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部起义后的风波 6park.com
原作：李金明　　转载自光明网 6park.com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高树勋率部起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经过8年血战，终于以日本宣布投降而结束。昔日民族战争中的盟友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过8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已经发展到130余万人，另有民兵260多万人。创建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皖中、皖东、鄂豫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内，一般都建立了村、乡、县人民政府，很多根据地都建立了司法、税收、供销社（银行）等机构。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大独裁者的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下令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准备内战。为了争取和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于8月28日赴重庆谈判。在此期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第十九军进攻我上党地区遭到惨败。蒋介石看到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到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即以14个军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其中第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6万余人为第一梯队，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马法五的率领下，沿平汉线从新乡北进，企图打通铁路线与石门敌军汇合。这一路是主要的，对我解放区危害最大。
　　正因为如此，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于10月17日从延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在你们的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当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之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的担子，交给了晋冀鲁豫军区。刘、邓接到电报后，一边督促各个部队迅速从上党地区奔赴邯郸一带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同时，为了便于指挥，报经中央军委同意，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主力，依次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各个部队一边改编，一边行军，从太行山千山万壑的小路上直奔战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邯郸以北，经过10余日血战，双方损失都很大。关键时刻，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经地下党员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面谈，终于使高树勋下定决心，率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万多人火线起义，使战役立即发生逆转。最终，我军全歼敌军近4万人，生擒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战役的全胜。这个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大的战役。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的起义，当时不但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但高树勋和起义部队最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为他们起名“民主建国军”
　　按照刘伯承和高树勋的商谈结果，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乔明礼等率领新八军、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战场，离开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补充。马头镇距离武安县伯延镇一带约几十华里，一路上，沿途群众与学生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起义的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官兵无不欢欣鼓舞。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下一步就面临着改编问题。
　　在争取高树勋起义的过程中，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先后发过两封电报汇报具体情况。中央军委也发了3封电报做了详细指示。对于改编的问题，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
　　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经过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研究，认为毛泽东起的名字很好，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与其他人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起义宣言。其电文如下：
　　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求也。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揭数事，以告国人。
　　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是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
　　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急。
　　上述三事，为本军今后行动方针，誓当努力以赴，百折不渝，并确信，大势所趋，和平民主必可实现。树勋等望治情殷，爱国心切。古有言， “民为贵，君为轻”，但求有利于人民国家，生死胥置之度外，成败利钝，更何所计欤！违命之愆，所不屑辩，全国父老，自有定评，区区此心，敢请共鉴。如果幸而教之，则幸甚矣！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率全军将士叩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　朱德　　
　　高树勋接到贺电，十分感动，于1945年11月4日又给毛泽东、朱德回了电报。
　　成立民主建国军后，发来贺电的还有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太行军区秦基伟、李雪峰、黄镇；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申伯纯、邢肇棠、聂真、晁哲甫；冀南军区杜义德、李菁玉、刘志坚、马国瑞；冀鲁豫军区杨勇、王秉璋、赵健民、张霖之、张玺；太岳军区王新亭、裴孟飞等。外区的如渤海区参议会，广九路解放区各界，晋绥军区吕正操、李井泉、续范亭、周士第，晋绥边区各界，山东军区津浦前线全体指战员，晋察冀各界，鄂豫皖解放区群众大会等。 　　
　　为建立好这支队伍，刘伯承、邓小平和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
　　清晨，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各地群众源源不断的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数不清的慰问品，被人们争先恐后地送到主席台前。一位挑着两筐大公鸡的老汉，兴高采烈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拥护高总司令的，跟八路军合作的都是好队伍。” 　　
　　主席台前，两幅巨型标语特别引人注目，一幅上写着：“高总司令和民主建国军的义举是中国的光荣，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另一幅上写着：“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建国军联合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团结、和平建国而奋斗！!”
　　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大会宣布开始，首先，举行升旗仪式。民主建国军鲜艳的旗帜，伴着雄壮的乐曲徐徐升起，起义的将士，很多人眼含热泪，庆祝自己的新生。
　　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 　　
　　命令宣读完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
　　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之中……
　　回到驻地，高树勋还沉浸在欢乐之中，见到李达，他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
　　李达高兴地说：“你的要求很好，我回去向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汇报。” 　　
　　几天后，高树勋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自己要求入党的问题。几位领导一方面表示欢迎，同时表示，尽快向党中央请示。
　　1945年11月11日，晋冀鲁豫中央局给党中央发电报，请示高树勋入党的问题：
　　高树勋三次要求入党，如何办理？请示。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复电：
　　戍真电悉，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此复。
　　同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主建国军成立后，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开展了民主运动，组织了赴延安参观团，成立了建国学校和干训团，培养了大批骨干。部队逐步向新型人民军队转变。
“高树勋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然而，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毛泽东在延安细心听取了关于邯郸起义的汇报后，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邯郸起义的重要意义，并在亲自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学习高树勋运动”。他明确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人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为使瓦解敌军的任务落实到实处，毛泽东还提出“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方针，各大区、二级军区，甚至师、旅都加强了对瓦解敌军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充实了人力和财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从此，“高树勋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这个有着浓厚政治、军事意义的运动，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瓦解敌军工作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建立的民主建国军广大官兵，满怀信心，迎接着自己的新生。1946年1月间，高树勋给蒋介石写信，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蒋管区贪污腐败情景，要求国民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成立正式联合政府，解决当前国是，而不能国民党一党独裁。 　　
　　3月间，高树勋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3月21日，高树勋赴邯郸参加大会，以他曾是国民党一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
　　4月间，国民党当局决定于两个月完成花园口黄河堵口合拢工程，企图水淹解放区。5月3日，高树勋致函当时全国水利委员会薛笃弼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赵守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劝他们不要以修治黄河为名，进行内战准备。
　　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的影响逐日扩大。
　　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所部于海城起义，高树勋于6月8日电贺:“去年邯郸起义，旨在救国拯民，欣闻贵师义举，益感同道多助。今后愿密切联系，俾其奋斗。”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走高树勋道路”起义，由成都飞往延安。他的起义，再次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震荡。
　　9月18日，高树勋电贺原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孔从周、刘威诚部起义军。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愿参加内战，纷纷起义投诚，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形势一片大好。9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官兵起来罢战怠战》的社论，号召国民党军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起来罢战怠战。这时，已临近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的日子——10月30日，民主建国军全军上下都在准备庆祝，高树勋连日收阅各方贺电祝词，全军掀起了起义一周年教育与回顾活动。
　　1946年10月2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电报，祝贺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朱德还专门写了文章——《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民主建国军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但在民主建国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把事情推向了极端。 　　
　　事情的突然逆转，与环境和敌情也有很大关系。
　　到1947年6月，内战已经打了一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蒋介石对我军的重点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了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下，晋冀鲁豫军区开始了紧张的准备，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邓首长亲自率领，千里跃进大别山。野战军由第一、二、三、六等4个纵队组成，几乎集中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的主力部队。
　　在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进后，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了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副司令员徐向前全面负责晋冀鲁豫军区的军事工作。留下的徐向前、薄一波等领导明白，在军区主力开走后，要与兵力占优势的阎锡山部长期作战，是很艰难的，要下力气做好各种准备。
　　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下出现的。
　　早在1946年底，就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当时因为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把他拘捕。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 人员，其中涉及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刚开始时涉及的人不多，范围不大，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随着逼、供、信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人在严刑下开始胡说，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层次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凑巧的是，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人来策反，就是高树勋原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接着，军区个别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后来，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我军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一个负责同志下了结论说： “郝鹏举（徐州警备司令，先起义、又叛变）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1947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各部、处正在按照政治学习计划，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总司令高树勋的住宅方向忽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政工人员带领了一个团，去抓高树勋。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中央军委要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把大别山作为突击方向的指示，他已经听到了上级的传达，便把主要精神已经传达到民主建国军各部队。广大官兵也摩拳擦掌，积极备战，准备在刘、邓首长指挥下，南下参战一显身手。此时，高树勋正在反复考虑部队南下中的一些问题，突然就听得外面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由远而近。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喊话，停止了射击。抓人的部队直奔高树勋的住宅而来。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了。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枪声距离得如此近，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下，蹲在炕边下，他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高继芳刚蹲下，一群八路军战士端着枪跑进了院子，命令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 　　
　　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让一个战士叫人。战士来到前院屋里问：“谁叫高继芳？”高继芳站起来说：“我是。”他说：“高树勋叫你去。”高继芳就随着这个士兵，重新回到会客室。
　　这时会客室门口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里面，高树勋和夫人各坐在一把椅子上。高继芳看看父母，一声没响，找了把椅子也坐下。就这样， 3个人默默无语的从早上7点多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战士要信纸、信封，说要写信。不一会儿，一个干部送来了纸和笔。高树勋一会儿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是写给上级领导人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写有“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的字样。这样，他一会儿一封，也不知到底写了多少封，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地下。信一会儿被战士送走了。
　　约到晚上6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来了，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还没有吃饭，于是她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了学校。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继续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总算把高树勋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保了下来。
　　这期间，尤其荒唐的是，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军队，策动高树勋部起义的共产党员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了起来，五花大绑被送到神泉训练班，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王定南坚决不承认，审问人员说他不老实，将他吊打、背铐56天。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被放出来。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遍了各解放区，大家称之为“六一四”事件，国民党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什么“这就是叛变的下场”。
　　“六一四”事件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时国民党重点进攻解放区，侵占延安等地，表面上一时得手。在华中起义的郝鹏举部重新叛变，重新投靠国民党，旋被新四军消灭。报纸虽发表过《旧军队必须脱胎换骨》的社论，向民主建国军敲起了警钟，但民主建国军政治工作负责人的极“左”关门主义，逼、供、信得出的假口供，以及部队中出现的某些偶然现象，一旦与“叛乱”联系起来，互相“印证”，就无法在短时间弄明白事实真相，使改造旧军队的工作陷入迷魂阵。 　　
　　另外，此时正值晋冀鲁豫主力部队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假情报说，高树勋部正是打算利用晋冀鲁豫根据地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如果从当时的形势看，对一些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把近千名排以上干部关押审讯，并搞逼、供、信，显然是错误的。 　　
　　在神泉训练班里，审问人员让大家学习他们编写的《抢救失足者手册》，强迫大家承认参加了高树勋组织的叛变，采取吊打、诱供等恶劣手段，搞了很多假口供，冤枉了很多人。
　　过了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重新派了一些人对民主建国军“叛变”的事进行了调查，结果不了了之。半年多后，高树勋终于解脱，开始参加工作。
　　邯郸起义的第二号人物、民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乔明礼（原河北民军总指挥）幸免，原因是他的第二军在河北民军时期就与八路军联系密切，起义后部队改造得也较好，因此在“六一四”事件中没有涉及。这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遥远的回声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埋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终年74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也被提到了日程上。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纪念大会，以这种方式给予平反。1983年10月30日，纪念会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受中央委托，专门前往参加会议。河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也派出负责人参加。
　　会议开始后，河北省省长张曙光首先做了讲话。他首先回顾了38年前的邯郸起义，肯定了高树勋率部在内战前线邯郸首举义旗，为人民立下了辉煌的业绩。随后，他说：邯郸起义后，高树勋所率部队改建为民主建国军，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战功卓越；新中国建立后，又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当中，除了在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以外，都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成为我党的真诚朋友，有些人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高树勋将军起义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他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战斗到了最后一息。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对中华民族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当时曾经参加处理民主建国军问题的薄一波，也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全文如下：
　　致邯郸起义三十八周年纪念会的信：
　　对召开这次具重要意义的纪念会，我不能前来参加，深表歉意。
　　在国民党反动派试图派兵北上，侵吞抗战果实，向我华北解放区进行挑战的时刻，高树勋将军于1945年10月30日率所部新八军起义，口号是要民主、要和平，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给国民党部队指出了一条出路，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倡议下，开展了学习高树勋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由高树勋将军率领组建的民主建国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建国后，他们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作出了贡献。
　　在纪念邯郸起义三十八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高呼：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民主建国军英雄们，永垂不朽！
　　让我们高呼：发扬邯郸起义的革命精神，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在此，我向高树勋将军及已故的范龙章、乔明礼、陈明韶、田树青等将领致以深切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薄一波　
　　1983年10月30日　
　　1983年11月1日，《河北日报》就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平反的纪念会，做了详细报道。
　　1989年11月20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切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的同志，他首先听取了汇报，当中不断插话，询问一些问题。撰写组的很多同志当年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过，与邓小平十分熟识。大家谈起过去，无拘无束，十分兴奋。当撰写组的同志谈到邯郸战役时，邓小平对当年的战役进行了回忆。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时间，但邓小平的记忆仍然十分清晰。
　　他回忆说：上党战役之后，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着3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本。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第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来。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3000 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员，我见过他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一代伟人邓小平，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给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做了最后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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