学良给周总理写过两封密信，周总理也曾经托人给张学良了一封只有16个字的密信，这些信里都写了什么呢？
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步解密，今天的我们也终于有机会透过这些泛黄的信件去了解曾经的历史。




八天九夜


张学良和周恩来都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无需过多赘述，而张学良也可以说深重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他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甚至被历史学家称为“扭转中国历史，改变世界历史的杀手锏”

而实际上，从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开始，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周恩来应邀前往西安为止，张学良和周恩来总共只相处了8天9夜。
而正是这短短的8天9夜，让两人相见恨晚，彼此欣赏。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秘密访问延安。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而这一次会谈也奠定了两人日后贯穿时光的友情。



多年以后，张学良回忆起这次会面，对周总理的评价相当之高。他是这样说的
“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而周总理也对这次会面非常看好，周总理说“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会谈后，周总理托刘鼎转交张学良的信中有“座谈竟夜，快慰平生”的字句，更是可见周总理对张学良的欣赏。
张学良在会谈后和身边心腹也说道：“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
多年之后，张学良仍旧坚持认为自己最佩服的现代人物是周恩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因为对蒋介石心怀愧疚之前，不顾杨虎城和部下的劝阻，执意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深知周总理必然也是反对，所以他干脆没有和周总理商量。
当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急忙赶往飞机场，希望能够把张学良留在西安。然而事与愿违，当周总理赶到机场之时，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座机早已升空，只留下空荡荡的机场，让人好生叹息。
这一去，也拉开了张学良长达54年之久的软禁生涯。多年之后，每当周总理谈及此事时，总是自责地说自己没有保护好张学良。
但是在张学良失去自由的这50多年里，张学良给周总理写过两封密信，周总理也曾经在60年代托人给在台湾的张学良寄去信件。






张学良的第一封密信


1937年张学良的部下何柱国受顾祝同的邀请，到溪口看望张学良。张学良除了让何柱国带回给东北军下属的公开信之外，还躲开看守刘乙光等人的监视，让何柱国给周总理带去第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写了什么呢？
后世资料里记录了张学良这封密信的大致内容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仁致敬意。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字里行间对周总理和红军都是大为赞赏的。那为什么张学良会在这封密信里花大篇幅去赞扬周总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
张学良跟着蒋介石回了南京，蒋介石把他扣留。蒋介石仍不解恨，于1937年初集结重兵压向西安。要求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必须从西安撤军换防到指定的地点，如有不从就是要大举进攻西安。
而此时的东北军在张学良被软禁之后，失去了主心骨。面对蒋介石的大兵压境，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分化。有的高级将领主张接受蒋的方案，和平解决此事；而部分少壮派军官则激烈地要求先释放张学良，不释放张学良则东北军不会撤军，唯有和中央军决一死战。



当时日寇的铁蹄正在步步急逼，联合抗日才初现曙光，如果西安这边处理不当，则很有可能导致内战重新爆发，对抗日大局是极为不利的。
考虑到这一层，张学良多次传信给部下要以大局为重，要求东北军撤军。身处西安的周总理，也多方斡旋，从抗日大局出发，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先行撤兵，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
然而群情激奋之下，少壮派的声音明显压过了元老派的声音。而此后头脑发昏的少壮派竟然在2月2日发动兵变，枪杀了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还隐隐将矛头指向红军，认为红军“背叛朋友”。
王以哲是东北军的元老，更是张家父子的心腹。他的遇害，东北军上下报仇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几乎不用蒋介石打，东北军就要自己打自己了，西安城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在危急混乱的时刻之中，周总理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去王以哲家中吊唁。到了王家，周总理亲自动手帮着王家人布置灵堂。
红军的大人物，如此的举动，让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将领非常感动。
同时为了避免东北军陷入自相残杀，周总理严厉谴责了少壮派的行为，想尽办法各方走动，劝说为王以哲复仇的军人平息怒气。
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多方劝说，指出眼下最大的危险来自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此刻，国家民族的利益要重于个人、团体乃至阶级的感情，现在更应该识大体，顾大局，相忍为国。
在西安城中多方奔走，周总理自始至终都在努力避免东北军的进一步分裂。
在这个时候，不少东北军下层官兵自愿要求加入红军，当时周总理请示中央之后，婉拒了这些官兵。周总理表示，红军不能在友军困难时候来吸收友军，以扩大自己。
这事的结果就是红军没有要东北军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而这些事情被张学良得知之后，非常感动，这也才有了他在信中对周总理和红军的大加赞扬。 6park.com



张学良的第二封密信

历经14年的艰难抗战，中国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结束之后，饱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和平。抗战胜利之后，我党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派周总理等人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多轮谈判，周总理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了停战协定。

在积极推动实现和平的同时，周总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朋友张学良。周总理公开呼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在1936年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得全国军民能够上下一心，团结抗战。如今抗战胜利了，要是把“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对国家只有好处”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学良通过东北旧部莫德惠给周总理带去第二封密信。莫德惠早年做过奉天省省长，和多方都有联系。1946年4月，蒋介石派莫德惠到贵州去探望张学良。张学良让莫德惠带出两封公开信，一封给蒋，一封给自己的旧部。也趁这个机会，莫德惠带出了张学良给周总理的第二封密信。张学良出于谨慎，这封信上没有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称谓，这封信同样也是隐秘了50多年。信中大意如下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张学良的这封信寥寥数十字，如果放回到当时当日的历史时空之下，更能见到写信人的复杂情感。第一层情感是喜悦。抗战十四年，终将日寇赶走，张学良曾经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都被日本毁掉了。在张学良心中，对日寇是有刻骨仇恨。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根本出发点也就是为了抗日。此时，终于迎来胜利日，当然是其最快意之事了。
第二层情感是希望。张学良虽然失去自由多年，但也深知中国人民多年饱受战争之苦，他也衷心希望不要再有战争，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为此他对周总理积极奔走促进和平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他认为“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他希望周总理和我党能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带来和平。第三层则是悲伤。张学良信中所提及的“友人惨死”则是指包括因飞机失事在内而遇难的王若飞、叶挺等人，也包括了“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的爱国志士。凡此种种，又让他对和平的前景充满悲伤和痛苦。而更让张学良“心吊”的则是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整军备张，全国各地尤其东北危机重重。喜悦、希望和悲伤交织在一起，张学良的内心忐忑，而这些情绪也不能轻易对旁人提起，也只有在给故人的信件中才能透露一二吧。后来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而张学良、杨虎城也终究没有被释放，杨虎城一家更是被蒋介石下令，残忍杀害了。


周总理的16字密信



时光荏苒，随着蒋介石反动集团败退台湾，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大陆带到了台湾，继续过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幽禁生涯。这么多年来，周总理也时刻关注着张学良的情况。他深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仇恨很深，杨虎城一家的遇害就是明证。为了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总理多次嘱咐工作人员在宣传的时候掌握分寸，不要对张学良进行太直接的赞扬，避免刺激蒋介石的敏感神经。
虽然没有明面上的赞扬，但是并不代表周总理不关心张学良。周总理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当他听说张学良眼睛有失明风险时，还想方设法让人查明情况，看看能不能帮忙做点什么。这件事情也让张学良感叹“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1961年，周总理托人给张学良带了一封信，这封信只有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这只有16个字的信，却是费尽周折才抵达张学良的手里。这封信为了张学良的安全，也是有意没有写收信人名讳和落款。而这封信是怎么到张学良的手上呢？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由张学良亲信，做过宋子文秘书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转交；另一种说法则是由原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夫人转交。而在后一种说法之中，郭夫人在台湾盘桓多日，都没找到机会将信送出。直到后来郭夫人利用张学良夫妇去教堂做礼拜之际，才把周总理的密信混在一个糖果盒中（也有说法是口红之中）交给赵一荻，最终才到了张学良手上。
周总理在信中殷殷期望的“后会可期”最终也没有实现，周总理去世之前仍然挂念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他对当时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而这个老朋友也正包含了张学良。1976年1月一代伟人周总理逝世，张学良远在台湾听到这个消息。连着数日都难以从悲痛之中走出来，张学良对赵一荻说：“中国失去了一个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生难忘的故友”后来邓颖超去世时，张学良又从美国委托自己侄女前往北京，为邓大姐灵前献上一个花圈。虽然周总理和张学良全部聚首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过短短的8天9夜，但是人生苦短，能在这漫漫人生之路上遇到一个知己，一个良师益友，一个不论何时何地都能时时牵挂自己的朋友，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啊。时间的车轮滚滚而过，很多人和事物都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这份珍贵的友情却能一直流传于后世，激荡着后人的心灵。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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