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过度丑化的武三思和武承嗣

　　武元庆和武元爽是女皇的异母兄，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儿子。关于他们与武媚娘的事情，史官的毛笔充当着炮仗，不断炮制出离奇古怪的事情，炮轰他们人格之低下。

　　史书中的武承嗣就是厚颜无耻之辈，全靠裙带关系上位，毫无功绩；还说武三思“略知文史”（《旧唐书》），说得就像勉勉强强脱下文盲帽子的农民。后者的口头禅堪称拍案叫绝，“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资治通鉴》）。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这似乎是兄弟二人共同的写照，浑然忘记生父如何死去，却把仇人当神明来崇拜。

　　话说祖父武士彟去世后，武元庆兄弟无礼对待杨氏母女，可后来姑姑当上皇后，不计前嫌，让兄弟升官。可叹他们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出言不逊，以至于武元庆被贬到龙州（今广西崇左），武元爽被赶到振州（今海南岛），都是鸟不拉屎之地，双双都在当地蹬腿。

　　庆幸，《武承嗣墓志铭》为后世所发掘，铭文作者就是武三思。看那遣词造句，骈散结合，颇有文才精华之处，人家也是很有文化修养。中有谈到武元爽，生前最高职务是睦州（今杭州淳安）刺史，何来振州一说？更多的历史真相，有待墓志铭的出土。

　　话说姑父李治去世后，姑妈成为摄政太后，二人跟着沾光，当时武三思担任右卫将军，武承嗣晋升为礼部尚书。兄弟俩有点飘飘乎所以然，奏请追封武氏先人为王，立武氏七庙。太后也有点飘飘乎所以然，忘记《周礼》之言，“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接受他们的意见。宰相裴炎对此有异议，他们最终只立五庙，做祠堂于老家并州文水。

　　当时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人，身在地方，势力偏大，兄弟二人像跳梁小丑一样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劝说太后诛杀他们。当时的武则天还没有屠戮宗室的决心，与列为宰相商议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进入垂拱2年，武承嗣入阁拜相，可李唐宗室将领李孝逸却成为他们案板下的鱼肉。据说武承嗣诬告人家曾自解“逸”字，说： “走绕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旧唐书》），也就是说李孝逸想当皇帝，要予以诛杀。可太后认为以李孝逸有功于朝廷，免死除名，流放儋州。

　　为了帮助姑妈称帝，他们的鬼点子很多。垂拱四年（688年），武承嗣派人伪造瑞石，上凿“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然后令雍州人唐同泰献给太后。与此同时，和尚薛怀义很得姑妈的宠爱。兄弟俩为讨好他，一副奴颜媚骨的模样，令人作呕。每逢薛怀义想要乘马，他们“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旧唐书》），不辞劳苦，鞍前马后。

　　

　　他们的黑心更多。在酷吏横行的时候，他们与周兴之流沆瀣一气，共同制造冤假错案。天授元年（690年）七月，武承嗣唆使酷吏周兴迫害唐高宗的两位庶子，即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诬告他们参与谋反。在押解途中，派人缢杀李素节，迫使李上金自杀，还还牵连到一大帮人。与此同时，武承嗣等人还劝说武则天杀掉韦方质等文武朝臣，据说他们声望甚高，但不曲事武氏。

　　只要是坏人，就极力挖掘桃色绯闻风流债，这是唐朝以后史官的优良传统。据说武三思的男性魅力，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承包韦皇后和上官婉儿，让表弟李显戴个超大号的绿帽。有其父必有其女，他的女儿完美继承乃父之志，日后和又奸又诈的李林甫通奸。

　　武承嗣稍逊风骚，倒也是棒打鸳鸯的能手。庐陵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九女，她的儿子乔知之颇有文才，以文词知名，在武则天时期担任左司郎中。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声称，此人家有侍婢曰碧玉，貌美如花，擅长歌舞。乔知之痴情与她，为此没有婚娶。天有不测风云，魏王武承嗣得知后，横刀夺爱。他心有怨惜，作《绿珠篇》以寄情，暗中传给侍婢。窃娘感叹有情人不成眷属，感愤自杀。武承嗣大怒，因讽酷吏诛杀乔知之。

　　故事感人，催人泪下，不过是琼瑶的煽情小说，骗取他人眼泪。乔知之的父亲是乔知望，贞观二年（628年）时是游击将军，当然已到成婚之年。乔知之是家中长子，其下还有弟弟乔侃和乔备等，到天授元年九月（691年）武承嗣封为魏王，保守估计他有五六十岁。说什么他为侍婢而不婚娶，难道说他之前是没有女人要的老处男？这样的故事，能把人笑得满地找牙。无知者无过，封建史官对此略作修改，冠冕堂皇地写入《旧唐书》和《新唐书》。

　　为维护宗法制，维护男权至上和父系至上的权力继承法则，作为另类的武则天当然受到无情的诋毁，连同她的族人。如今，宗法制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应该对那些黑材料抱有怀疑的态度吗？


梁元帝的《采莲说》中，“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

　　这碧玉原本是一位小妾，是南朝刘宋的汝南王的小老婆，当时有乐府说：“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




　　小时候感觉这些诗歌很美，长大以后对此呕吐不止，都是人家的小老婆，还说什么不敢攀富贵，不图人家的富贵，还干嘛做人家的小老婆。

　　仔细搜索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小老婆往往都有好名声，必须符合一个条件，早死！！

　　比如富比石崇的小妾绿珠，跳楼而死，李世民的小老婆徐惠，病死，清朝顺治皇帝的董鄂妃，病死，有那个文学家炮制出来的窃娘，都被后世的男人吹捧上天。这中国的男人真叫抱着充气娃娃——搞自我变态，对历史上的那些小老婆抱有太多的幻想。如果那些人一旦回到现代社会，只怕当那些崇拜者是粪土，人家也是非富贵不攀呀。




　　被文人墨客吹捧不已，




　　第三节 武承嗣想当太子 

　　…………………………………………………………

　　自古以来，能长期混迹于朝堂之上者，皆有两把刷子。武承嗣正是如此，从光宅元年（684年）到天授元年（690年）九月，他从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累迁至宰相，还兼修国史，官运亨通，春风得意。说人家仅凭裙带关系而上位，那是后世某些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姑妈当皇帝以后，国家改姓武氏，作为武氏子弟的他自然萌生争储的野心。他开始动用关系，培养人脉，极力讨好皇帝姑妈极其近臣，谋求他们的同意，还取得一定的成果。

　　在他的指使下，天授二年（692年）九月，凤阁舍人张嘉福唆使洛阳人王庆之炮制出一个请愿团，有数百人之多，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看到热闹的请愿活动，她不禁心烦意乱，凌乱地像原野上的层层落叶。称帝初期的她有意搁置太子问题，立谁为皇储，她对此举棋不定，左右徘徊。如果选立儿子，待自己百年之后，大周政权难以维持；如果选择侄儿，大周政权可以维持，可侄儿终究不如儿子亲，儿子也势必沦为阶下囚。

　　请愿活动很热闹，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进言，认为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女皇又问地官尚书格辅元，对方也说不可有此议。

　　女皇干脆召见洛阳人王庆之，问：“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庆之声称，神灵不受别族的祭品，百姓不祭别族的鬼神，现在是谁拥有天下，却要以李氏为继承人吗？这番言论无异于把母子对立起来，割断彼此的血脉亲情，女皇令人把王庆之撵出去。可对方竟然耍起泼皮，趴在地上，以死哭请，就是不愿离去。像玩耍猴戏一样，女皇送给他一纸凭证，上头盖有印章，说：“以后想见我，拿它让守门人看。”

　　

　　从此，王庆之就像甩不掉的鼻涕，动不动入宫，粘着女皇，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渐渐地，武则天就不高兴，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赐王庆之杖刑。奉命办事的李昭德把那个腌臜泼才领出光政门外，对官员们说：“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王庆之被摔在地上，摔得他耳朵眼睛都流血，然后遭受杖刑。看到他被活活打死，党羽才彻底散去。

　　完事的李昭德乘机向女皇进言，说：“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资治通鉴》卷204）。武则天当然同意他的看法。

　　李昭德意在提醒女皇：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你是李家媳妇；李家子孙才有义务祭祀你，可武家人没有这个义务；如果传位给侄儿，你和你的丈夫打算当孤魂野鬼吗？

　　这就是古中华的宗法，根深蒂固，谁能轻易绕过？唐朝的官员大都务实奋进，并非后世的意气用事，——宁肯内耗致死，也决不让女人当政。他们忠于女皇不假，苦心戮力地为武周政权添砖加瓦，可一旦涉及到皇储问题，像李昭德这样的臣子是不会支持武氏子弟。这不是对女皇的背叛，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忠诚，是为她的身后事着想。

　　李昭德是京兆长安人。他的父亲李乾祐在贞观、高宗朝为官，最高做到司刑太常伯（即刑部尚书），相貌魁伟、刚直有才，曾为权臣褚遂良所不容。李昭德很有乃父遗风，少年举明经，累迁至冬官侍郎。如今朝廷上下，围绕立太子一事，开始暗流汹涌，恐有银山拍天浪。到如意元年（693年），李昭德私下里对女皇说：“魏王武承嗣权力太重。”女皇说：“他是我的侄儿，所以惟以心腹。”李昭德说：“侄儿对于姑姑，怎么能比得上儿子对于父亲亲近？儿子还有杀死父亲的，何况侄儿呢！现在武承嗣既是陛下的侄儿，是亲王，又任宰相，权势与君主等同，臣恐怕陛下不能久安于天子之位！”

　　武则天顿时如梦初醒，一脸震惊地说：“朕没有想到这点。”老太太都已经六十多岁，难免一时考虑不周，这一年八月，她着手抑制文水武氏一并罢去相职，武承嗣降职为特进，武攸宁降职为冬官尚书等。取而代之，他安排其他人进入权力中枢，秋官侍郎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等。遭受抑制的武承嗣当然心怀不满，乘机在皇帝面前诋毁李昭德。可女皇说：“我任用李昭德，才睡得安稳，他可以为我代劳，你不要说了。”

　　就这样，武承嗣的太子梦就像太阳底下的肥皂泡，破碎了。


第一节 调整中枢班子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这历来就是帝王的写照。帝王本身固然有错，可身为臣子不识居安思危，不懂谨言慎行，难道就没有过错吗？武周革命成功以后，武则天确实清除一拨功臣，他们既无能力，又无品质，一旦得势就恶性昭彰，忍无可忍。

　　宗秦客是女皇的堂外甥，为适应改朝换代，不但制造出12个新汉字，还为姨妈取新名“武瞾”，属于“老革命”之一。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正式称帝，他因功升任内史（中书令），炙手可热。可此人毫无出息，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姨妈就就摘除他的乌纱帽。有人告发他贪赃枉法，还包括弟弟宗楚客、宗晋卿，看来是全家贪污，那就全家倒霉。女皇不留情面，把他下贬为尊化县尉，两个弟弟被流放岭外。

　　内史邢文伟显然误解武则天的意思，以为她惩办宗秦客乃迫不得已。他为宗秦客掩脏，期望得到女皇的青睐。他一心想拍马屁，不料拍到马腿上，一脚踢到天上。武则天认为此人心术不正，把他贬为珍州刺史。邢文伟到达地方后，听说奉敕使者要来，心中有鬼的他以为大限已到，竟然自杀身亡。

　　傅游艺也是搭“武周革命”的顺风船，一夜成名。天授元年九月，时任侍御史的他为武太后登基造势，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事后得到越级擢升，直至黄门侍郎，可谓一步登天。此人也是没出息，一朝得势，得意忘形，滥言造次。天授二年九月，他告诉同僚，自己做个神奇的梦，梦中的他登上湛露殿，那是皇帝所专享之殿堂。有人告发此事，他以谋反罪身陷囹圄，自取其亡。这能怪女皇过河拆桥吗？想当初荆王李元景声称自己梦中手捧日月，自认有皇帝命，唐高宗因此诛杀叔父。亲人之间尚且如此，更可况针对外人呢。

　　把腌臜泼才赶出朝堂以后，女皇安排一批德才兼备的臣子入阁拜相。天授二年九月，堪称武则天名片的狄仁杰擢升为地官侍郎，裴行本为冬官侍郎。似乎试探狄仁杰的人品，女皇故意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可有人暗中诋毁，想知晓此人吗？”狄仁杰的心就像阳光大道，坦坦荡荡，说：“陛下以君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女皇见他如此磊落，由衷地叹美。那个人是张光辅，当年越王李贞造反时，作为主帅的张光辅竟然杀良冒功，随军同行的狄仁杰予以痛斥，事后前者向女皇打小报告。

　　

　　任用李昭德同样说明武则天知人善任。李昭德是京兆长安人，父亲李乾祐曾在太宗、高宗朝为官，做到即刑部尚书，相貌魁伟、刚直有才，曾为权臣褚遂良所不容。李昭德很有乃父遗风，入仕以后，累迁至冬官侍郎。同样是在天授二年九月，朝中发生立储风波。武承嗣指使洛阳人王庆之大搞请愿活动，力图争取皇储宝座。李昭德发挥作用，劝女皇抑制武氏诸王的势力。女皇接受劝谏，罢免武承嗣的左相，武攸宁的纳言，让他们离开中枢，另有安排。武承嗣因此衔恨，数次在皇帝面前诋毁他。可武则天道：“朕任用李昭德，才睡得安稳，他可以为朕代劳，你不要再说。”

　　但是，李昭德性格暴烈，脾气火爆，得罪不少同僚，有时表现得专断跋扈。有人写一篇《硕论》，详述他专权的事实，上达天听以后，李昭德被贬为南宾（今广西钦州）县尉。延载元年（694年），他又回到朝廷，武则天让他担任监察御史，以监督百官，这算是量才适用。

　　娄师德是文武双修、德才兼备之人。他长期效力于帝国西边，抵抗吐蕃。永淳元年（682年），吐蕃来袭，他创下八战八捷的辉煌，唐高宗认为他是文武全才，予以擢升。天授元年，身为封疆大吏的他依旧身穿皮袴，亲自率士卒开垦荒田，储积粮食数百万，军粮无忧，武则天写信褒奖他。长寿元年（692年），娄师德被召回京城，开始入阁拜相。临行前还不忘教育弟弟，说：“我晋升宰相，汝也担任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弟跪着说：“即使有人唾我面，我擦拭而已，决不使兄长担忧。”可他说：“这正是我所担忧。别人唾你面，表示气你，你一旦擦拭，表示内心不满，加剧对方的愤怒，应该不拭自干，笑而受之。”居安思危，谨言慎行，世间几人能如此？

　　晋升宰辅以后，他依旧胜任地方军职，不但掌管河源、积石、怀远等军，还担任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武则天曾再三亲切地告慰他：“这事还得让你去做，请你莫辞辛苦啊！”他还是狄仁杰的恩人，屡次推荐狄仁杰任宰相。狄仁杰拜相后，对此丝毫不知，不但多次排挤他，甚至将他外放。武则天问狄仁杰：“娄师德贤明吗？”狄仁杰道：“他担任将领谨慎守职，是否贤明，我就不知道。”武则天又问：“娄师德知人吗？”狄仁杰道：“臣曾与他同僚，没听说他知人。”武则天道：“你晋升宰相，就是娄师德举荐，他确实知人。”然后拿出娄师德举荐的奏章，狄仁杰顿时大惭，声称自己不如他。

　　这些能臣被武则天当做擎天柱，帝国也因他们的努力，从而延续着高宗以来的强国之路。


治理庞大的帝国，只靠德才兼备的宰相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官员。唐初选官重在门荫，功臣、外戚、宗室的后裔一出生就有当官的资格，还多为高官。唐朝还是贵族社会，社会资源多为贵族大佬所掌握，在如此“拼爹”更“拼祖宗”的环境下，广大的庶族寒门只能备受排挤。

　　科举制的出现为庶族人士提供入仕的机会，有“常科”和“制科”之分，前者属于常规性考试，后者需皇帝下诏方可实行，属于临时设置。入唐以来，录取人数始终有限。有数据统计，唐高祖在位9年，入仕者仅有32人，每年平均3人；唐太宗在位23年，入仕者凡224人，每年不过23人；唐高宗在位34年，科举入仕者约630人，每年不过20人。

　　除录取人数少，其它方面的规章制度也不完备。在平定越王李贞叛乱以后，武则天对科举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首先实现“常科”制度化。每年都要开考，不以任何借口停考，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三五年才搞一次；扩大录取人数，不像过去那样，一次只录取一两名。

　　其次调整考试科目，重点发展进士科。当时的考试科目虽多，但以明经科和进士科为主。前者考察儒家经典，后者考核策论能力，激发人们议政的激情，招揽富有远见的匡世之才。那些声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的人们当然无缘进士科。进士科的考场分长安和洛阳两处，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其三，扩大“制科”。宋代王应麟编撰《玉海》一书，谈到武则天时期的“制举”保守估计有五十九科之多。较为重要者，有“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殉节宁邦科”、“长才度科广”、“超群拔类科”、“不求闻达科”等等。选人程序之多样化，让那些出身寒微的英才得以入仕途，为朝廷增添活力。据史书记载，武则天用“制科”选贤，一天就选出英才130多人，用以充实朝廷和地方。

　　其四创立殿试，这是最为大气磅礴的一笔。初次是载初元年（689年）二月十四日，满怀激情和梦想的考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来到气势恢宏的洛阳宫，进入美轮美奂的洛城殿，首先看到风采俊逸的女皇。朝拜过后，人人入座，檀香点起，开卷挥毫答题，由女皇亲自监考，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直到日斜西山，最后一个考生完卷，正襟危坐的女皇这才离开御座，如此数日方毕。

　　

　　科举制的完善自然吸引广大的人材。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有记录，时人张文成曾说：“乾封以前（666年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搜访贤良诏》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当管部内，即令具举。

　　以后，每岁常至五万”。群英荟萃，门庭若市，真是盛大的局面。

　　史官总喜欢用似有非有的狗血绯闻来丑化武则天，笔力酷似黄河奔流，一泻千里，不知其所止。对她的历史贡献，史官纵使承认，不过一笔带过，还总要夹杂风凉话，比如“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资治通鉴》）。可她对科举制的贡献，后世帝王个个承袭，宋朝更是佼佼者。因为宋朝善待文人，士大夫阶层颇有闲情逸致，喝花酒、赏歌舞、养小妾，蔚然成风，继而写下一大堆软绵绵的情诗。怎么就不说赵宋帝王是“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呢？

　　仅靠科举制无法打破贵族大佬把持官位的现状，为此武则天采取多种方法搜罗人才，让广大寒族人士得以入仕。她还采取自举制和荐举制，不论出身地位，不分地域远近。

　　如果某人真是千里马，有济世安邦之才，那就毛遂自荐。垂拱元年（685年）5月，当时的武则天就已经下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员和百姓皆可向朝廷自荐。进入垂拱2年（686年）3月，太后命令铸造四个铜匦安置于宫门外，其中一个名叫“延恩”，想做官的人们往里投入诗赋文章。自荐实现制度化，身怀绝技者只要有利于朝廷，都授以官职。

　　武则天还效仿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多次下发求贤诏，督促各大文武官员搜访奇人异士，尽为朝廷所用，不应荒废于草泽。在《求访贤良诏》中要求“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 在《搜访贤良诏》中“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当管部内，即令具举”等。为防止某些官员偷懒耍滑，敷衍了事，她在诏书中有意提醒“三人同行，必有吾师。卿等访求，务应用心，万不可随意言无”。

　　女皇搭台，各路英才轮番唱戏，就像百花盛开，争奇斗艳，尽显自我风采。这就是武则天时代的精神风貌，多少寒门人士为之动容，青春为之焕发，热血为之沸腾。如果大诗人李白早出生30年，不应只是醉酒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当代狂人李傲历来出语惊人，艳压四方，声称“我要是中国人的话,我只当武则天时期的中国人”，大作家也是出身贫寒，历经万千坎坷，能不这么说吗？再加上学者赵文润的一句话，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当武则天的男宠（崇）。（笑）(*^__^*) 嘻嘻……

第二节 不拘一格选人才

　　治理庞大的帝国，只靠德才兼备的宰相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官员。唐初选官重在门荫，功臣、外戚、宗室的后裔一出生就有当官的资格，还多为高官。唐朝还是贵族社会，社会资源多为贵族大佬所掌握，在如此“拼爹”更“拼祖宗”的环境下，广大的庶族寒门只能备受排挤。

　　科举制的出现为庶族人士提供入仕的机会，有“常科”和“制科”之分，前者属于常规性考试，后者需皇帝下诏方可实行，属于临时设置。入唐以来，录取人数始终有限。有数据统计，唐高祖在位9年，入仕者仅有32人，每年平均3人；唐太宗在位23年，入仕者凡224人，每年不过23人；唐高宗在位34年，科举入仕者约630人，每年不过20人。

　　除录取人数少，其它方面的规章制度也不完备。在平定越王李贞叛乱以后，武则天对科举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首先实现“常科”制度化。每年都要开考，不以任何借口停考，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三五年才搞一次；扩大录取人数，不像过去那样，一次只录取一两名。

　　其次调整考试科目，重点发展进士科。当时的考试科目虽多，但以明经科和进士科为主。前者考察儒家经典，后者考核策论能力，激发人们议政的激情，招揽富有远见的匡世之才。那些声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的人们当然无缘进士科。进士科的考场分长安和洛阳两处，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其三，扩大“制科”。宋代王应麟编撰《玉海》一书，谈到武则天时期的“制举”保守估计有五十九科之多。较为重要者，有“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殉节宁邦科”、“长才度科广”、“超群拔类科”、“不求闻达科”等等。选人程序之多样化，让那些出身寒微的英才得以入仕途，为朝廷增添活力。据史书记载，武则天用“制科”选贤，一天就选出英才130多人，用以充实朝廷和地方。

　　其四创立殿试，这是最为大气磅礴的一笔。初次是载初元年（689年）二月十四日，满怀激情和梦想的考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来到气势恢宏的洛阳宫，进入美轮美奂的洛城殿，首先看到风采俊逸的女皇。朝拜过后，人人入座，檀香点起，开卷挥毫答题，由女皇亲自监考，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直到日斜西山，最后一个考生完卷，正襟危坐的女皇这才离开御座，如此数日方毕。

　　

　　科举制的完善自然吸引广大的人材。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有记录，时人张文成曾说：“乾封以前（666年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搜访贤良诏》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当管部内，即令具举。以后，每岁常至五万”。群英荟萃，门庭若市，真是盛大的节日。

　　史官总喜欢用似有非有的狗血绯闻来丑化武则天，笔力酷似黄河奔流，一泻千里，不知其所止。对她的历史贡献，史官纵使承认，不过一笔带过，还总要夹杂风凉话，比如“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资治通鉴》）。可她对科举制的贡献，后世帝王个个承袭，宋朝更是佼佼者。因为宋朝善待文人，士大夫阶层颇有闲情逸致，喝花酒、赏歌舞、养小妾，蔚然成风，继而写下一大堆软绵绵的情诗。怎么就不说赵宋帝王是“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呢？

　　仅靠科举制无法打破贵族大佬把持官位的现状，为此武则天采取多种方法搜罗人才，让广大寒族人士得以入仕。她还采取自举制和荐举制，不论出身地位，不分地域远近。

　　如果某人真是千里马，有济世安邦之才，那就毛遂自荐。垂拱元年（685年）5月，当时的武则天就已经下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员和百姓皆可向朝廷自荐。进入垂拱2年（686年）3月，太后命令铸造四个铜匦安置于宫门外，其中一个名叫“延恩”，想做官的人们往里投入诗赋文章。自荐实现制度化，身怀绝技者只要有利于朝廷，都授以官职。

　　武则天还效仿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多次下发求贤诏，督促各大文武官员搜访奇人异士，尽为朝廷所用，不应荒废于草泽。在《求访贤良诏》中要求“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 在《搜访贤良诏》中“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已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於当管部内，即令具举”等。为防止某些官员偷懒耍滑，敷衍了事，她在诏书中有意提醒“三人同行，必有吾师。卿等访求，务应用心，万不可随意言无”。

　　女皇搭台，各路英才唱戏，就像百花盛开，争奇斗艳，尽显自我风采。这就是武则天时代的精神风貌，多少寒门人士为之动容，青春为之焕发，热血为之沸腾。如果大诗人李白早出生30年，不应只是醉酒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当代狂人李傲历来出语惊人，艳压四方，声称“我要是中国人的话,我只当武则天时期的中国人”。大作家也是出身贫寒，历经万千坎坷，能不这么说吗？再加上学者赵文润的一句话，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当武则天的男宠（崇）。（笑）(*^__^*) 嘻嘻……


第三节 试官制度：从女皇开始

　　雄才女皇，不拘一格选人材，向世人展示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由于选人过多，难免有滥竽充数的现象，如何实现淘尽砂土见真金，女皇自有筹谋。长寿元年（692年）一月，好比萝卜开会——群英荟萃，从各地举荐上来的人材齐聚洛阳，武则天亲自召见他们，无论贤愚，全部擢用，才高者担任凤阁舍人、给事中，剩余者担任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可女皇有言在先，这不过是适用期，合格者才能继任，不合格者将淘汰，不在乎门第高低，只在乎合格与否。历史上的“试官”制度由此开始，影响后世的各个朝代。一时间，在座皆惊，那些踌躇满怀的人们自然摩拳擦掌，为近在眼前的仕途。

　　可某些人对此不满，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要么嫌弃那些人不参加科举考试，要么嫌弃他们的父祖没有做官，净说风凉话，还写下一首打油诗，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讥讽那些被试用的官员多如牛毛，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过是一个模子里打出来。有个举人名叫沈全交非常过分，又加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此人吃豹子胆，不但讥讽那些负责收罗人材的存抚使，说他们被猪油糊住心窍，更讥讽女皇瞎了眼。御史纪先知得闻有人恶意诽谤朝廷，擒拿举人沈全交，请求在朝堂之上予以杖打，杀鸡给猴看，然后再治罪。好比风吹而过，无影无踪，武则天不当一回事，笑着说：“只要众卿称职，何惧人言，应该赦免他的罪。”只要不怀谋反之心，何必在乎流言蜚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就是真实的武则天。看到皇帝如此宽宏大量，纪先知竟然感觉惭愧。

　　

　　打油诗的事件没过多久，又有人跳出来发表异议。补阙薛谦光上疏说：“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资治通鉴》卷205）。洋洋洒洒一大堆话，说选才靠推荐也有弊端，人们因此相互争胜，纵使大吹牛皮也不脸红，还说选拔方式有欠缺，选治国之才，不该只考文章诗赋，选克敌武将，不该只靠弯弓射箭。奏折中提到汉武帝时期的事情，当初刘彻读《子虚赋》时，对司马相如是钦佩不已，可一旦让他出仕，只让他担任小小的陵园令，因为汉武帝最终知道司马相如不能胜任公卿之职。

　　很显然，薛谦光之言并非风凉话，是希望朝廷能选出真正的人材。他最后建议，对文官要“察其行能”，对武官要“观其勇略”。武则天当然接受谏言，从而创建出成熟的考核黜迁制度。通过特有的方式，尽快淘汰不合格者，尽快升迁合格者。以往的考核定死在三年一考，武则天是随地考核，采取逐级考核、推荐，即高级官考核中级官、中级官考核下级官，这样很快就有结果。与此同时，他还加强御史台的监察力度，时常派遣专员对包括试官在内的大小官员予以监查。

　　对普通官僚实行试用，武则天对宰相人选也实行试用，附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号。唐朝宰相名义上只有4位，即中书令、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号，虽说太宗时代就有，可直到武则天时期才广为人知，数位官品较低的臣子以这种方式入阁拜相。 她根本不顾那些的顽固派，通过这种奇怪的头衔，不断起用低级官员，一旦发现他们合格，立即把“同”字去掉，变成正式之职，否则便立即改任他职。大名鼎鼎的狄仁杰就是凭借这等方式才入阁拜相，天授二年（691年）前半年，他担任从五品下的洛州司马，进入九月，升任正四品下的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可以说武则天的用人艺术之高，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哪怕是对现代社会仍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四章 良相狄仁杰 
第一节 深陷囫囵

　　如果说魏征是唐太宗的名帖，毫无疑问，狄仁杰充当着武则天的名片。受到重用之前，两位良相都曾遭受血光之灾，险些丧命，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原洛州司马狄仁杰晋升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洛州司马是从五品下，地官侍郎是正四品下，一下子晋升五级，还兼任同平章事，离入阁拜相只有半步之遥，狄仁杰是乘上好风，扶摇直上，直到天阙。他出身寒门，没有强悍的家世背景，早年考取明经科而入仕，长期在地方扑腾，一朝入天阙，真是喜从天降。

　　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酷吏横行，难免制造一批冤假错案。如意元年（692年），他和益州长史任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等六人，一同被诬告下狱。来俊臣审案，历来以灭族为手段，自然引导他们主动认罪，以免殃及族人。酷吏是蛮横不讲理的走卒，与他们论理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只怕是道理还没讲清楚，就被那番酷刑给生吞活剥。所以当审讯到狄仁杰时，他诚恳地说：“大周朝革命，万事维新，唐室的旧臣，甘愿听从诛杀。反叛是事实。”看他如此卖乖，来俊臣也就对他从宽处置。

　　

　　判官王德寿以为他是贪生怕死之辈，不知是受谁的指使，想拉杨执柔下水。他不怀好意地说：“尚书的事就算过去，能得到免死的判决。我今天也是受人驱使，想凭借尚书来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说：“要我怎么办？”王德寿说："尚书之前在礼部任职，杨执柔曾任礼部员外，你来牵连他是完全可以的。”

　　杨执柔出自名门望族的弘农杨氏，与女皇的母亲杨氏是亲戚。拉皇亲国戚下水，有那么容易吗？一旦不测，背负诬告皇亲之罪，小心要满门抄斩。所以狄仁杰誓死不从，说：“皇天后土，竟然让我狄仁杰干这种事！”说完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流如注，覆盖脸颊，王德寿恐惧而走。狄仁杰业已认罪，只待行刑，因此酷吏对他不再严防。他从看守者那里借得笔砚，扯下头巾书写，述说自己的冤枉和痛苦，再藏在绵衣内，然后通知家人来取。儿子狄光远得到棉衣中的书信，赶紧向女皇喊冤。

　　武则天看过书信后有些不知所以，把来俊臣叫来问话，说：“你说仁杰等人已承认身犯反判罪，为何他的儿子又来诉冤？”心中有鬼的来俊臣决定蒙蔽过关，说：“这样的人哪肯服罪？臣让他坐卧安稳，连他们的头巾衣带也未去掉。”武则天命令通事舍人周琳前去视察。来俊臣事先导演一出好戏，先叫狱卒把巾、带借给狄仁杰，让他在监狱西边行走站立，以便周琳观看。周琳惧怕酷吏，不敢向西看，望着东面唯唯诺诺地答应而已。

　　来俊臣有一肚子坏水，还命令判官伪造狄仁杰等人的谢死表，要求周琳呈给女皇，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庆幸，吉人自有天相，原来中书侍郎乐思诲的儿子，眼下在司农寺为差役，乘机向武则天讲述来俊臣如何苛刻狠毒，希望女皇仔细验看那些假状子。来俊臣等人的造假水平实在太差劲，所有的认罪状，不分大人小孩，都是一个模样。武则天终于觉察到其中有诈，召见狄仁杰等人问话：“你们为何承认反叛？”狄仁杰等回答说：“假如不承认，早死在枷棒下。”武则天又问：“为何要写谢死表？”他们答道：“没有写过。”武则天拿出谢死表给他们看，才知道那是别人伪造，于是释放他们。

　　就这样，狄仁杰凭借机智和胆识，拯救自己，营救同僚。想当初魏征隶属太子李建成派系，遭遇骇人听闻的“玄武门之变”，事后被李世民质问，为何要挑拨他们兄弟关系，若不是机智作答，早就成为刀下鬼。官场如战场，伴君如伴虎，魏征和狄仁杰的遭遇不过是古代官场的常态。

　　如意年间的武则天还没有终结酷吏的决定，对狄仁杰等人的事件做个冷处理，暂时把他们贬为地方官，以便日后留用。

第三节 “白面奸臣”狄仁杰

　　宁肯内耗致死，也决不容忍女人来统治。这套畸形的价值观形成于宋明清时期，至今还被某些人引以“国粹”。按照那套观念来看，狄仁杰应该算是白脸奸臣，因为他用实际行动支持女人当政。

　　文明元年（684年）九月，名将之后徐敬业纠集一帮乌合之众，在扬州举兵造反，号称匡复庐陵王，大摆“李唐忠臣”的姿势。朝中宰相裴炎赞赏他们的“义举”，乘机劝武太后卸下大权，还政李旦。事到最后，不论徐敬业还是裴炎都死得很难看，唐朝以后史官都尽量把他们写成“忠良”。

　　为人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对此竟然一言不发，当时他正担任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由于当地是多民族聚居地，民族问题复杂且敏感，在任内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深受百姓拥戴，当地人为他立碑颂扬。垂拱二年（686年），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巡察陇右诸州县，弹劾大批官员，到达宁州后，见颂扬刺史美德的人不绝于路。郭翰下榻馆驿以后，对州吏说：“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回朝以后，他向朝廷推荐狄仁杰，后者因此擢升冬官侍郎（工部侍郎）。成为京官以后，狄仁杰还是缄默不语，不曾为徐敬业和裴炎之流说过一句好话。

　　垂拱四年，狄仁杰以江南巡抚使的身份巡视江南。当时的江南人很迷信，盲目崇拜各种鬼神，不惜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影响社会发展。狄仁杰到达以后，铲除淫祠1700多所，只保留夏禹等若干人的祠堂。拆除项羽祠堂时，他还大张旗鼓，专门写檄文《檄告西楚霸王文》。项羽天生神力，是有名的军事家，可狄仁杰开篇予以否定，“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说人家只是匹夫一介，“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所会，不知历数有归”；项羽把兵败归咎于天，可狄仁杰说是自身原因，“盖实由於人事，焉有属於天亡”。

　　

　　以务实而闻名的狄仁杰，怎么就跟古人过不去呢？有学者推测，狄仁杰可能身负密令，查访叛贼徐敬业等人的下落，借助檄文指桑骂槐，奉劝他们就此束手，别再闹事。徐敬业等人兵败以后，被部下所杀，可关于他的风波不曾平息，民间说他金蝉脱壳，隐匿草泽。唐朝笔记小说集《纪闻》记载，徐敬业率领部下跑到山里当僧人，法号住括，还曾到南岳衡山修行，最后承认自己的俗家身份，当年起兵杀人无数，经过多年修行已经解脱，说完就圆寂。另一本笔记小说集《本事诗》声称，徐敬业和骆宾王都没有死，朝廷所得的首级有假，是官军为应付交差找两个像他们的人替代。徐敬业跑到衡山出家，骆宾王跑到灵隐寺当僧人，还说诗人宋之问在灵隐寺见过骆宾王，向他请教过文学。

　　不管故事是否属实，可自古朝廷对追查逆贼下落，历来不敢松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有人声称郑和身负密令，随便查访侄儿建文帝的下落。如此看来，狄仁杰身负朝廷密令，暗中查访徐敬业等人的下落是极有可能。江南地区形势稳定，狄仁杰从南方回来以后，武则天再也没为此事操心，还晋升他为文昌右丞，也就是贞观年间的尚书省右仆射，属于宰相中的一员。

　　他的宰相位置还没有坐热，帝国再次出现骚动。当时的武则天决心称帝，借助祥瑞为自己造势，派人伪造瑞石，上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表明自己上承天意，还为自己加尊号曰“圣母神皇”。以此为契机，垂拱四年八月，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先后在博州（今山东聊城）和豫州（今河南汝南）造反。这一对父子属于血统纯正的太宗子孙，起兵反对武后当政，乃维护李唐正统，属于名正言顺。后世史书就是这么写，最早当属五代十国时期的《旧唐书》，随后还有宋朝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

　　等。可惜，狄仁杰大人不与他们为伍，为人刚正，却不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还踏着越王李贞的尸体，以获取今后坦荡的仕途。朝廷派遣官军剿灭越王叛乱，狄仁杰随军前行，将取代越王的位置继任豫州刺史。

　　着眼于宋明清时期的愚忠观念，世人应以维护皇家正统为己任。如此看来，狄仁杰不就是助纣为虐的白面奸臣吗？好好复习大师梁启超所言“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换句话说，借李唐正统之名，恶意诋毁武则天，这等人是宋明清时期的皇家奴才。可唐朝人哪有奴才嘴脸啊？徐敬业等人是“挂羊头卖狗肉”，匡复李显是假，自己要改朝换代才是真；李贞父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以旁枝庶系的身份取代李唐嫡系的宝座。他们都以牺牲天下苍生为目的，身为朝臣的狄仁杰当然看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他怎么可能是白面奸臣呢？

　　———本文观点参考《狄仁杰真相》 作者：于赓哲

　
儒家不是宗教，孔孟夫子根本就不是神，他们所说的话也不是法律。儒教这个说法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某些人（好像有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在宗教方面不如西方，提倡向西方学习，既然广大的读书人都尊重儒家，那就干脆把儒家宗教化。于是出现“儒教”这一说法，但是很多人不接受。我要是不出国，我也可能不知道有“儒教”这个古怪的说法。因为在国内，主流称之为“儒家”。如今又有人提出把儒家宗教化，没有几个人会赞同。

　　知识分子把佛教的宗教色彩淡化，衍生出“佛家”，注重佛学内涵，当成人生教育和处事哲学，这说明中国古人非常有智慧，而不是像早期西方人，拘泥于鬼神崇拜。

　　既然过去是男权社会，一切的价值观肯定要围绕着男权至上。儒家服务于当时社会也可以理解。从宋朝开始，号称儒学正统的“程朱理学”与宗法制度密切结合，看朱熹等人恶毒评价武则天就知晓。可宋朝以前的儒学哪有后世那么偏颇，狄仁杰本身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可他偏激了吗？同时代的张说、陈子昂等人也是念过儒家经典，极端了吗？ 话说难听一点，宋朝以后的伪儒学滋生一群腐儒。


第三节 为民请命 

　　狄仁杰一生三度为相，人逢喜事精神爽。宋代小说集《唐语林》记载，他有个卢氏堂姨，有一回到她家做客，表明自己是宰相，如果表弟想做官，愿助全力。可堂姨回答：“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古代女人多半就是如此，蠢货一介，自我作践。被阿姨羞辱，狄仁杰惭愧而去。到圣历年间（698年—700年），女皇令列位宰相各举荐一位尚书郎，唯独狄仁杰举贤不避亲，举荐儿子狄光嗣。狄家两代侍奉女主，忠心可嘉。

　　可也有人说，狄仁杰忠于李唐王朝，对女皇只是虚与委蛇。第三次拜相期间，积极支持李显为太子，他所举荐的张柬之和桓彦范，日后参与“神龙政变”。《新唐书》因此声称，“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这有死后乱贴标签的嫌疑。

　　狄仁杰到底为谁忠诚？这根本就不重要，就像过眼烟云，终究一场空。有道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狄仁杰能为天下苍生着想，能为民请命，这等精神才是彪炳千秋，光耀万古。

　　越王李贞叛乱时，朝廷发兵镇压，宰相张光辅担任诸军节度，狄仁杰作为豫州刺史的继任者也随军前往。张光辅颇为蛮横无理，部下将士也自恃功劳，乘机向百姓大肆勒索，还杀良冒功。狄仁杰一身正气，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张光辅怒气冲冲地说：“州官要怠慢元帅吗？”狄仁杰针锋相对回答：“祸乱河南者，只是一个李贞而已。如今一个李贞死，却滋生出千万个李贞。”张光辅不解其意，狄仁杰道：“您率三十万大军，只为平定一个乱臣，可纵兵为患，无罪之人因此肝脑涂地，这不是滋生千万个越王吗？况且，那些遭胁迫跟随越王的人，不愿坚守，等到朝廷军队攻来，弃城归顺者不可胜数。您为何纵容那些贪求战功的人，去追杀归顺者？只怕冤声沸腾，已上九霄云天。”

　　

　　最后来一句，“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旧唐书》），慷慨激昂，已有“舍身取义”之心。张光辅被喝住，无言以对，也因此怀恨在心。

　　等到越王彻底兵败，事后一查，有六七百人受到株连，五千余人要没入官籍为奴。司刑使催促狄仁杰行刑，人命关天，狄仁杰认为判决有误，请求延缓行刑，然后秘奏武太后，道：“臣本想直接上奏，但恐有为逆贼说情之嫌；可知而不言，又怕违背陛下怜悯苍生之心。这些人参与谋逆，并非自愿，望陛下怜悯他们。”武太后下旨赦免他们，改为发配丰州（今内蒙西部）。垂拱二年，狄仁杰曾在宁州任职，颇有德政，当地人为他立碑。所以那帮囚犯路过宁州时，当地父老到郊外迎接，说：“是我们的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吧？”于是囚犯们相互搀扶着来到石碑旁哭成一片，斋戒三日，随后才离开宁州。囚犯们到丰州后，也为狄仁杰立碑，以颂恩德。

　　狄仁杰安抚地方有大功，可宰相张光辅回朝以后，乘机弹劾他，诬告人家对上官出言不逊。当时的武则天正为称帝做准备，不想横生枝杈，只能暂时委屈狄仁杰，把他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刺史。

　　可张光辅绝非赢家，根本没笑到最后。永昌元年（689年）七月，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从流放地逃出，准备投奔突厥。路过洛阳，接受洛阳令张嗣明等人资助，到达定州时被官吏捕获，张嗣明也跟着落网。当时流行告密，告发某些造反之人。为求苟延残喘，张嗣明声称张光辅平叛越王时，私下议论天象，谈论王者受命的征验，在朝廷和叛逆者间脚踩两只船。恶人终有恶报，杀良冒功的张光辅随同徐敬真等人一起被处死，并被查抄家产。


第三节 宗室风云再起 永昌元年（689年）四月

　　垂拱四年，越王李贞父子起兵失败，牵连一批李唐宗室，或诛杀或流放，一时间血雨腥风。一波方平，另一波又起，永昌元年（689年）四月，汝南王李炜、鄱阳公李諲以及天官侍郎邓玄挺，暗中密谋造反，不料消息走漏风声，引来杀生身之祸，还牵连到另一批宗室子弟，杀气再次滚滚而来。从君主专制的角度来看，——千年前这可是世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些人都是该杀。

　　鄱阳公李諲是唐高祖李渊之孙，其父是道王李元庆，时任连州（今广东清远）别驾的他密谋兴风作浪。他的岳父大人是天官（吏部）侍郎邓玄挺。根据《邓玄挺墓志铭》记载，此人二十岁就考中进士，曾与弟弟一起在尚书省任职；他的女儿邓氏嫁给鄱阳公李諲为妻，真是富贵连连。他两次担任吏部侍郎，掌管选人重任，但是官当得马马虎虎，很不称职，为时人所鄙视，“自有唐已来，掌选之失，未有如玄挺者”（《旧唐书》）。电视剧《大明宫词》把此人塑造成铮铮铁骨的忠臣，这当然是天大的笑话。

　　汝南王李炜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孙，其父是蒋王李恽，因贪暴而闻名，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有人告发他谋反，李恽惶恐之下自杀。如今他的儿子担任辰州（今湖南怀化）别驾，也牵扯到谋反的问题。

　　鄱阳公李諲和汝南王李炜密谋效仿徐敬业，以匡复庐陵王李显为己任。由于和邓玄挺关系良好，二人前来征求他的意见。李炜似乎是先锋人物，巴不得立马实现，曾对邓玄挺说：“欲作急计如何？”（《旧唐书》）。地方官和京官暗中商量造反，当然属于死罪。邓玄挺为避嫌疑，三缄其口，不做任何回应。一到东窗事发时，邓玄挺当然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以“知反不告之罪”被诛。 

　　两位李唐王爷当然死得很好看。只要李唐王爷安分守己，武太后哪有悉数屠戮宗室的决心？可他们再次密谋造反，让她感到莫大的威胁，为求一劳永逸，酷吏的屠刀当然再次伸向他们。另有10位李唐子弟遭受牵连，家属一律流放边远地区。诛杀威胁皇权的异己分子，名正言顺，换了男性帝王，也是如此。

　　感叹唐中宗李显有莫大的魅力，多次被人选作旗号，以反母亲当政。前有徐敬业，后有汝南王李炜，还有一次是垂拱三年（687年）。有个虢州人名叫杨初成，竟然诈称郎将，声称迎接庐陵王归京。泥鳅下水，能翻起多大的波纹呢，很快就被诛杀。这是“民心所向”，选立正统君王吗？平民拥有政治权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古代平民衣穿不暖、饭吃不饱，哪有权利过问皇家事务？所谓“民心所向”不过是欺世盗名的言论，匡复庐陵王是假，反对女人当政也是假，野心家自己要当皇帝才是真。

　　在武则天子孙的眼中，鄱阳公李諲和汝南王李炜是不是好东西？由于墓志铭还不曾出土，一时难以断定。可吏部侍郎邓玄挺，还真没被他们看成是好东西。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都不为他平反，唐玄宗执政初期也不为他平反。直到天宝十三年（754），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李隆基一时心情好，得以平反，允许嫡孙邓全宝依礼迁葬邓玄挺。唐玄宗不曾恢复其生前的京官身份，赠予汝南郡太守，显然是敷衍了事。










　　以下就是邓玄挺墓志铭




　　唐故文部侍郎赠汝南郡太守邓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玄挺，字固，南阳新野人也。祗台德先，锡土受氏，自禹侯高密，骘建仪同，＄居朝右，荣冠当代，国史家谍详矣。曾祖鸿，梁智武将军。祖％，鹰扬郎中。考素，太常司农丞、兵部司勋郎中，丞移九棘，郎转三署，□绍前烈，垂裕后昆。君则郎中之长子也。干父之蛊，美秀而文，弱冠，进士出身，解褐雠校。力行待取，擢文章之甲科；强学入官，正史籀之鱼鲁。选授陈王府仓曹、太子斋师，转城门郎、京兆府司录，迁祠部、文部员外，户部郎中，中书舍人。伏奏明光，更直建礼，克明版籍，实掌丝纶。而丁夫人忧，执亲之丧，虽愿宁戚，事君之节，敢辞夺礼。无何起服舍人，迁文部侍郎，出为澧寿晋华等守，入为秘书监，又除文部。君四迁岳牧，再秉铨衡，龚黄让能，山卢减价。又君之弟与君更掌纶诰，分居礼闱，时议以为荣矣。君之女嫁为鄱阳公妃，门降天人，姻连戚里，时议以为贵矣。属武后闰政，诛锄宗室，酷吏用事，剥丧良臣。君以非罪灭身，无状覆族，甚可悲也！自中宗即位，幽枉必申，招其有北之魂，宠以汝南之赠。见君之家，可谓世禄；得君之文，可谓不朽。企相如于千载，虽念如生；从大夫于九原，空悲可作。

　　嫡孙大中大夫、行资阳郡长史全宝，能专旧德，不坠弓裘，永慕本枝，愿存封树。以天宝十三载十一月廿九日，卷衣服魂，置□□官，迁葬于咸宁县见子之原，礼也。既而丰不及奢，俭不至陋，称家备礼，不请羽仪。夫人天水赵氏，后夫人太原王氏，并先君早世，已建封茔，遵奉遗训，更不移动，神将是依，不可不识。忝从众婿，敢述铭云：邈哉府君，蔚□其文，英声冠古，俊气干云。

　　其一　翔集朝端，&环戚族，群邪魂正，居高祸□。

　　其二　媒蘖其短，沦胥以铺。玉亦有鉴，□实无辜。

　　其三　先帝龙兴，追思旧德，赠以虎符，奄荒南国。

　　其四　遗文未丧，天命旁求，不坠祖德，□此孙谋。

　　其五　楚祝招魂，周原合纎。葬以衣冠，揭其封树。

　　其六　揄扬盛业，追琢贞珉，陵谷可变，斯焉不□。


第四节 李唐公主们的境遇 

　　武则天任用一大批穷凶极恶的酷吏，把宗室子弟杀得尸体横陈、流血成河，以至于后世腐儒暴跳如雷，或泣涕涟涟，控诉武后把李唐子嗣屠戮殆尽。相比之下，李唐公主们平安无事，继续过着相夫教子的日子，似乎不染家门外的血雨腥风。

　　唐高祖幼女常乐公主是个例外，越王李贞密谋叛乱时，驸马赵瑰表示支持，公主更发表一番气壮山河的演说，勉励诸王共同起事。因此，后世史官册封她为巾帼英豪，以维护李唐正统为己任。可个别公主和武太后关系和谐，如胶似漆，对兄弟惨祸视而不见。后世史官对此义愤填膺，巴不得一口唾沫淹死她们。

　　首推千金公主，乃唐高祖第十八女，此人是“淫媒”，为武媚娘物色面首。薛怀义本姓冯，名小宝，本是洛阳街头的小商贩，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被一家豪宅的侍女看上，成为她的情人。侍女的主人正是千金公主，彼此间的幽会被主人发现。公主起初大怒，可看冯小宝一表人才，心旌荡漾之下占为己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心生一计，决定把冯小宝献给摄政太后。高宗皇帝在世时，体弱多病，还不停地嗑药，夫妻房帷之情早就荡然无存，武媚娘想必守活寡多年。既然皇帝已经过世，太后岂有继续守寡的道理？于是她进宫说：“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旧唐书》）。果然，武则天非常喜欢薛怀义，迟来的情感滋润让她心花怒放，更让她焕发出青春时期的活力。

　　越王李贞兵败以后，宗室遭受屠戮，千金公主似乎格外冷血，竟然熟视无睹，还乘机上书请求当太后的女儿。她们的年龄应该差不多，原本要做姐妹，可是在欲望的驱使下，让她做出谄媚的决定。多了一个干女儿，武媚娘显然很高兴，改邑号为延安大长公主，不但增加食封，还赐姓武氏。不久，她的儿子与武承嗣的女儿结亲，彼此间的关系更上一层楼。从此，她经常出入宫门，不限早晚，成为太后身边的红人。

　　《旧唐书》声称“则天将革命，诛杀宗属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进奉独存”。生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刘煦先生是孤陋寡闻，谁说只有她一人讨好武则天？唐高祖第十二女淮南公主李澄霞，也是如此。

　　根据《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记载，她和武媚娘的友好往来要追溯到唐高宗时期。二圣临朝期间，有一回高宗过生日，她入宫赴宴，觥筹交错间，自有声乐助兴，“公主随即作歌唱云：今宵送故，明旦迎新”，歌声悦耳，很讨天皇天后欢娱。太平公主即将出嫁时，她和驸马封言道身在广东一带，皇帝赐敕书邀请他们，说：“小女出降，故使报加……若以淮路为遥，即莫劳动。”皇帝的邀请怎么可以拒绝呢？公主不辞劳苦，千里奔赴京城。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即将离世，公主的食封达到一千零五十户。须知，在唐朝前期“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旧唐书》），李澄霞是备受宠荣，风光无限，为人艳羡。

　　唐高宗去世后，她的无限风光。“逮明堂之肇建，万国来朝，暨温洛之出图，三光叶曜”，当武则天已有称帝之心，不论是气势恢宏的河图洛书仪式，还是风光无限的明堂落成盛典，公主都前来作陪，一睹嘉祥，自然春光满面，豪情满怀。她的眼前哪可能飘荡着越王李贞等人的血痕呢？驸马封言道跟着沾光，职位因此升迁，离开千里之外的岭南，来到淄州（今山东淄博）担任刺史。由于公主日渐年迈，开始卧床生病，武则天不但赐予良药，还写信慰问。终究是福寿有限，饵药无力，于载初元年一月（690年）病逝于淄州。武则天依礼予以风光大葬，安葬于唐高祖的献陵。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掘，类似淮南公主者恐怕还有。李唐公主有什么理由不能和武则天和睦相处？用冠冕堂皇的宗法指责她们恬不知耻，忘记体内流淌着高祖的血，这叫什么逻辑？在古代，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有权力干涉父兄家的事情？如果血统真的真的很伟大，要先教育男丁们珍惜同胞生命。可自古以来，皇室男丁历来就是骨肉相残，同根想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第七节 范履冰：何人所造的“贤良”？

　　武则天的酷吏并不针对平民百姓，不论朝廷里的惊涛骇浪有多高，都难以牵扯到他们。有那么一段时间，整个朝廷笼罩在高压之中，何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应是朝不保夕的恐怖情形。永昌元年（689年）八月算是一个高峰。在此之前，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从流放地逃出，亡命天涯，打算投奔突厥。可经过定州时，终究被朝廷官吏捕获。当时流行告密，只要能检举某些造反之人，就能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徐敬真就是一条乱咬人的疯狗，把所认识的人都报出来，有秋官尚书太原人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诬告他们与徐敬业窜通谋反。 当他们押往刑场后，武则天改变主意，改判他们为流放，赶紧派人骑快马传话赦免他们。赦免的喊声传到刑场，犯人们人都高兴得跳跃欢呼，只有魏元忠安坐自如，不动声色，直到宣布敕令后，他才慢慢起来，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

　　在平定扬州叛乱时，魏元忠是立下大功。吉人自有天相，四人当中只有他熬到重回洛阳的那天，另三位都死在流放地。郭正一和元万顷属于“北门学士”的成员，曾与天后共同编撰各种各样的书籍。官场险恶，伴君如伴虎，随着武则天一步步逼近皇位，他们的仕途反而告吹。到载初元年四月(690年)，另一位“北门学士”范履冰下狱而死，因为他所举荐的人犯叛逆罪，受到牵连。

　　唐宋史书对范履冰的记载，寥寥无几，根据范氏族谱考证，他竟然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远祖，所以他在族谱中的形象，就像天上一轮圆月，格外丰满。

　　臣心一片磁针石，只指李唐不指武，这就是范履冰。他忠谏敢言，不畏权势，当时武后欲篡李唐之天下，他未卜先知，心忧胜急。由于和魏元同为宰相，政见相亲，交情胜厚。他暗地里对魏元说：“唐室将衰，武后之党日盛，将行篡逆之事也，天下危矣。”魏元曰：“此待时而现之，且今睿宗，看似聪俊，其作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