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也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安定，国力昌盛，被史学家赞誉为“贞观之治”。
而这一盛世局面的出现，是与唐太宗以民为本的思想分不开的。
下面介绍的这个故事，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李世民放390名囚犯“回家过年”，约定次年来问斩，那么，最后回来了多少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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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一个冬夜，唐太宗在夜里批阅奏章时，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奏章。
负责司法的官员称，全国约有390名囚犯将在秋后处以“大辟”之刑，但是其中有不少囚犯日夜哭闹不止。
问他们原因，都声称并非是因为怕死，而是内心有所牵挂。有的声称自己家中有年迈的父母未曾安顿，有的则称自己是一脉单传但是还未留下后代，等等。
奏章上称，官府采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使他们停止哭闹，于是只好请示能不能提前对他们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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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了解了这个情况后，认真思考了这个事情，觉得提前行刑不妥。因为秋决乃是几千年留下来的制度，不宜随意更改。
眼看就要过年了，唐太宗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既然这些犯人有心事，那何不干脆让他们回去将自己的心事处理掉了，并且也让他们和自己的家人过最后一个春节，团圆一下，这样做不正体现了朝廷的仁义吗？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他便对群臣宣布了这件事情。
满朝文武大臣一听，都被他的打算惊得目瞪口呆。当即有大臣表示反对，理由当然是担心这些囚犯一去不回。
但是唐太宗主意已定，他甚至还亲自撰写了圣旨，对囚犯们说：
“你们都是十恶不赦之人，但是朕听说你们中有许多人在家中有未了的事，朕恩准你们回家去，将你们的事情处理清楚，限期一个月后归狱，不得有误。”
罪犯们刚开始还有些发愣，但经过仔细一琢磨，纷纷使劲磕头谢恩，山呼圣上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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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给囚犯们规定返回的时间是在元宵节。到了这一天，其实他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些囚犯中有多少能够按时归来。一下早朝，他便在后宫焦急地等待消息。
到下午时分，负责司法的大理寺卿急急忙忙地前来禀报，因为太高兴，竟然口不择言：
“启禀陛下，那些囚犯全都回来了，这真是亘古未见的奇事啊！”
唐太宗一听，心里松了一口气，并且着实佩服这些囚犯的信誉。当即下令，让这些死囚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到长安街头赏灯。
于是，当晚，长安街头上演了古今罕见的一幕，皇帝的龙辇在前面缓缓地行走，后面则是被羁押的几百名犯人在赏灯。两边的百姓忘情地山呼皇上仁慈。
赏灯结束后，唐太宗认为这些囚犯为全国作出了诚信的表率，因此赦免了他们的死刑，都改为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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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故事出自于《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而这件事更让人感兴趣的，是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无一人逃匿，“皆如期自诣朝堂”。如此诚信，这是为什么？
要知道，那个时代天高皇帝远，交通不便，既无摄像头，又无通讯联络设备，要逃匿是极容易的，也是很难寻找的。
能“大度”地放390名死囚回家，他们又能全部如约回来，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至少，我们可以判断出那时的社会风气是相当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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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体悟的是，当时的社会治理方式和“贞观精神”。
千百年来，人们对“贞观之治”探讨很多，众说纷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那时的治政之道不仅是清廉的，更是简约的。
《道德经》五十八章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治宽厚清明，民众便淳朴忠诚；政治细密苛繁，民众就狡黠怨结。

贞观之时，整个上层建筑大体是扁平化结构，运转效率高，劳民伤财、形式主义的东西少；再加上社会和谐度高，没有更多不平之气导致普遍化伺机抗争的事情。所以，390个囚犯能按期归来，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就像“空城计”只能用一回，唐太宗纵囚也就这么一回，史料上再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