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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灵甫杀妻看国共差距
送交者: Michaelliu888[♂☆★★铁面钟馗★★☆♂] 于 2020-09-30 11:10 已读 2419 次 2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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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陕西青年张钟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年后因无力负担学费不得不辍学回到陕西老家。

 

张家虽说不是高门大户,但也绝非寒门陋舍。连他这样的人都负担不了大学学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时候的文盲率高达90%了。

 

张钟麟从小就进私塾跟着先生识文习字,后来考入西安著名的长安中学。在此期间,由父母包办娶了原配邢凤英。

 

张钟麟酷爱书法,在古城西安上学的时候,没事就到处寻找碑帖临摹,练得一手好字,引起了陕西老乡于右任的注意。于右任对这个高大英俊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颇为赏识。

 

从北大辍学回家后,张钟麟无所事事,只好每天练习书法排遣胸中烦闷。于右任很早就加入同盟会,不仅是书法名家,还是国民党元老。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张钟麟考入黄埔军校,成了黄埔四期学员。

 

时势造英雄,黄埔一期将星云集,四期虽然不如一期那么星光四射,但四期出了个猛人名叫林彪,后来把黄埔所有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以致老常捶胸顿足,后悔当初对他关心不够。

 

除了林彪,四期学员名单里,还有一个最近比较火的名字——谢晋元。

 

黄埔四期毕业后,张钟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1师,跟着部队参加北伐。北伐结束后,张钟麟调入第1师,升任营长。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1师师长徐庭瑶负伤被送往上海调治,第1旅旅长胡宗南代理师长。

 

张钟麟打起仗来勇武过人,经常身先士卒,带领突击队搞突然袭击。军阀部队军事素养参差不齐,常常被突击队打得猝不及防。

 

胡宗南记住了敢打敢冲的张钟麟,将其擢升为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1932年5月,1师进入皖、赣两省围剿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1933年,1师尾随红军入川。

 

在此期间,张钟麟经人介绍,与四川妹子吴海兰在广元拜堂成亲。婚后吴海兰寓居西安,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张清芳。

 

1935年冬天,一直在川陕与红军作战的张钟麟回到西安,带着妻子和女儿回乡下老家过年。就在这里,张钟麟当着1岁女儿的面,开枪射杀了自己的第二个妻子吴海兰。



吴海兰被杀时,只有18岁。

 

张钟麟杀妻的原因众说纷纭。一开始公认的说法是他怀疑妻子不忠,后来他在山东战死后国府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又说吴海兰是“共谍”,偷了他的文件被发现所以被杀,张钟麟的第四个妻子王玉龄也一直坚持后一个说法。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张钟麟是亲手把自己亲生女儿的母亲给杀了。











一个军官杀死自己的小老婆,这在民国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张家人没有声张,草草料理了后事,张钟麟也继续拜亲访友。

 

但消息传到吴海兰的娘家,娘家人不干了。

 

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搁谁谁愿意呢?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一纸诉状递到法院,状告妹夫张钟麟无故杀人。

 

法院和军方接到状纸都没当回事。吴正有一看没反应,只好又写了控告信寄给西安的妇女协会。吴父铜匠出身,虽说家里有点银子,但吴家无权无势,要找一个国军上校团长讨公道,无异于痴人说梦。

 

本来这个事情可能就这么石沉大海了,但吴家运气不错,遇上了小六子的夫人于凤至。

 

当时小六子正驻守西安任西北“剿”总司令。东北军“剿匪”不力,小六子只好天天琢磨怎么逼老常抗日。

 

夫人于凤至恰好此时来到了西安,去妇女协会挂了个名誉职务,妇女协会顺手将吴正有的控告信转给了她。

 

于凤至听说“团长杀妻”十分震惊,转头将此事说给了宋美龄。宋美龄受过西方“女权”思想熏陶,哪里受得了这个,马上跑去找常凯申告状。

 

张钟麟这时还只是个团长,尚未引起老常的注意。而且这时国府正在提倡“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老常听闻自己的门生居然在这个时候无故杀妻,立刻电令胡宗南,将张钟麟火速押至南京军事法庭严办。

 

媒体随即曝光此事,一时间舆论大哗,举国上下都记住了“杀妻狂魔张钟麟”这个名字。

 

胡宗南怜才,他没有马上派人押解张钟麟到南京受审,而是让其自解南京。

 

知道此去吉凶难料,张钟麟特意回老家与原配过了几夜,寻思着为老张家留个火种。

 

张钟麟明白胡宗南是在帮他,所以严格按照嘱咐一路步行,不敢坐车,像乞丐一样到处乞讨,连拖带蹭,走了三个月才到南京。此时舆论的压力已经减缓,老常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投案后,张钟麟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接着法庭审理此案,判了死刑,择期处决。

 

张钟麟千里投案、负荆请罪的诚恳态度让老常着实感动,加上胡宗南等黄埔门生暗中求情,于是法庭顺水推舟,趁着张钟麟上诉时改判10年有期徒刑,保住了张钟麟的命。

 

张钟麟入狱后,原配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在狱中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张居礼。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



大战在即,国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保留原来军衔调服军役。74师师长王耀武点将张钟麟,服刑仅一年的张钟麟随即被秘密释放。为了不招引民怨,张钟麟将“名”和“字”对换了一下,改叫“张灵甫”。



张灵甫



张灵甫出狱后没多久,又在西安迎娶了第三个妻子高艳玉。

 

就在张灵甫辞别娇妻奔赴淞沪战场之后,几百里外的延安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开枪的军官名叫黄克功,1911年出生,比张灵甫小8岁。此人与张灵甫一样勇冠三军、高大帅气,一样是中高级军官。



不同之处在于,黄克功是共军。

 

黄克功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锤炼,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下大功。到达延安的时候,黄克功已经是红军师团级干部了。

 

1937年1月,“红大”迁至延安改称“抗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

 

抗大的学生一开始主要是红军中高级干部,开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就曾于1937年2月进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并兼任第1队队长,而当时第15队的队长就是黄克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很多充满抗日救国热情的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其中有个叫刘茜的女孩进入黄克功的第15队学习。

 

刘茜本名董秋月,1921年生于山西定襄。其祖父董崇仁曾担任晋南镇守使,一度掌握半个山西的军政大权,还与袁世凯拜过把子。

 

董家的封建意识极为浓厚,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让儿子读书,却把董秋月关在家里做女红。后来有个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表姨妈刘映荷看见董秋月没书念,不顾董秋月父母反对,拉着她去上了小学。

 

日本侵略东北后,她在太原友仁中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为自己取名“刘茜”。



“刘”是为了感念表姨妈刘映荷,“茜”草是一种红色染料,表达的是革命追求。1937年8月到延安后,她就以此为自己的正式姓名。

 

外来的青年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他们看成传奇英雄。当年轻貌美的刘茜遇上帅气英武的黄克功,两人恋爱了。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刘茜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但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三期第6队队长,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

 

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以为刘茜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去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



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

 

刘茜当时只有16岁,放到现在最多也就初中刚毕业,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她渴望的爱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恋。

 

而黄克功比他大10岁,此时有成家立室的现实需求。当时有一条“军规”,干部结婚必须要够“二五八团”,即25岁、8年党龄、团职干部,这三条黄克功也都满足。



枪林弹雨中成长的黄克功,现实中接触过的女性要么是土地女神般的生母,要么如贺子珍康克清之类又是革命先行者又是战斗员的大姐。刘茜这样的纯真少女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内,根本无法理解女孩子的内心情愫。

 

况且,他根本没时间像和平年代的小青年那样慢慢谈慢慢耗。战时军人随时准备上前线,生死难卜。黄克功与张灵甫一样,也想抓紧时间为老黄家留个火种。 



10月5日晚,黄克功把刘茜约到了延河边散步谈心。谈着谈着黄克功又开始逼婚,刘茜气愤之下骂他“你们共产党人就是一帮土匪”。



黄克功怒不可遏,开枪打死了刘茜。











一个战斗功臣红军团长,枪杀了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花季女学生。

 

延安轰动了!!!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是“共产党的桃色凶案”,迅速发表。

 

那时,国军在正面战场一败再败,党内速败论甚嚣尘上,国际上对中国抗战不抱信心。国府冷眼旁观,也想看看共产党人会如何处置他们犯了罪的军官。

 

来延安的学生们愤怒了:“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来送命的!”一些女学生收拾行李离开了延安:“我们不想和刘茜一个下场!”

 

延安的老百姓沉默了:“镰刀不能砍自己的把儿,他们长征干部会判自己人死刑?”

 

红军老兵们不以为然:“十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大不了让他上战场戴罪立功。”

 

这个前前后后上下左右都很为难的难题,结结实实摆在了党中央的面前。

 

十年革命生涯,黄克功的身上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他不但是教员钟爱的猛将,还是贺子珍的江西老表,长征时又为病重的贺子珍抬担架。在同生共死中建立的感情,远远不止革命友谊那么简单。

 

不杀黄克功不足以平民愤。杀?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这些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无论是体力还是心力都远超常人,每一个都是宝贝,在教员心里都有沉甸甸的分量。

 

就在大家商讨怎么处置的时候,115师发来电令,林彪点名要调黄克功上前线。教员把调令递给总书记洛甫同志,洛甫说除了黄克功,其他人都可以派出。

 

党中央与抗大和陕北公学领导商议后,将此案交给边区高等法院,由雷经天主持依法公开审理。

 

看守所里的黄克功给教员写了信,“恳求主席使用特赦之权,派我上阵杀敌,谢罪于民。”为了打动教员,还举了常凯申特赦张钟麟的事情为例。

 

根据国府法律,战时最高领导依法拥有大赦特赦权。苏维埃时期的《红军刑法草案》对“故杀同志”的行为也有特别规定:“曾受苏维埃奖章或在革命战争中负伤或社会成分为工农贫,而犯本刑法者,得酌量其犯罪情况而减轻之。”



王凯饰演的黄克功



黄克功是战功累累的军人,有申请特赦的权利。于情于法,党中央也有理由行使“特赦权”,而且当时支持“特赦”黄克功的老红军不在少数。

 

但教员始终没有行使所谓的“特赦权”。



经法院审理,判处黄克功死刑。押赴刑场时,有人飞马送来教员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雷经天同志: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黄克功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像电影镜头一样,面向群众,喊了三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



一共只有这三句,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黄克功的生命在他26岁这年划上了句号,而张灵甫又多活了10年,并且又娶了第四个老婆。

 

至1947年兵败孟良崮时,张灵甫已升任74军中将军长,成为常凯申的心腹爱将,曾经奉命卫戍南京。可以说,张灵甫杀妻又被特赦的最后这10年,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1948年王耀武被俘投共后,国府恨不得把74军所有功劳都记到张灵甫头上。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居然把这个抗战中只获得四等云麾勋章的张灵甫,描绘成战功卓著的“抗战名将”。

 

张震将军晚年提起黄克功曾说:“他要是不留在延安,去前线就不会死了。”

 

将军说得没错,假如黄克功没有死,去到前线必然还能再立战功,活到建国后起码也是一个少将。要知道,当时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黄克功称呼其“小胡”。

 

但也有人说,常凯申留下张灵甫去打日本,打来打去转进到台岛;教员如果也留下黄克功打日本,能不能站上天安门还是个问题。

 

常凯申眼里的“国民”,只是极少数权贵与富人。所谓的“国民”政府,只是他和他的兄弟们以权谋私巧取豪夺的招牌。而“果党”,不过是一个“合法”的“黑帮”,老常就是黑帮大哥,小弟只要效忠大哥,不管小弟如何为非作歹,大哥都会无原则地罩着他。

 

至于“民心”嘛,老常终其一生都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个神马东西。

 

反观土党,虽然外表土得掉渣,但其精神内核的先进程度,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远远超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政党。

 

在电影《黄克功案件》里,编导借教员之口说了这样一番话:“这可不是审判一个黄克功,是全民,全国,在审判我们延安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要带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教员在自己整个的革命生涯中,自始至终都只奉行一个原则: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是教员为所有共产党人立下的永久宗旨。

 

在刑场上念的那封公开信里,教员确立了“党纪高于国法”的原则。党纪对人的要求比国法要更高,正因为黄克功是党员,既犯国法又违反党纪,所以他不可能被赦免。

 

在抗战价值上,也许“十个刘茜也比不上一个黄克功”,但教员看到的是“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的纪律与荣誉。”

 









宣判黄克功死刑,震撼了现场所有人。当场就有老百姓站出来说愿意给刘茜抵命,换黄克功的命上战场杀鬼子。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走到哪,老百姓推着独轮车跟到哪。国军被围后喝西北风,解放军战士有白面馍馍吃。

 

教员看到后说:“最初预计的要五年时间才能打倒常凯申政府,而现在看来,三年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

 

在红军指战员严重缺乏的1937年,枪毙黄克功,可以想象教员内心有多纠结。

 

据警卫员说,教员在窑洞听到了枪声,他把一双脚伸进布鞋里,像穿拖鞋一样走了出来,来来回回转了几圈。低着头,泪水掉在地下。他嘱咐身边的人,给黄买一副好点的棺材,安顿好后事。

 

如果宽恕了黄克功的罪行,就等于亲手葬送革命的未来。这一点,贺子珍也懂,但她终究不是教员,黄克功死后,她离开教员去了苏联,不久两人离了婚。

 

贺子珍的一个弟弟贺敏仁,在长征路上拿了藏族喇嘛庙的糌粑,被上级枪毙了,教员没有袒护;这次她的老表黄克功又被枪毙了,教员还是不能袒护。在伟人身边,总是要面对情与法的激烈冲撞,她受不了!

 

为革命,教员牺牲了六位至亲。就连一些战友,都曾埋怨他“冷酷无情”。可他这样洞穿千古的人,注定是被误解的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得了他。

 

至于常凯申和他的黑社会果党,原本就不够资格与教员的土党一较高下,双方的段位和档次,差得实在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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