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国达成和议，规定宋向金称臣，才即位不到6年的金熙宗完颜亶册封已经在帝位上坐了15年的“宋康王”赵构为皇帝；两国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须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 6park.com
在某种程度上，绍兴和议的屈辱程度跟靖康之耻是等同的 6park.com
女真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不但统统在谈判桌上得偿所愿，而且收获之大远远超乎了他们贫瘠的想象。设想一下，要是金国在和议达成后开一场表彰大会的话，头号功臣应该授予谁？想必不会是那些号称“满万不可敌”的骄兵悍将，而是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议和派。
毕竟让女真人恨得牙根痒痒却毫无办法的岳飞，不就是被秦桧轻而易举的弄死了吗？
67年后，另一个让女真人深恨之却束手无策的权相韩侂胄的头颅，也被史弥远砍下来用于“函首安边”。
一个不是巧合的巧合，岳飞和韩侂胄都是“北人”，还是相州老乡（今河南安阳）；而砍掉他们脑袋的秦桧，祖籍江宁（今江苏南京），生于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史弥远则是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二者恰好都是“南人”。
事实上南宋高宗一朝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也是一样的南北分明。像主战派中的代表人物朱胜非（蔡州人，今河南上蔡）、吕颐浩（齐州人，今山东济南）、赵鼎（解州人，今山西闻喜）以及对金作战最坚决的武将如岳飞、韩世忠（绥德军人，今陕西绥德）、吴玠和刘琦（都是德顺军人，今甘肃静宁）等，除了李纲（无锡人）和张浚（汉州人，今四川绵竹）外几乎都是正宗的“北人”。
而在主和派这边，除秦桧外，黄潜善是邵武人（今福建邵武），汪伯彦是徽州人（今安徽祁门），范宗尹是邓城人（今湖北襄阳），汤思退是处州人（今浙江龙泉），除了个万俟卨（阳武人，今河南原阳）外，几乎个个都是“南人”。 6park.com
只要查下户口本，南宋官员的政治倾向差不多就能一目了然 6park.com
北人主战，南人主和——在南宋初年只要查下户口本，差不多就能确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倾向。
这种南北针尖对麦芒似的矛盾发展到极端，就是秦桧脑子一热喊出了句“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口号，想把那些成天跟他做对的北方佬统统撵回到早已沦为女真人占领区的老家去。没想到这一炮没炸翻主战派，反倒先把皇帝赵构给炸毛了：
“帝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话说赵家祖宗号称出自天水赵氏，开国皇帝赵匡胤户口本上的籍贯写着涿郡（今河北涿州），生在洛阳，而赵构更是妥妥的在汴京出生并长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秦桧口中该赶紧滚蛋的“北人”。所以他能不急吗？于是气急败坏之下一脚将秦桧踹出朝堂，冷落了长达5年之久。
而这种北人主战，南人主和的热闹场面并非南宋一朝所独有。事实上无论在哪朝哪代一面临战和之争，通常总会按照地域的不同出现泾渭分明的立场。
01
历史上的首次战和之争，出现在汉昭帝年间，不过却并非是南北矛盾，而是东西相争。 6park.com
南方大开发始于魏晋南北朝，直至南宋才在经济文化上超越北方 6park.com
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未得到开发，人口不足国之一二，经济上无足轻重，在朝中更是毫无力量，想争也争不起来。所以争吵的两大派别，就成了关西（即函谷关以西）和山东（即崤山以东）。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时，刘彻下诏欲重启与匈奴之战。这道诏书可以视为其坚持对匈作战43年的总宣言：
“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理由冠冕堂皇，无论谁都挑不出毛病。但掩盖在其后的，不乏刘彻对国内政治生态的算计与谋划。简单来说，就是关西需要这场战争。
自古以来，关西与山东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关西这块故秦之地尚武而少文，与之相对应的山东则文教昌明，好文而鄙武，故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之说。
而从西汉立国以来，关西与山东的矛盾就很激化。尤其是刘邦采纳了娄敬“以天下填关中，以关中慑天下”的战略后，大量迁徙山东豪门富户到关西，更是掏空了山东的人才、财富与发展潜力，使得东西矛盾更加不可调和。这种矛盾发展到极致，就是文景之时大量的山东士人聚集到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人身畔，不断撺掇这些刘氏诸侯王与中央搞对抗，最终掀起了七王之乱。 6park.com
刘彻击匈奴，不光是针对外患，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内忧 6park.com
到了武帝一朝，因为推恩令的实施，诸侯国再也无力对抗中央，看不到前途的山东士人只好涌进长安，试图跻身朝堂。因为搞政治斗争只能用嘴却没法动手，关西的六郡良家子压根就不是这帮嘴炮无敌的山东士人的对手，一时间朝中的重臣名士超过七成都被后者占据。以至于刘彻一开会，麾下文武尽讲山东方言，关西土话压根就找不到出声的机会。
刘彻很敏锐的感到了危机。他深知关西才是大汉朝的根基，也是最靠得住的力量。所以必须“扶西弱东”，才能让江山稳若磐石。
刘彻采取的办法有三。其一就是把函谷关东移了300里（旧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新关位于今河南新安）。从而将黄河以东的太原、河东、上党三郡纳入关西——河东人卫青和霍去病就是这么成为“关西名将”的；其二就是采取倾斜扶持政策，选取优秀的关西子弟入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使其当官之容易、升职之迅速能甩所谓的“贤良文学”几里地；其三就是打仗，而且大打特打，唯有如此打小就修习战备、高上勇力的关西子弟才能迅速的因战功跻身庙堂，与山东士人维持平衡。
刘彻这个裁判明显在吹黑哨，可是贤良文学却毫无办法。想抗议？信不信这个史上最霸道的皇帝直接拿刀说话？
可在刘彻死后，这个矛盾就再也压不住了。关于战和之争的爆发点，就是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的主角，就是刘彻的铁杆脑残粉桑弘羊单枪匹马对阵60多个贤良文学。双方争议的焦点表面上看是该不该废除盐铁官营政策，实质上则是对匈战和之争。 6park.com
盐铁之议的结果就是山东士人被霍光当猴耍了 6park.com
老桑坚持认为他大老板之所以会发布个轮台诏，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是否定了长期以来的主战立场。所以对匈奴还是得打，而立足于此的轮台屯田、盐铁官营等政策必须坚持，只要国力许可，最好明天就出兵打他丫的。
而贤良文学则反对一切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催发的政策。而且这帮向来推崇“越古越好”的儒生甚至认为只要是他们的祖师爷孔子没认可过或是没听说过的地盘，都是无用且多余的，是大汉的累赘。所以像刘彻费劲巴拉打下的西域、河西、汉四郡、南越九郡等庞大的疆土，都应该无条件的偿还给当地的土人蛮族，没准还应该诚恳的向人家道个歉？
别以为我在胡说八道。汉元帝刘奭在位期间因珠崖郡（郡治在今海南海口）发生叛乱，贾谊的曾孙贾捐之就上了那道著名的《弃珠崖议》的奏疏，发出的正是贤良文学一贯而来的论调：
“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第二十》）
结果那个以“柔仁好儒”闻名、曾被他老子刘询斥为“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的刘奭，还真信了贾捐之的邪，随即将珠崖弃之如敝履。 6park.com
山东士人认为西汉开疆拓土150年打下的地盘，都应该“物归原主” 6park.com
但盐铁之议的真正主持者霍光，却并非是像刘奭那样的脑残患者。他之所以搞这次辩论，唯一的目的就是利用贤良文学的利嘴干掉不听话的桑弘羊。在达成目标之后，霍光就暴露出渣男的本色，让贤良文学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盐铁继续官营，对匈作战继续准备，这才有了10年后刘询发动16万骑兵分5路大举攻伐匈奴的大场面。
02
孟子曾经说过“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卷十二·告子章句下》）——这一论断套在西汉头上，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
汉高时百废待兴，文景时内忧外患，武帝时倾力一击，昭宣时文武兼修，终于将国内的诸侯、勋贵、豪强以及国外的匈奴等难题死敌统统解决掉了。那以后的日子该咋过？继承了祖宗基业的元成说了，要以德治天下。 6park.com
儒家坚持认为，只要德治天下就会万国来朝，就会天下太平 6park.com
于是儒家中据说最不缺德也最保守的毂梁派成了香饽饽。在他们的忽悠和怂恿之下，圣天子开始垂拱而治，皇权被关进了未央宫。连“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都得矫诏而战，事后差点被逮捕，最终还惨遭罢官，关西六郡良家子从此再无用武之地，天下成了山东世家狂欢的乐园。短短几十年间，大汉朝的武备废弛，土地兼并成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汉朝连续七、八代皇帝的心血，最终毁于一旦。
那又便宜了谁？要知道王莽这个山东人（魏郡人，今河北大名）在发达之前是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那可是妥妥的贤良文学啊。
而历史上第二次战和之争，则发生在东晋年间。不过这回吵架的不再是东西，而是南北。
谁让废柴的晋朝被由西打到东，最后只能憋屈在江南一隅苟且偷生呢。与此同时，被五胡在老家杀到背井离乡、无奈下只能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民达百万以上，而他们的祖先，差不多就是近300年前大力鼓吹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贤良文学。
（关西汉民大多逃往了张轨所建的前凉，史称“士族北上”。而前凉国都姑臧、即今甘肃武威因此成为当时整个北中国保存最完整、最繁华的大城市，是华夏两大中心之一，时人赞曰“南有建康，北有姑臧”。）
西汉时的贤良文学为啥反战？除了儒家传统以及本身不习武事、论打仗根本不是关西子弟对手外，更重要的理由是匈奴人入侵，受害的大多是关西人，战火通常不会烧到山东去。事不关己，还得出钱出粮出人替关西人打仗，山东人自然不乐意。 6park.com
决定战和立场的从来不是理想、理念之类虚头巴脑的东西，而是利益 6park.com
可这回自家老窝被掏了，山东人背井离乡逃到了江南——国仇家恨加身，自然做梦都想打回老家去。于是乎那帮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贤良文学的后代就变得比谁都主战，谁要是再敢嚷嚷什么以德服人，那就是他们的生死大敌，非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可。
所以我们才看到东晋105年十余次大规模北伐的发动者，统统都是北方人，或者称之为山东士族更加确切。
可见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其实跟理想和学派关系不大，最终决定脑袋怎么想的，还是因为屁股坐在哪儿。
北方遗民想北伐收复失地，这回轮到南方人不乐意了——你们北方人想打回老家，凭啥让我们南方出人出钱出力？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西晋亡才有东晋立，江南才受到重视并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同时本地士族才有机会跻身庙堂、品尝权力的滋味。一旦北伐成功，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必然会重返北方，南方又要被弃之如敝履了。
所以南方土著们除非脑子进水，才会支持北伐。
你说什么国家、民族大义？不好意思，这样的意识要等1500多年后才会出现。在当时讲究的是“家国”——家在前国在后，除了极少数的仁人志士外，连皇帝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国就是他家的。
所以东晋以及其后的南朝发动了近30次北伐，结果无一成功。而且其中大多数的失败，并非兵不奋勇将不善战，倒是栽在了自己人的手里，其拖后腿之花样百出，简直让人大开眼界兼哭笑不得。 6park.com
东晋时期的北伐，基本都是由北方人主导的 6park.com
比如祖逖为拯救晋室江山毅然北伐，谁知最大的阻力竟然来自后来成为东晋开国皇帝的司马睿。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要是祖逖北伐成功挽救了司马邺，司马睿这个琅琊王那还有机会南面称尊？
匡扶晋室固然重要，但哪有自己当皇帝重要？
再比如在东晋、南朝近300年间，刘裕北伐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甚至连长安都打下了，再加把劲就可能江山一统了。结果值此关键时刻，先是替刘裕看家的刘穆之突然就死了，逼得刘裕不得不离开大军返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坐镇。等他前脚一走，军中立刻发生内乱，大将王镇恶被一众江南世家子弟联手杀害，使得北伐军不战自溃。
你觉得这是巧合？还有更巧合的。
南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萧衍调集南北兖、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兵马数十万人讨伐北魏。结果各路将领畏敌如虎，进三步退两步，导致魏军连战连捷，几仗下来斩杀梁军数万人。
梁军主帅、萧衍的弟弟萧宏因此更加恐惧，竟因夜来风雨大作就被吓得魂飞魄散，抛下大军独自逃亡。群龙无首的梁军士卒由是大溃，亡失者竟达5万之众，简直成了战争史上的大笑话。
萧宏确实能力平庸又胆小如鼠，但能做出坐拥数十万大军却被一场风雨吓得连夜远遁这种事，要说没被人忽悠瘸了，起码我是不信的。 6park.com
保卫江南如狼似虎，渡江北伐则如鼠似虫——这里边没鬼才是活见鬼 6park.com
从五胡之乱起，北方各路枭雄中除了苻坚外，几乎都是乐于内斗而对渡江南下兴趣缺缺。在这种情况下，南方以每隔10年左右就要发动一次北伐的频率，连打了近300年却没一次成功，期间不乏祖逖、桓温、刘裕、刘义隆、萧衍、陈顼等雄主良将仍功败垂成，恐怕就不能用一般的理由来解释了。
用某著名运输大队长的话来讲，攘外必先安内啊！
03
只不过因西晋亡国而来的南北之争只是昙花一现，等到隋唐天下一统之后，关西和山东这对老冤家间的矛盾再度占据了主流。 6park.com
长安和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使得东西之争一直是古代开地图炮的主旋律 6park.com
隋文帝杨坚在的时候还好，主要是通过实行三省六部制、撤并地方郡县、整顿吏治、始行科举以及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货币等政治、经济上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山东士族势力。可等到隋炀帝杨广接班以后，就急不可耐的修运河、建东都，又频繁对外用兵，先后将契丹、吐谷浑、林邑、流求等周边异族小邦统统痛打了一遍，还要三征高句丽——表面看他是好大喜功，实则杨广是想通过不间断的营建工程、大规模征战，消耗掉山东士族的人力、武力、财力，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
山东士族自然不甘束手待毙。等到杨广的倒行逆施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他们就悍然出手，先后怂恿、资助杨玄感、李密等士族子弟造反，但很快失败。不过他们并不气馁，仍在遍地撒币，广种薄收——试看在那场隋末乱战中笑到最后的李渊、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等高光人物，又有哪个的背后不站着几个以金主、股东身份出现的士族豪门？
唐朝立国后，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却以虚心纳谏名垂青史。尤其是那个似乎专门为拉升他血压而生的“千古人镜”魏徵，动辄封驳李大帝的诏书，阻止他增税、打仗，还憋死过他的爱鸟，拿口水给天下至尊洗脸更是家常便饭。哪怕李世民啥毛病没犯，魏徵也经常习惯性的把他骂一顿，要问这是为个啥？答案千篇一律，反正是为你好。
而李世民却对这个讨人嫌的老头越看越顺眼，欣然对人言“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隋唐嘉话·卷上》）。这是为啥？难道他是个受虐狂，没人骂就全身难受？
原因很简单。唐朝是依靠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支持才得的天下，天然就不受老冤家山东士族的待见。而李世民不是他表叔杨广，虽然同样恨不能将那些老朽的世家豪族统统砍死，却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毕竟前朝殷鉴在前，他怎么会重蹈覆辙？ 6park.com
李世民之所以能容忍魏徵，是为了安抚山东士族 6park.com
所以从李渊、李世民开始，大唐王朝虽然始终屁股坐在关西这头，但对山东势力的态度却由隋朝的公开决裂改成了暗中斗法。即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私底下却在不停的捅刀子。
而魏徵作为山东士族在朝中的代表，其实是被李世民当成个吉祥物高高在上捧起来的。只要有老魏在，他就可以大言不惭的跟天下人说在自己的眼里没有东西之分，一概公平处之，而且待山东尤厚。不信？朕脸上的唾沫星子就是证据！
正是有魏徵这个挡箭牌在前边竖着，李世民才能放开手脚东征西讨，同时又是重修《氏族志》又是大力兴办科举，反正始终在大挖特挖山东士族的墙角。而且李世民还把魏徵的价值利用到了极限——当山东势大时，他就把老魏捧上天：
“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贞观政要·卷三》）
等到自己腰杆硬了，就立马把魏徵的坟头刨了，答应嫁过去的公主也赖账了。再等到东征高句丽遇小挫、山东士族欲群起而攻之时，李世民又从善如流，不但派人前往祭祀，还给魏徵重修了坟墓。
终唐一朝，绝大多数的李家皇帝都跟他们的老祖宗李世民一样，对待山东士族表面笑嘻嘻，在背后却拿小刀子捅个不停。这就导致这些已经传承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世家豪门的权势始终在不停萎缩却不自知，反而愈加沉醉于表面上的光鲜，日益堕落。等到唐末黄巢兵乱起，从北到南一通乱杀之后，居然将其杀绝种了。 6park.com
表面上是黄巢杀尽了士族，实际上后者已经被李唐皇帝软刀子放血了200多年 6park.com
要知道黄巢杀人虽狠，但与汉末两晋南北朝时的乱世仍不可同日而语。士族门阀能在那个时长近400年的人间地狱里遇挫愈勇，成为世间真正的无冕之王，却在唐末短短的10年里被当做猪羊般屠宰一空，可见其已经堕落成了什么样子。
当然大唐朝也没好到哪儿去。而随着唐亡，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也让出了舞台上的C位，不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04
在我们的印象中，宋朝就是君怂臣熊，畏敌如虎。甭管是哪族邻居打上门了，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投降议和，就是不敢战——这么说两宋的赵家皇帝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拿来概括大多数被当猪养的勋贵武将也不算太离谱，但要是这么来形容北宋的文官，还真可能冤枉了他们。 6park.com
南北宋都走上了献城投降、亡于外族的下场，堪称中国史上的奇葩 6park.com
从宋初开始每逢战事，首先跳出来喊打喊杀的肯定少不了赵普、卢多逊等宰相。澶州之战时宋真宗赵恒被吓得差点尿裤子，还得是宰相寇凖拎着他的衣服领子硬拽上城头才使得军心大振，一举击败辽军。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虽然打了不少败仗，但他驾下的韩琦、范仲淹、庞籍、夏竦、富弼等名臣却哪个都不孬。无论是出使敌国还是亲临前线都毫无惧色，哪怕打了败仗依旧梗着脖子不服，嚷嚷着再打一回肯定能赢……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就是富国强兵，就是为了报契丹、党项的“九世之仇”。而王韶以一介书生的身份投笔从戎，并河湟而立陇右都护府，是自北宋开国以来成效最大的一次开疆拓土。哪怕到了靖康之变时，也有李纲、宗泽力抗金贼，有李若水、何栗、张叔夜以死守节，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进士出身。
所以在北宋不是没有战和之争，但主要发生君臣之间，而非文官内部。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官内部就没有南北之争，反而还打得挺热闹。
北宋传承自五代，所以从本质上是个北方政权，开国时大多数的“从龙之臣”基本也都有个北方户口。又因为北宋的统一之战基本都是以北击南、打败吞并的大多是南方的割据政权，这就使得在宋初的朝堂上，对于来自南方的“降臣”普遍持有一种优越加蔑视的态度。
因此还产生了一个名为“南人不得为相”的官场潜规则。 6park.com
北宋宰相籍贯，蓝底为南方人，以长江为界 6park.com
既然是潜规则，自然无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影响却无处不在。比如赵恒曾打算任命王钦若（江西人）为相，在征求王旦（山东人）的意见时，这位向来以老好人形象示人的太平宰相却罕见的跟皇帝唱起了对台戏，表示坚决反对：
“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一》）
而且王旦可不是光打个嘴炮就算完——他在世之日，王钦若就死活进不去政事堂。直到王旦仙去，王钦若才得偿所愿。
后来赵桓想重用晏殊（还是江西人），又遭到了寇凖（陕西人）的坚决反对。而寇凖反对的理由也只有一句话，即“殊江外人”（《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传第七十》）。所谓“江外人”，就是南方人，不过可能是赵桓受够了这帮北方老官僚的地域歧视，就以盛唐名相张九龄（广东人）为例反驳，终于把寇凖怼了回去。
不过这基本上是徒劳。起码在宋仁宗执政中期前，南方人即便仗着自己考试成绩好，也很难在朝廷中晋升到高位。即便偶尔有能爬到宰辅位置上的，也大多被打成奸佞，比如丁谓、王钦若、章得象等。即便像晏殊、陈执中这样挑不出啥大毛病的，也经常被诟病为性好奢侈或施政温吞啥的，可问题是你北方的官儿就敢说自己不是这个德性、就一定比人家强？
说白了之所以“南人不得为相”，还是因为官位有限。所以北方人才必须报团取暖，以排除异己，减少竞争者。 6park.com
虽然乱打地图炮这种事古今概莫能外，但哪朝哪代也没宋朝打得狠 6park.com
这种矛盾到了王安石变法时，达到了爆发的顶点。
因为随着承平日久，科举在仕途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于是乎文化昌盛且极擅考试的南方人越来越多的进入北宋官场，这就引起了北方官僚集团越来越大的警惕和排斥。正巧此时王安石（又双叒是江西人）在宋神宗赵顼的支持下全面铺开变法，大批受到压制而晋升无门的南方中低级官员抓住机会摇身一变就成了变法派，像吕惠卿（福建人）、章惇（福建人）、曾布（又双叒叕是江西人）等幸运儿的官职都获得了火箭般的蹿升。
这下北方人可不干了。
其实如富弼、司马光等出身北方的官员，对于变法并非持一概反对的态度，相反倒曾认为王安石的部分施政措施有矫时弊、利国民之效。可到头来他们之所以成为保守派的“赤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认为王安石太急于求成，对现有的统治秩序破坏太大，尤其是所用非人，提拔了一批在他们眼中品德败坏的“小人”。
而北方官僚眼中的小人，基本上就可以跟南方人划上等号。比如蔡确——老蔡为人圆滑，没什么明确的政治立场，一度还跟旧党关系不错。但富弼却非得说蔡确是小人，不能重用。问题是早就退休的老富跟蔡确并没有啥交集，为啥偏偏看他不顺眼？大概只因为后者是个福建人。
说白了什么政见差异还是德行操守都是借口，问题的关键还是屁股坐在哪边。
所以关于变法与否的争执，到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南北之争。要分辨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根本无须看他说过什么、做了什么，只要查查户口本就行了。 6park.com
王安石变法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通过查户口就能确认政治倾向的党争 6park.com
北宋的最后50多年里，就在这南北大乱斗中不断的内耗、衰弱，直至被女真人一击毙命。于是有人说是王安石变法毁了北宋，这肯定是胡说八道。毕竟老王搞变法，难道初衷是为了跟北方佬吵架拌嘴？
05
北宋时南北方虽然大开地图炮，但基本不涉及战守，但南宋就不一样了。
南宋跟东晋很像，都是被异族从北方撵到了南方，由一个大一统（或近似于大一统）王朝退化成了割据政权。而面对是否应收复失地和怎样应对北方强敌进攻的议题时，出现的争执也很相似，那就是北人主战，南人主和。 6park.com
看看南宋的宰相的户籍，大概就知道为啥他们北伐总是失败了 6park.com
至于理由，几乎也跟东晋南北朝时一毛一样——侨居南方的北方人想要打回老家去，对此南方土著表示无所谓，但想让他们出钱出粮出子弟，那就一定蹦着高儿的反对。
所以我们才看到南宋的主战派，几乎是清一水的北方人（或籍贯在北方）；至于主和派，则是南方人占了大多数。
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北方人就比南方人的觉悟高，而仍是屁股决定脑袋——如果大宋朝是被异族从南边撵到了北方，那么成天嚷嚷着还我河山的恐怕就会变成寄居客乡的南方人，而整日琢磨着怎么拖南征后腿的，估计大多会是北方人。
到了明朝的时候，南北之争再起。不过这回不像是两宋时士大夫闹内讧，而是南方的士大夫团结起来，跟朱家皇帝死磕。
话说朱元璋及其子孙也是奇葩。历朝历代但凡有点理智的皇帝对待士人的态度，即便不重视重用，起码也会相敬如宾。同样出身低微的刘邦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他的曾孙刘彻就赶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对儒家那套“德治天下”的理念很不感冒，但一点也不耽误他将魏徵、孔颖达、颜师古等士人、大儒高高捧起，但一点实权也不给；两宋的赵家皇帝更是把“内治”的花样玩到了极致，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然后挑拨文官们大搞内斗，从而使皇权稳如泰山。
就连一度对汉家文明嗤之以鼻，宣称“汉人南人皆不得为正官”的蒙古人，最终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老老实实的开科举、任汉官。朱元璋及其子孙身为汉人，自然不会任性到不用汉官而重用胡官的程度，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他们对官员的固有看法。 6park.com
朱元璋对士人固有的成见，导致有明一朝君臣关系都非常紧张 6park.com
在苦出身的朱元璋看来，但凡是个官儿，就不可能是好人——把当官的排成一排，隔一个砍死一个，非但不会有冤枉的，弄不好还有大把的贪官污吏成了漏网之鱼。
于是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间，朱元璋借查办各种大案之名大开杀戒，累计宰掉的各级官员加一块达10万人左右。话说明初时全国的官员加一块也就3万出头，等于被他换了3遍血——最极端的时候，因为被定罪的实在太多、官员不够用了，老朱只好勉为其难的让部分官员以戴罪之身继续留任，这就出现了堂上的官儿戴着镣铐审问堂下同样戴着镣铐的罪犯的堪称是古今中外所独有的奇观。
但官员是杀不光的，于是不光杀人还要诛心的朱元璋又制定了史上最刻薄的官俸制度，使得品秩大体相同的明朝官员，其合法收入仅相当于两宋同行的几十到百分之一。而且哪怕报酬已经微薄到如此程度，大多数时候也只实发六成，其中还包括部分连擦屁股都嫌硬的纸钞。所以在大明朝当官有多惨？哪怕只是为了养活妻儿老小以及过上个稍微体面点的日子，就不得不去贪污或搞灰色收入。否则要想靠那点死工资过活，结果只能是饿死或上街要饭，不信？可以采访一下大明第一清官海瑞同学。
所以大明朝的官儿们天生就看姓朱的不顺眼，成天嚷嚷着要“复宋”。偏巧朱元璋的子孙还不停的变本加厉，使这种厌恶感也跟着变本加厉——大概在朱祁镇斩杀于谦之后，大明朝就再无愿意为皇帝卖命的臣子了；而等到朱翊钧想把张居正开棺鞭尸以后，连肯替这个王朝卖力的也不剩下几个了。
而被朱家皇帝得罪最狠的，还要数南方人。 6park.com
宋明两朝文官俸禄对比——怪不得明朝的官儿成天嚷嚷着要“复宋” 6park.com
朱元璋虽然起家于南方，但被他视作生死大敌的却并非蒙古人，而是同为南方老乡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反元“战友”。明朝立国以后，老朱还是觉得余恨未消，便对这些“故友”曾经盘踞的老巢征收重税以为报复。比如苏州仅以一府之地，就要承担接近全国十分之一的税赋，而以江浙为主的江南地区的税负水平，更是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到了朱棣靖难成功之后，江南地区的税赋负担更是变本加厉。为啥？因为这位明成祖迁都了啊。
以当时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经济能力，根本无力承担国都功能，简单说就是其产出根本养不活包括皇室、官员以及军队在内的多达百万以上不事生产的“闲人”。为了不让堂堂大明国都闹饥荒，朱棣只能下令利用大运河搞漕运，即拿南方的粮食养活京师。
明朝漕运，在宣德年间达到高潮，年转运粮食达674万石（大约40万吨），至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始规定岁运400万石（大约25万吨）为常额，并为各省分配了征收粮食的定额。其中负担最重的就是江南地区的南直隶和浙江，合计达242.44万石，占总额的60%。
其中最倒霉的又非苏州莫属——仅以一府之地，征粮定额竟达69.7万石，不仅接近漕粮总额的近20%，居然负担比全国出血第二多的浙江布政使司（年定额63万石）还高。这还没完，苏州还要与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共同承担每年21.4万石“白米”之贡——所谓漕米是给老百姓和大头兵吃的，而白米则是专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的禄粮。
而比这些摊派的“正粮”更可怕的，是所谓的“正粮加耗派征”。
啥意思呢？就是漕运产生的各种费用和损耗，包括且不限于运费、运军行粮、修船费，以及沉船、粮食霉变等损失，均需受摊派的农户负担，反正大明朝廷是一文钱也不肯掏的。而且这个加耗派征是提前预收的，收多收少全凭当官的一张嘴——还有点良心的加征正粮定额的两三倍，良心彻底坏透的收个五六倍也不算多。
也就是说大明朝一年漕运粮食才400万石，而仅在苏州一府实际征收的粮食，可能都不止这个数。 6park.com
仅漕运这一项，南方人就恨死朱家皇帝了 6park.com
至于多收的粮食中有多少用于漕运的费用和损耗，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所以为啥两宋时的“苏湖熟，天下足”到了大明朝就变成“湖广熟，天下足”了？因为沉重的赋税导致种田在江南地区成了个亏本的买卖，迫使当地农户不得不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桑棉的作物。至于税粮，当然是花钱到湖广等地买粮交税，这才形成了大规模的改稻为桑的风潮。
06
明初时，朝中高官出江西。但从成化至正德朝开始，江浙人考试越来越厉害，吴侬软语逐渐充斥了京城的官署台阁。
而恰从此时起，朱家皇帝越来越怠政兼离谱，原本作为秘书机构的内阁地位日益重要，首辅的权势更是形同唐宋时的宰相一般。 6park.com
北方皇帝和南方大臣，是明朝南北之争的主角 6park.com
朝廷大权掌握在最不待见皇帝的地区出来的大臣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
皇帝想打仗？不可能的。因为大炮一响就得黄金万两，而大明朝廷又是出了名的穷，所以只能加税。而一加税最先倒霉的是谁？肯定是江南啊，这不是让江南出身的朝中大佬们被乡亲父老戳脊梁骨吗？
那不打仗，再退一步加强一下边防行不？行，只要不在南方摊派加税，干什么都行。否则，门儿都没有。
所以在明初皇权还很强势的时候，明军就能屡屡主动出击，去鞑靼、瓦剌人的地盘上拆家——仅洪武、永乐两朝，明军就出塞18次之多，朱瞻基也曾三次寻边。而鲜为人知的是，让倒霉的朱祁镇沦为俘虏的土木堡之变，已经是他即位后发动的第四次北伐了。
朱祁镇这一被抓，算是将老朱家的脸栽进了泥坑。此后的朱家皇帝也就被斥为荒唐的朱厚照主动出击过一回，结果打出个应州大捷还被士大夫黑成了煤球。剩下的，都只好老老实实的躲在紫禁城里，哪怕京师被蒙古、满洲人围了，也只敢当缩头乌龟。
皇帝安分了，大臣们就更得寸进尺了。比如原本定额每年400万石的漕粮，他们就敢找各种借口缺斤短两，直到崇祯末年降到了100万石，以至于连边军都养不活了。
这就是为啥面对建贼闯逆一触即溃的大明官兵，一旦改旗易帜后就变得生龙活虎，打起昔日战友来就勇不可当——给大明当兵能当到饿死，还指望谁替朱由检卖命？
皇帝穷得快当裤子了，想收点商税，结果被满朝大臣痛骂“与民争利”，生生就一文钱也收不上来。等到闯逆临城、建贼压境，即将亡国时，朱由检想迁都南京，哪怕是先把太子送过去先另立个小中央也行，结果全体阁臣无一赞同，气得他大骂“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三垣笔记·附识卷·崇祯第二》）。 6park.com
大明朝南北之争的一切恶果，都被朱由检这个倒霉蛋承担了 6park.com
想当初朱棣迁都北京时，出身南方的大臣可是豁出老命来反对的。如今大明衰微了，又是他们跳出来阻止朱由检回迁，为啥？当然是怕已经把北方祸祸得稀烂的皇帝再去祸害他们的家乡，要是再把什么建贼闯逆的勾引过去就更糟糕了。
反正是死道友，莫死贫道。
等到朱由检自缢煤山、大明亡了以后，史可法等仁人义士策划北伐，结果拖后腿的又来了——先是说不如坐观建贼与闯逆狗咬狗，后来又扯起来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到底谁是正统、谁当皇帝更名正言顺，紧接着又引发了南渡三案，反正狗扯羊皮的破事一桩接一桩，哪桩看上去都比北伐收复失地更重要。
要不是满洲人来得快，没准南明自己先得打上一场内战。
这还能有个好？
当然还有更奇葩的。200多年后，北京城里的慈禧老太太脑子一热宣布向列强11国宣战，随即东南各省总督就跟英法等新鲜出炉的大清朝的“敌国”签下了《东南保护约款》，宣布自家老佛爷的宣战令是非法的，所以东南各省要保持中立——你们打你们的，可别带上我玩，更别想耽误我做生意。
慈禧的这个宣战令自然是让人一言难尽，但最起码大清朝还算是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吧？东南各督抚的官衔还是朝廷任命的吧？就算是觉得那个老太太疯了，你辞官也好，死谏也罢，哪怕是兵谏，也都说得过去。
而所谓的“东南互保”，在实质上与投敌何异？跟几十年后汪某人的作为，又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