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金圆券案（上）
 1949年，国民党特务机构为破坏即将回归人民的新上海的金融秩序，策划部署了“伪造金圆券”阴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在江南梅雨时节悄然拉开了帷幕……
一
1949年5月23日凌晨两点，丹阳城内一座已显陈旧的庭院中，一幢2层小楼的一个窗口还亮着灯光。这里是上海战役总前委、华东军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临时驻地，陈毅正在接待一位午夜时分刚从上海赶抵丹阳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员。
这位联络员向陈毅汇报了上海目前的最新情况，提供了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条看似简单、平淡的情报竟然当场引起了陈毅的特别注意。这是一条经济方面的情报，简单得只有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伪造金圆券。
用今天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读者的角度来判读这条情报，可能是很难捕捉到其中的重大价值的。伪造金圆券？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使用。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到时候市面上流通的是人民币，这当儿还伪造金圆券干吗？难道准备运到尚未解放的那些地区去使用？
但是，对于正在审阅并准备签发一份重要文件的陈毅来说，对于这条一句话情报的重大价值却是一目了然。这份目前已经载入史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的重要文件，对于整顿新上海的经济秩序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这是一个可能由于岁月有点久远而已被人疏忽了的问题：一座城市的统治权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这个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的更换，在经济上来说，会有一个谁也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货币。这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到你家门口的苏州河对岸了，你手里持有的官方规定的流通钞票还只能是国民政府发的金圆券。而次日，解放军彻底完成了上海战役的军事行动，上海全市获得解放了，共产党接管了国民党的旧上海市府，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宣告成立。这时，新政府要做的一件重要大事就是让老百姓使用共产党自己发行的钞票——人民币。这种新钞票当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发给老百姓，得凭老百姓手里原先持有的国民党旧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军管会布告规定的期限内去规定的地点予以兑换。
这样一说，就可以理解陈毅为什么对于这条只有一句话的经济情报会特别予以关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上海的国民党旧政府即将倒台、共产党的新政府马上就要登台的时候，有人伪造金圆券，这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是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用这些伪造的金圆券向人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去兑换人民币，这无疑是搅乱金融秩序、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因此，即将出任上海首任市长的陈毅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屋里踱了数步，问这位联络员这条情报可靠吗？
联络员回答：“这是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那边得到的最新情报，是侦缉大队在浦东的内线向他们密报的。”
陈毅稍一沉思：“同志，请你就该情报写一个材料好吗？现在就写。”
这位联络员于是就在陈毅的办公室里写下了这份简单但又重要的情报。
陈毅在这份情报上批示：请李士英同志布置对此事进行调查，如若属实，则应迅即予以严厉打击，以确保我金融不受破坏，维护人民的新上海的经济秩序。
次日，经陈毅批示的这份情报就到了李士英手中。
李士英这个名字，是新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丰碑之一。这个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贫农家庭的汉子，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1930年开始就出现在党的隐蔽战线上，从那时起一直到渡江战役的19年中，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成员、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科长、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特派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等。渡江战役前，奉命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不久前来到丹阳后，又被内定为兼任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后来上海解放最初阶段的公安工作，就是由李士英主持的。
当时，李士英正和梁国斌、胡立教、扬帆等负责接管旧上海警察系统、组建新上海公安战线的领导在一起商议接管伪警察局以及接管后如何开展公安工作的问题。几个人正谈得热烈时，机要员送来了陈毅的批件。李士英一看，说看来上海滩可真是一个复杂之地，我们还没打下来，案子就已经发生了。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必须迅速调查。
好吧，那就派人着手干吧。
上海还没解放，公安局还没成立，李士英这个未来的局长派得出人手去搞侦查吗？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早已考虑到并且作了安排。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规定，这些干部中的15000名完全由山东负责提供。因此，从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任上调派过来的李士英带来了一支公安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全都是有过侦查工作实践经历的，后来被誉为“江南名探”、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的端木宏裕就是其中的一位。不过，当时这个“伪造金圆券案”的侦查任务，李士英并未下达给这位未来的名探，而是点了一位名叫徐伯龙的25岁的共产党员的将。这是因为徐伯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氏，参加革命后才去的山东，现在这个案子发生在上海浦东，李士英想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主持该项工作较为合适。
徐伯龙参加革命后先是做地下工作，主要是替地下党侦察敌情。后来地下党中出了叛徒，组织上命令凡是跟叛徒相识的同志立刻四散撤离，他于是就去了胶东半岛，在许世友部队当了一名战士。后来，因为作战勇敢，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军区保卫部干事。济南战役前，奉调去了华东局社会部接受保卫工作训练。受训结束后济南已经解放，徐伯龙被分派到了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手下从事侦查工作。这次跟着上级领导渡过长江准备接管旧上海市警察局，想到自己是浦东人，对上海情况熟悉，此番到了上海定能大大发挥。这可不是，待在丹阳正学习着城市政策还没动身哩，就被上级召去接受了这个使命。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徐伯龙并不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侦查员，他于公安侦查工作不过是进入济南后接触了一些。所以，可以想象，当他听了李士英下达的那份根据“一句话情报”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任务后，心里不禁一个激灵，下意识地开口问道：“还有谁和我一起干？”
李士英笑了，说目前没有谁了，就你徐伯龙一个。不过，到了上海后，可以根据需要给你派几位助手，成立一个专案侦查组。上海前线作战态势令人振奋，估计我军在明天就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最后防线进入市区了，因此，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丹阳前往上海。你从现在起不必参加学习，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开始琢磨这个案子吧。
这样，徐伯龙就正式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使命，开始独自考虑案情。按照通常的侦查思路，应当是去向提供线索的那个方面作进一步了解，掌握更多的情节和细节。但是，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其线索来源是严格保密的。当时，上级领导连该线索来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也没有对徐伯龙透露。这样，徐伯龙就只有靠自己本身的想象力去推测该案的侦查方向。
徐伯龙反复考虑了许久，总觉得一时理不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次日，上海前线传来解放军部队已经攻入上海市区的消息。5月26日，上级就下达了离开丹阳前往上海的出发命令。徐伯龙在离开这个工作和生活了正好整整一个月的小城时，对于该案如何开展侦查已经有了一个思路，但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是否行得通。……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受命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徐伯龙是在5月26日晚上随华东局机关经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进入上海市区的。
根据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而徐伯龙身负侦查使命，在27日就已经开始投入工作了。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作了大量准备。鉴于“伪造金圆券”一案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组织上通过“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在5月27日就从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旧警察中抽调4人作为徐的助手，5人组成了“伪造金圆券案专案侦查组”。
徐伯龙的4名助手，都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其中曹孝先、关志存是中共地下党员，另一名叫杜奔的小伙子是1948年底参加地下共青团组织的，还有一个姓马的22岁青年刑警是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杜奔和小马在解放前夕都被担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保密局大特务毛森作为“中共地下分子”而列入秘密逮捕名单，意欲将他们处决。幸亏地下党组织及时获悉情报后通知两人迅即撤离，方才未遭毒手。解放军进入市区后，杜奔、小马从藏身的郊区返回市区，刚向“中共上海警察委员会”报到，就被派往专案组参加侦查工作了。
5月27日，徐伯龙在上海全市人民迎接解放的喜庆锣鼓爆竹声中，于福州路185号原上海市警察局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跟他的4名助手见面，宣布成立专案侦查组，随即就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徐伯龙向4名侦查员介绍了案子情况，说同志们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况，希望我们5人同心协力尽快将这个案子侦破，完成陈毅市长下达的这一光荣使命。他又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有个特殊要求，就是时间上必须抓紧，领导没有给我们限时，但是有一件东西给我们严格限定了时间。说着，徐伯龙取出了他所说的这件东西。
这是一份旨在整顿货币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而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该布告主要规定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
（二）伪“金圆券”自即日起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伪“金圆券”，任何人不得强迫其收受。
（三）规定人民币1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为本市第一次比价。但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在继续发行，伪“金圆券”还会继续贬值，故在暂准流通期间，市场使用伪“金圆券”，不受第一次比价之限制，人民可随时按其贬值程度更改比价。
（四）自即日起，本市物价，一律遵照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计算，不得因伪“金圆券”贬值而抬高。
（五）凡5月28日以前之一切债权、债务、契约、合同等，均须按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凡不依上述规定改订者，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六）为照顾人民困难，本市中国人民银行自5月30日起，以人民币按牌价收兑伪“金圆券”，收兑之比价、票面种类、期限及兑换手续办法，由人民银行规定公布。
徐伯龙介绍了布告的主要内容后，说这份布告将于明天在上海全市广泛张贴，做到家喻户晓。根据上级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将于5月30日成立，届时将开始收兑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这就是说，事实上形势只给了我们3天时间，如果我们在5月30日之前未能将本案侦破，不法分子伪造的金圆券就将被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行动起来，争分夺秒抓紧进行侦查工作。请大家议议，看我们如何进行侦查。
众人就开始发表各自见解，最后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伪造金圆券的技术要求特点，对拥有相关技术和设备的方面进行调查；二是既然情报说线索是在浦东，那就派人前往浦东进行查摸，重点还是围绕印制钞票的技术和设备进行。
事不宜迟，于是就赶紧分工：徐伯龙和曹孝先去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关志存、杜奔和小马3人分别前往浦东地区的3区3县进行查摸，鉴于治安形势严峻，他们都必须化装前往。徐伯龙一边布置着，一边拿出一本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每人给了一张，上面写上姓名和调查事由，并写上了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的电话号码，说如果发生怀疑你们身份的情况，可以让他们拨打这个电话。另外，各人到了调查地后，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情况随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接听电话的同志会认真做好记录及时转告他这个专案组长的。
徐伯龙、曹孝先前往的中央印制厂，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政权时期的财政部直接管理的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工厂，共产党方面在发起上海战役准备接管上海时，将这家工厂列为首批必须迅即接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华东局移至丹阳时，就已经与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取得联系，由该行下令召集各解放区印钞厂工作人员集中于丹阳，随军南下。1949年5月27日，这些工作人员随军方代表一起接管了中央印制厂。徐伯龙、曹孝先过去时，该厂的工人群众正兴高采烈地把“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牌子挂在厂门口，这一行动宣告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历史的结束。
军代表接待了两位侦查员，听了来意后，当即召来该厂的工程师和解放区随军而来的印钞厂工作人员，接受侦查员的咨询调查。
侦查员从对方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1.金圆券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以来，全部票面的钞票都是在该厂印制的，最先印制发行了20万亿元，后来加印到130万亿元，最大的面值是100万元。大票面值所用的纸张是美国进口的印钞纸，小票面值是国产的天章印钞纸，全部用美国生产的印刷机器印刷。各种面值金圆券的版子，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据说是向美国定制的。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的次日，财政部派员赴中央印制厂收回了所有面值金圆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计是携往广州或者台湾了。事实上，该厂从上月16日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后，就再也没有印制过。
2.从技术角度说，金圆券的印制是一种质量较好、印制考究的纸币，采用双面胶印方式制作，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不易仿制。因此，要想把金圆券伪造得跟真票几无差异的难度极大。但是，作为伪造者来说，他们既然敢于一试，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术手段，因为由于国统区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的原因，那些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于民间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才如果精心伪造，从技术上来说估计是能够仿制出几可乱真的金圆券的。不过，即使是伪造成功，也只限于在市面上商家手里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工作人员手里兑换人民币。假钞在银行职员这种专业人员手里还是能够轻易识别的。
徐伯龙经对方如此这般一说，心头的压力好像稍稍减轻了些，因为对方即使伪造成功了，其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是很小的，而且暴露的可能性是会非常大的。他跟曹孝先交换了意见，对方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人决定也去浦东城厢进行实地查摸。
之所以选定城镇作为查摸首选目标，这是因为从印制纸币的技术角度而言，不管印制地点是否在城镇，作案线索都离不开城镇，所以选定城镇作为首选目标乃是一条捷径。浦东地区，当时有属于上海市的高桥区、杨思区、洋泾区和刚被列入苏南行政公署的川沙、南汇、奉贤3个县。被专案组列入侦查范围的有以下几个城镇：高桥、洋泾、杨思、川沙县的城厢、南汇县的惠南、周浦和奉贤县的南桥镇。徐伯龙和曹孝先离开市区前往浦东时，分工前往南汇县查摸的侦查员杜奔已经在周浦镇找到了一条线索。
杜奔出身资本家家庭，家境富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兜售战备物资时，他从老爷那里取了钱去买了一辆二轮摩托车作为上下班的交通代步工具，平时休息日也常骑着这辆摩托车去上海近郊搞些旅游、钓鱼什么的休闲活动。这次，杜奔接受任务后，就化装成旅游者开了摩托车前往南汇调查。从上海市区过去，第一站是周浦镇。这是杜奔以前旅游时经常来的一个地方，他在该镇还有几位朋友，于是就把摩托车寄放到其中一位姓任的朋友家里。也不跟当地已经接管了伪警察署的军代表联系，凭着以前的记忆，去了周浦镇上惟一的一家印刷社。
杜奔佯装客户跟印刷社老板聊起来，得知该社不过是一家小小作坊，只能印制些名片、招贴、账册、信封、信纸之类的活儿，都是以铅字排印后上机印刷，然后再切边装订。他向老板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印制的招贴纸上需要有图片、照片呢，那应该怎么解决？对方告知说，如果是简单的图片，那就用木刻制版，至于照片，那就得去市区大印刷工厂专门制作版子了，制作好版子后，他这里也可以印制的。
杜奔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估计照片制版的价格一定不菲，货比3家不吃亏，老板您是否知道市区哪里照相制版价格最便宜？老板的回答使杜奔有点惊喜，他说要说便宜，那就找私人去。所谓“找私人”，就是少数掌握照相制版技术而且在印刷工厂供职的技师，在业余时间偷偷接私活干。老板不等杜奔打听，就提供线索说周浦镇上就有这样一位师傅，姓白，是上海市区一家大印刷厂的技师，家住周浦，最近因为战乱工厂不开工，已经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了，先生您如果想制版可以去找他的。
杜奔于是就去拜访那位白技师，还是以客户身份出面。白技师在闲谈中无意间说到了一条线索：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曾来向其询问是否可以制作纸币版子。
哦？这人是谁呢？白技师这时有点感到奇怪了，用警惕的眼光盯着这个穿着入时、谈吐不俗的上海小伙子，再也不肯吐露什么了。杜奔只好出示了军管会公安部的介绍信，白技师仔细辨认了介绍信上的公章，这才说出了那个找过他打听能否制作钞票版子的人的情况：那人是本地人，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不清楚，家住何处也不了解，但是白技师每周回家一次住一二夜时经常会在周浦镇街头遇到他的。此人30多岁，自称姓方，曾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几年水手，能用英语跟洋人会话，喜欢喝酒饮茶，有几次白技师路过镇上的茶馆时总是看到他在里面高谈阔论，因为脸面布有许多凹点，所以人都呼其“方麻子”。
杜奔如获珍宝，叮嘱白技师保密后马上前往警署，找到军代表后说明来意，要求迅即协助查找“方麻子”。军代表便召来两个本镇出身的留用警察打听，得知周浦镇上确有这样一个人，名叫方阿祥，家住北油车弄。
于是就登门查访，方妻说丈夫外出已有十余日，没有说过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因为丈夫从来不说这些的。杜奔年岁虽轻，刑警却已当数年了，在上海滩的市警察局干得了这一行可不是混饭吃的，即使你在工作中从未单挑大梁独立办过案子没有任何建树，而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当小三子跑跑龙套，几年龙套跑下来所看到的听到的，也足够你到周浦这样的小地方来显摆了。当下，杜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听说方阿祥是撑外国轮船的国际海员出身，性格豪爽，平时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他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方妻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周浦人，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丈夫平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是否已经违犯了法律，但她听说眼前这个说上海话的小伙子是市里下来的，便料想对方阿祥不会有利，正想摇头来个一问三不知，却被陪同杜奔登门的那两个留用警察凶神恶煞的一吼给吓了个激灵，于是就脱口而出说丈夫最近和一个绰号叫“大牛”的男子接触较多，那个“大牛”到方家来过多次，每次来都要带一些礼物，从大米、食油、猪肉、咸鱼到糖果点心、糕团水果，有一次还送给她一块花洋布衣料。丈夫最后一次离家就是“大牛”登门后跟着对方匆匆而走的。杜奔问了日期，发现方阿祥离家的日子正好是他向白技师提出是否能制作钞票版子的次日。于是就盯着追问，但方妻却提供不出更多的细节了。
离开北油车弄方家后，杜奔看看时间已是下午6点了，于是便邀那两个留用警察去一家小酒馆吃晚饭。喝酒时，杜奔向那两个警察打听是否知道“大牛”此人。那二位摇头，但说他们可以负责打听，如果是南汇本地人，应该是打听得到的。杜奔向他们敬酒，说二位老兄此事小弟多多拜托了，因为要调查的情况时间很紧的。
3人正说着，小酒馆外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一个穿摘去了原国民党警察衔章的旧警服的男子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接着就喜出望外地叫着那两个同事的名字闯了进来，却是向杜奔说话的。原来，徐伯龙和曹孝先两人也到了周浦镇，直接去了警署找军代表，这才知道原来杜奔早已抵达而且已经在开展侦查工作了，于是就让赶紧把杜奔找去见面。军代表于是就派这个留用警察骑着自行车全镇乱转寻找杜奔。
杜奔骑着那人的自行车前往警署，向徐伯龙、曹孝先两人一说侦查情况，两人大喜。由于时间紧迫，当即决定连夜调查“大牛”和方阿祥的下落。
三
这边，徐伯龙和曹孝先、杜奔在周浦镇挑灯夜战连夜查访。另一路侦查员关志存也是精神抖擞，因为他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关志存分工去高桥镇查摸，他没有摩托车，只好乘车前往。但他的运气很好，在路边车站候车时，正好遇到一个熟人驾驶着卡车前往高桥镇对岸的黄浦江边的码头去装货，于是就搭车到了码头，又搭乘摆渡船到了对岸的高桥镇。
在高桥镇，关志存的好运气又一次得到了体现，他在街头转悠着想寻找这个镇是否有印刷工厂或者作坊之类时，竟然遇到了一个熟人老洪。这个老洪以前也是干刑警的，在国民党上海市卢家湾警察局，因为工作关系，跟市警察局刑警关志存接触较多。当时关志存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见老洪正直、正派，追求进步，于是就发展对方加入了地下党，一度还是关志存领导的。半年前，老洪因参与营救被捕的民主人士而暴露身份，被迫潜至浦东乡间隐蔽，上几天刚重新出山。被组织调派至高桥协助军代表接管了警署，此刻也算是领导了。
关志存听老洪一说情况，自是大喜，说那你赶紧助我老关一把，我这任务可是火烧眉毛般的紧急啊！话这么说，因为需要保密，他也不便透露案情，只说需要了解高桥区最近是否有跟印刷行业相关的情况。老洪自是心领神会，当下也不问，说那就去见一下军代表，商量一下应该如何做好这个工作。
警署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自是热情配合。3人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召集几位可靠的留用警察前来向关志存介绍情况。这一介绍，使关志存获得了一条线索：10天前，曾有人从本镇“宏泰机修厂”购买过一台印刷机。
“宏泰机修厂”是宁波人范宏泰于抗战中期到高桥镇开办的一家小厂，主要是以修理船舶机器为主。抗战胜利后，日本海军以及日本渔业老板惶惶逃命，顾不上认真处置一些无法开动的坏船舶和陆上机修设备，而接收的国军还没有来得及过来，于是一些本地人就乘机哄抢。他们弄到手后自己又不能使用，就以废铜烂铁价卖给了“宏泰机修厂”。
范宏泰11岁从宁波来上海滩学手艺，所学主要工种是当时被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但这人极富技工天赋，到6年后满师时，已经是车钳刨铣焊电诸工种精通。干到自己开机修工厂当老板的当儿，其技艺以及经营本领自然已经炉火纯青。他把那些低价收购来的机械配件一一看过，烂熟于心，指导手下师傅拆拆装装，竟然折腾成了大大小小一件件的各类机器，工业用家庭用分门别类标价出售，如坏包修。报纸、电台广告一做，上海滩和江浙两省邻近地区的主顾纷纷登门选购，这位范老板着实发了一票。
自此，“宏泰机修厂”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收购各类旧机器、零配部件，大到整台车床整条机帆船，小到螺栓螺帽垫圈，来者不拒，童叟无欺。与此同时，“宏泰机修厂”廉价出售各类大小机器的广告也是隔三差五出现在上海滩的报纸和电台，引来了许多主顾，据说连苏北地区的新四军（后称解放军）也通过上海地下党向“宏泰机修厂”定制过枪械修理设备。
“宏泰机修厂”有这种收购废铜烂铁和客户定什么制作什么的业务，自然要受到警方的特别关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曾专门下文要求高桥警署对“宏泰机修厂”的业务活动“严加监督”。而机修厂的那个范老板是一个11岁就闯荡十里洋场的老江湖，阅世经验既丰富，又有一身技术，当年上海滩各租界巡捕房都请他修理过警车、枪械，人头稔熟，这种人还有什么险滩闯不过去的？没几日，他就和警署、警局的上上下下搞得亲如一家，享受着眼开眼闭的特殊优待。不过，这位宁波老板也理解警察弟兄的工作性质，体谅他们的苦衷，不时也提供些捕风捉影、虚虚实实的消息让他们向上交差。10天前有人向其购买一台小型印刷机的消息就是他在这天中午主动提供给高桥警署的留用警察老季的。
据范宏泰说，这台小型双面胶印印刷机还是抗战胜利后机修厂第一批向社会广泛收购“废铜烂铁”时收购的，是日本东京大业印刷机械株式会社为侵华日军特制的军用产品。运到中国后分配给了侵华日军海军驻沪的第三舰队，但在使用时发生了故障，因而废弃不用，日军投降时就被人弄走，卖到了“宏泰机修厂”。范宏泰亲自动手对机器进行了检修，终于使之恢复了正常功能。可是，尽管一连两年每次做广告时都将其列入出售产品的单子，但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哪怕是打个电话来问一下的。时间一长，范宏泰自己对于这台机器是否卖得出去也失去了信心，索性就不再做广告了。这台机器，也就被扔在仓库一角，形同废品。
解放军开始进攻上海时，见多识广的范宏泰虽然没有学过军事，但是翻开地图一看，再一听炮声，就认定高桥这边多半是一块险地：这里是黄浦江通往东海的必经之地，国军打不过解放军，最后必定是要途经高桥往海上逃窜的。而解放军事先必定料到国军有此招，还不派兵阻击？因此，高桥这边多半要大打一场。后来的形势发展跟范宏泰估料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因为解放军的动作神速，赶在国军败退之前就已经拿下了高桥堵住了国军的退路，这才没有发生“高桥争夺战”。但当时范宏泰则依据自己的判断果断作出决定：全厂停工，留下部分人员护厂，其余人员回家待命。
这道命令下达后刚刚得到执行时，一个操浦东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前来敲响了“宏泰机修厂”刚被关上的厂门，要求跟范老板谈一笔生意。使范宏泰出乎意外的是，这个中年男子开口询问的是“宏泰机修厂”是否有现成的印刷机器出售。范老板马上想到了扔在仓库一角的那台日本产品，于是就跟对方商谈意向，当然不说真相，只说可以在几天内帮其解决这个问题，免得被对方大杀价钱。双方商议下来，最后定了一个成交价，约定5月17日银货两讫。
客户告辞后，范宏泰就叫人从仓库里抬出那台日本印刷机，拆开后重新擦拭上油，再装配起来，调试下来一切正常，外形看上去也跟刚出厂的新机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5月17日，这台机器就被客户用一条小木船装运走了。
关志存于是就要求跟范宏泰见面，要当面了解情况。这样，范宏泰就来了警署。范老板所说的情况跟那个留用警察老季所介绍的并无出入，关志存于是就询问那个中年男子的情况。范老板先回忆了那人的年龄、外形、衣着、口音，这些对关志存目前迫在眉睫的使命并无帮助，他需要的是获得怎样迅速找到对方的直接线索。范宏泰说先生这就颇有些犯难了，因为按照生意场上的规矩，我作为出售方，对方不自我介绍，我是不作兴询问其来路的。
关志存只好连连拱手，请范老板仔细回想回想，看看是否有什么情节细节有助于了解对方下落的。范老板想了一会儿，眉峰一耸，说我想起一个细节，不知是否有用——我记得客户那条载运机器的木船的橹上，用红油漆写着“和元记”三个字。
“和元记”是什么意思？范宏泰解释说，可能那是某个商行或者作坊的字号，说明那个客户的这条木船是从该商行或者作坊所借。那什么商行或者作坊会在日常经营中使用船只呢？范宏泰扳着手指头一一道来：油坊、鱼行、租船铺。关志存听着心里窃喜，寻思这3个行当并不多，应该算是容易寻找的。一事不烦二主，顺便向范宏泰请教：这高桥镇上是否有“和元记”字号？范宏泰摇头。
这时天色已晚，关志存想吃了晚饭再跟老洪商量商量，看如何取得他们的帮助趁热打铁追查“和元记”的下落。吃晚饭前先得跟市里通个电话，向专案组长徐伯龙汇报一下情况。电话打到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接听的同志说徐伯龙不在，但留下过话让留言由他们转告。关志存于是就把在高桥镇发现线索之事说了说，又留下了老洪这边的电话，如果徐伯龙有指示下达就让值班室同志打这个电话，这边的人会迅速通知他来接听的。
然后就和老洪他们一起去吃晚饭，由老洪掏钱作东，那几个留用警察也去了。几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就“和元记”下落问题商讨，最后决定先用一个笨办法试试：一会儿去警署向杨思、洋泾两区和川沙县城城厢镇的同行熟人打电话，询问那里是否有“和元记”。
这样，关志存就连夜守候在警署的电话机旁，由那几个警察轮流相帮拨打电话。那时候的电话都是人工转接的，即使是浦东城镇之间也算是长途电话，转接速度原本很慢，这当儿又正是上海解放当日，自有许多电话业务要急着进行，所以这两区一镇3处的电话打下来，竟然打了两个多小时。
两区一镇了解下来，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的商行、作坊以及其他任何经营者。
关志存这下差点傻眼了，愣怔了片刻，说有地图吗，看来我得往浦东其他城镇考虑了。
这样，尽管老洪出面将关志存安排在高桥镇上最好的一家旅馆里，但关志存哪里睡得着？对着地图反复考虑，忽而又对老洪他们打电话查摸的可靠性起了怀疑，寻思别漏了哪一家那不是糟糕了吗？如此，关志存一直到清晨3点多钟方才迷糊过去。
话分两头，这边让关志存安静休息，让我们看周浦那边杜奔他们查摸那个“方麻子”和“大牛”的情况进行得如何——
徐伯龙、曹孝先赶到周浦后，杜奔顿时信心倍增，寻思3个人一起查还怕找不到那两个主儿？3人商议下来，认为还是得请警署军代表协助发动留用警察一起查找那个“大牛”的线索。估计只要找到“大牛”，另一主儿“方麻子”也就差不多该露面了。军代表一听自是积极协助，连夜召集了全部留用警察，说上海市区来同志急找怎么怎么一个人，请大家帮忙提供线索。
那些留用警察很是积极，随即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要说这些郊镇旧警察的侦查本领，那确实不敢恭维，实在有限，不过这些人对于周浦本镇的情况，却是了如指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东西南北四方八面挨家挨户口头排查下来，发觉本镇没有一个居民是姓牛的。徐伯龙提出：那么是否此人本身不姓牛而生肖属牛呢？军代表于是就让拿出户籍档案，众人一起动手分查，但凡生肖属牛的成年男子都给另列出来，但跟方阿祥的老婆所说的那个“大牛”的家伙的外形模样稍稍一比照，就都一一排除了。
这样，侦查员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不幸的事实：这个“大牛”不是周浦本镇人，这就大大增加了查摸难度。
徐伯龙看看时间已是下半夜了，于是就掏钱请众人吃了顿夜宵，合并道谢过请各自安歇，明天再麻烦大家。
3个侦查员奔波劳累了一天，自己也已经很累了，于是也休息了。那曹孝先和杜奔是干惯了这种事的，即使工作再不顺利，也照样吃喝，照样大睡。但徐伯龙就不同了，他是地下工作者出身，后来当保卫干事，派到华东局社会部受训学的也是政治保卫，最后到济南市公安局则是政治保卫和刑事侦查一起搞，参加调查的案子虽然沾过好几个，不过拢共也只有半年左右时间，还没有形成像曹孝先、杜奔那样的良好职业习惯。手头这个由陈毅市长亲自批侦的大案，又是限时限刻的，心里自是紧张，此刻哪里睡得着？躺在旅馆的床上翻来覆去的心里只觉得憋得慌，最后干脆悄悄起来，到下面的院子里坐着考虑，一直到鸡鸣声四起，方才有倦意袭来。
徐伯龙回到房间准备上床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忽然如流星划破夜空似的掠过了一个思路，不由得一阵兴奋，自言自语道：何不这样试试？
别看曹孝先和杜奔正在沉沉大睡，却保持着一份职业性的警惕，徐伯龙的声音尽管压了又压极为细微，但还是马上把两人惊醒了。一醒之后脑子竟然出奇的清醒，同时从床上撑起来，问徐伯龙有了什么新思路，想怎么试试？
徐伯龙的新思路是：那个国际海员出身的“方麻子”既然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那他肯定不止有“大牛”一个朋友，在周浦镇上肯定还有若干朋友跟他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而方阿祥有着“大牛”那样一个经常往他家送东西的朋友，也肯定会在其他朋友面前提及。因此，如果了解到方阿祥在本镇有些什么其他朋友，登门造访，或许可能获得那个神秘人物“大牛”的线索？
这个思路立刻为曹孝先、杜奔所接受，于是徐伯龙也不睡了，3人去外面找了一家面馆吃了早餐，然后就再次登门造访方阿祥家。果然，方妻说丈夫确实有着若干名铁哥们儿，扳着指头一一说来，一共有七八个，都是周浦镇上的中青年男子。这些朋友的住址方妻都是知晓的，一一对侦查员说了。巧的是，方阿祥的这些铁哥们儿中的一个正好就是杜奔昨天寄存摩托车的那个老任！于是就登门拜访这位老任，他是镇上邮局的投递员，当时称为“邮差”。这个工作上班时间晚些，所以此刻正在门口葡萄架下喝着茶吃着大饼油条看《三国演义》。杜奔问到方阿祥，他说知道。3个侦查员心里一喜，可是这个希望竟然就像一颗风中的火星，只亮了一下就熄灭了：老任从未听方阿祥说到过“大牛”这个称谓！
徐伯龙心里一凉：糟糕！莫非是一场空欢喜？但老刑警曹孝先却似胸有成竹地说：“桃树上不长果子，咱们就到李树下去撞撞运气——不是说方阿祥有七八个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吗，那就去问问他的其他朋友吧。”
杜奔就让老任提供了另外几位朋友的姓名住址，3人分头登门造访。这番折腾结束，已是过了中午，每个人都忙了个满头大汗，但结果却是令人沮丧，没有哪个朋友听方阿祥说起过“大牛”这个人的。
这是怎么回事？3个侦查员开始审视自己的思路，议来议去觉得没有什么差错，而且，以方阿祥如此健谈的性格，什么话都肯对朋友说的，却偏偏隐瞒了自己跟“大牛”的交往，这背后本身就颇有些反常，所以，方阿祥也好，“大牛”也好，两人肯定有问题，于是决定继续寻找这二位的下落。
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率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日子。一般人没有想到，在接管伪警察局之前，新政权的侦查员已经在为保障新上海的经济安全付出辛勤的汗水了。
周浦这边，徐伯龙、曹孝先和杜奔3人第三次前往方家，想再从方阿祥的妻子那里了解情况。到北油车弄一看，方家却是铁将军把门。侦查员心里一愣：莫非合家开溜了？3人正对着紧闭的大门发怔时，右侧邻居家出来一个老者，问你们找谁？听说是找方家，便说方家娘子带孩子去看郎中了，孩子昨晚发烧，一夜咳嗽，看来病得不轻。徐伯龙便想那一会儿应该回来了，不如等一等吧。正好那老者开口邀请他们去他家坐坐，于是就进了老者家的院子。这一进去，想不到竟获得了一个意外惊喜。
这老者在南汇县也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人物，他曾中过清朝的秀才，后来又留过洋，主持过中学，抗战前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做过文官，参加过一二八事变跟日本政府的谈判。后来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汉奸政府，邀请他出任伪官，他坚辞不受，回乡出家做了道士，保持了一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抗战胜利后，老者方才还俗，看到国民党官僚在接收时的情景，便断了重新出山之心，隐居在家，终日读经，不问世事。但他毕竟是个有学问且见识过大世面的人，尽管徐伯龙3人穿着便衣，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不是凡夫俗子，当下便请他们入内小坐，喝杯清茶。
老者奉上茶水后，询问客人何故造访方家。徐伯龙见对方是一个可靠群众的样子，于是就亮明了真实身份，说是奉命来找方阿祥了解一桩公事的，同时还想找一找一个诨号“大牛”的人。老者听了“嘿嘿”而笑，说看你们一个个眼布红丝脸挂倦容，想来昨晚没有睡好，唔，若是早点到我这里来坐坐，那昨晚就不必折腾到深更半夜了。徐伯龙一听便知撞运了，连忙用浦东本地话请求老者说说方阿祥的去向。
老者说：“方阿祥到何处去了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叫‘大牛’的我却估料得八九不离十——他准是在‘彭公观’。”
据老者说，那个叫“大牛”的汉子，其实跟方阿祥认识不过几个月，但这一段时间来得特别勤，而且每次来都没有空手的，必定要携许多礼物。有时方家没有人，也会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小坐等候方阿祥回来。老者跟其闲谈之下，略知对方的些许经历：那人姓牛，南汇县新场人氏，以前曾在英国和葡萄牙的远洋轮上当过多年海员，后来因为患了关节炎不能出海了才歇手上岸。据说曾在国外喝醉了酒犯过人命案子，但因为逃得快没有受到过追究。不过这人迷信，最近两年老是不顺，干什么败什么，不知为什么事情还折进过局子，好像是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关押了3个多月吧。“大牛”跟老者说起此事，请求指点迷津。老者说你出家吧，也许可以得到解脱。
上个月“大牛”来对老者说，他已经跟镇外彭公观的道士说好了，就到那里去做道士。彭公观是老者经常光临的地方，那里的道士知道他出家过，将其视为同道之士，所以关系不错。3天前老者上街去购物时，遇见彭公观的一个道士，告诉他说那个姓牛的真的到他们那里做了道士，还捐了一笔钱，这几天一直在观里住着呢。
侦查员闻听之下，哪里还坐得住，当下问明彭公观地址，立马前往。到得那里，只一打听，果然说有一姓牛的在那里，只是还没有正式办理出家手续，就是还没有举行仪式，现在后院住着。3个侦查员直奔后院，果然在一间竹林中的幽静小屋内找到了“大牛”，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和“大牛”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脸上密布凹坑的主儿——方麻子方阿祥！
侦查员杜奔这一刻真是兴奋至极，对着那二位脱口而出：啊！朋友，终于找到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