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国以及整个远东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一战后建立的英美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手中，但是这个体系到了1931年已经进入了黄昏，被体系梳离的日本以及被体系排斥的苏俄一直伺机破坏它。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范围极广泛，受创剧烈的欧美大搞关税壁垒，结果贸易依赖严重的日本也被拖入危机。本来就有疏离感的日本人既对英美不满，又看到了英美衰退给他们独霸中国的契机，几乎不可能不采取行动来向中国转嫁危机。而反观中国政府则对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一片懵懂，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张学良对事变反应显示他们都把这个事变当成另一次济南事变。
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突然袭击济南，攻击北伐的蒋介石，并杀死蒋的交涉使者，但在蒋介石忍辱负重，绕道北伐后，在英美压力下，日本军队不得不退出济南。济南事件的和平解决是华盛顿体系的落日余晖，却相当程度上误导了蒋介石。他后来在对日问题上总是幻想西方的支援，对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估计不足。
1931年2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对外部安全盲目乐观，将他国民党内盟友胡汉民逮捕扣押，使渐渐稳定的国内政局再起波澜，其最严重的直接后果就是石友三叛乱，东北军入关镇压给日军可乘之机。显然如果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威胁不是极端麻痹，整那个事变完全可以用更柔和的手段解决。事实上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释放胡汉民，联合汪精卫以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大和解对付日本的威胁，正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张学良到90高龄还津津乐道其海陆军副司令的高位，实在令人齿冷，如果不是他贸然入关，东北根本不失，日本又怎能有机可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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