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去美元化”（包括并不限于避免在国际交易中使用美元或放弃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的讨论十分活跃。显然，这是由于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制裁措施导致的，包括阻止各国使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扣押俄罗斯数千亿美元外汇储备等。
遗憾的是，这些关于“去美元化”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没有明确区分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1）一方面，构建美元替代支付系统，对一些国家而言迫在眉睫。这对俄罗斯、伊朗和其他一些遭受美国单边制裁的国家，或者诸如中国等面临美国制裁威胁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这些国家数量相对较少，但它们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较大一部分比重。
（2）但另一方面，全面“去美元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或不会发生。所谓全面“去美元化”，即在某种程度上全面取代作为国际主要结算工具的美元体系。这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在当前时期不会与美元体系决裂，因为它们这样做所带来的代价大于收益。
造成上述概念混淆的原因是，一部分围绕“去美元化”的讨论错误地将其视为某种技术问题——避免使用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如SWIFT，构建替代性支付系统。另一部分讨论则是提出“本币结算”，作为某种相对简单的替代方案。但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因此会导致得出实际上不可行的错误结论。
虽然国际支付系统等方面的具体技术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到目前为止，任何关于“去美元化”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恰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确切地说，“去美元化”涉及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些经济力量，这些强大的经济体才是影响货币体系最重要的因素，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化是它们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在当前世界形势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
鉴于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获得了巨大且不合理的好处，且这种情况仍将存在，原则上取代美元相当有必要。但是，就严肃的问题如“去美元化”而言，有必要严格区分什么是原则上可取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只能从长计议。
必须正确区分“战略”和“战术”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终结美元霸权这一目标上，本文的目的和其他呼吁去美元化的人之间并无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在什么时间尺度上是实际上可行的，以及“去美元化”在战略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为便于大家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我打个比方：马克思的经典分析认为，革命有必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的核心是军队和被武装的军人。将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期间的内战、1917年俄国革命和其他革命均完全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将这一完全正确的战略描述视为革命中必须立即执行的战术指南，一定要首先袭击军事目标、袭击警察局等，那么革命力量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甚至失败。
与此相对应，在去美元化的进程中，错误政策带来的破坏性结果将是：
（1）它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2）因为它实际上无法实现，它将败坏和削弱试图实施或提出该政策的进步势力的可信度，并导致他们领导的国家或机构遭受重大损失。
（3）把注意力集中在去美元化上，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经济差异，反而会被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忽视了进步力量在改善经济和造福人民上的表现和由此带来的声誉。
世界应该尽可能多地去美元化。但事实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去美元化的效果将是有限的。就笔者看来，至少在未来10-15年，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内，美元仍将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不会去美元化，大多数区域经济集团也不会。
下文将首先就最直接的实际问题进行论述，因为它们是最直观和最容易理解的，然后分析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
了解了货币的本质，就知道“本币结算”不是万能的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货币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经济学术语来说，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即它必须能够用来购买所有（或几乎所有）商品。这种一般等价物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它不存在，交换就必须通过不同的以货易货体系来实现——这将使经济体系完全不可能有效运转。
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各国均不希望持有无法容易进行国际交易的货币，因为这意味着持有此类货币只能用于购买货币发行国或准备接受此货币作为付款的少数国家的商品。任何只能购买一个或一小群国家的商品的货币都非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它们不能作为一般等价物发挥作用。
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这一事实，影响了诸如拉丁美洲一度推广的苏克雷机制（SUCRE）、少数人拟议的金砖货币等集团货币的创建。即便这些货币被所有成员国接受，它们也不会被其他国家接受，因此它们不是一般等价物。
欧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欧盟成员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很大一部分比重，所有国家都希望从中购买商品。这不适用于任何其他拟议的区域货币集团。
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这一事实也影响到双边贸易和投资，以及解释了为什么“本币贸易”并非像人们有时天真地提出的那样，是取代美元的“万能灵药”。
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对等，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它们只需购买彼此同等数量的产品。但在实践中，这种完美的平衡几乎从未发生过——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一个国家往往享有顺差，另一个国家则出现逆差。如果一种货币不能进行国际贸易，但贸易和投资失衡，这意味着参与贸易的国家之一可能会接受一种它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实际上毫无价值的货币。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国家正在补贴另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补贴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但这应该被视为一种政治而非经济选择。一个国家补贴另一个国家的程度通常有严格的实质性或政策限制，包括以累积货币形式提供的隐性补贴，而这些货币是该国无法使用的。
即使在一种货币可以与其他货币进行普遍交易的情况下，大多数货币也无法保持稳定的汇率。这意味着，虽然人们常有“本币结算”的讨论，但在实践中，这并非两种货币相互对等的“双边”关系。要弄明白这一点，就有必要了解哪些国家将要使用的货币。
如果一个国家被迫接受一种正在贬值的货币，这意味着它正在接受交易损失。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所谓的以“本币”结算的协议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实际上是使用双方货币中更强势的货币结算的协议。例如，阿根廷和中国之前的协议，并非以“本币结算”——既用稳定而强势的人民币结算，也用急剧贬值的阿根廷比索结算——而是一个“以人民币结算”的协议。如果中国被迫接受迅速贬值的阿根廷比索结算，事实上它将在交易中蒙受损失，并补贴阿根廷。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使用没有稳定汇率的“共同货币”的情况——而大多数货币都符合这一特征。
双边关系中的另一种选择是可以使用第三国货币——例如，据报道，俄罗斯告诉印度，它不希望继续积累（贬值的）印度卢比，而希望用人民币支付石油款项。这并非“使用共同货币”，它只是选择除美元之外的另一种外币。
价格的标准只能有一个
货币体系及其货币单位的运转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单一价格标准，一个经济体系就无法进行交易运转。或者确切地说，“一价定律”的作用是确保只有单一价格标准。原因是，如果一个系统中存在不止一个价格，套利将消除价差，直到货物价格相等。
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法是创造一种商品无法买卖的局面，即通过各种形式的部分或近乎完全的经济专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经济时期——但是，这催生并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大的危机，不能成为正常运转的生产性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
由于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价格，因此同样只能有一种计量单位。或者，确切地说，如果引用其他价格，它们必须仅仅反映这一重要价格单位。例如，截至本文发稿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1美元=7.23元人民币。如果一种产品的价格为1美元或7.23元人民币，并不意味着它有“两个价格”，而是只有一个价格。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200年中只有两种国际价格体系——从1816-1931年的金本位制和1945年起开始实行的美元本位制。这两种制度的过渡期出现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二战最终将价格标准从金本位制转移到美元本位制，反映了整个世界经济的重组。
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必须有单一价格标准才能发挥作用，所有试图通过“一篮子货币”等方式逐步引入新的价格标准的尝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重新提起的“引入新价格标准”的理论建议也未曾获得任何重大支持。美元之后，只能向新的单一价格标准而非混乱的体系过渡。由于这需要巨大的经济变革，维持美元体系存在很大的惯性，在出现潜在的新单一价格标准之前，美元是无法被取代的。
同时，目前也不会有一个没有实际生产能力支持的简单的法律、口头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协议”来引入一个新的主要国际价格标准——“协议”对于像国际货币体系这样强大的东西的运作来说太脆弱了！
黄金可以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单位发挥作用，因为它有一个生产价格（很高）——例如，马克思就用了数百页的篇幅来分析这一点。美元可以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单位，因为各国希望从美国购买产品。将美元仅仅称为“法定货币”是一种误读，因为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理论上，美联储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美元。尽管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美元的真正支撑是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和各国购买其产品的意愿。“协议”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在实践中世界货币运作不依赖“协议”。
原则上，人民币作为单一货币单位，在中国生产性经济的支持下，可以在这种体系中发挥锚定作用，但在目前的实践中也不得不面对如下现实：
（1）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不具备足以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主导地位；
（2）要使人民币在实践中作为单一货币单位运转，中国就需要取消资本管制——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对中国经济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一步，将导致相当于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从中国撤出，从而破坏中国国内经济。因此，中国没有采取这种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鉴于只能有单一价格标准，持有这种单位的外汇储备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其中的原因是，根据定义，它消除了可能持有的其他货币贬值造成损失的任何可能性。（这也消除了其他货币相对于标准价格单位重估可能带来的收益，但持有外汇储备的目的不是货币投机——这不是持有外汇储备的最重要或关键的目的）。
此外，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优势创造了对单一价格单位货币的强劲需求，从而给其带来了上行压力，使其成为一种硬通货（即稳定或升值）。事实上，一种既非硬通货，且对其他货币正在迅速贬值的货币不可能成为通用价格标准。
去美元化的风险和代价
鉴于此，寻求去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将承担以下代价/风险：
首先，它们积累的货币可能不是普遍可交易的，也不会被其他国家接受。也就是说，在实践中，他们会积累部分无用的外国资本/储备——由于抹去了部分外国资本的升值，这相当于遭受损失。
其次，它们可能获得不能在少数国家集团之外使用的纯粹的区域货币——也就是说，这些区域货币不能作为一种通用的等值货币运用。
第三，它们可能积累的是对本国或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货币。也就是说，它们可能会遭受其外国资本损失。
第四，创建替代去美元化体系的金融结构、信息和通信技术体系等代价非常高。
最后，如果参与去美元化，那么它们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简而言之， 参与去美元化的国家/公司/机构可能遭受或面临重大损失和风险。相比之下，抛弃美元不会即刻带来对等的收益。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公司/机构不会去美元化，除非迫不得已。
鉴于此，形势显而易见。当然，对于遭受美国制裁的国家来说，去美元化的收益大于成本。但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去美元化带来了显著的损失/风险，却没有带来显著的好处。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去美元化。也就是说，它们将继续持有美元用于大多数贸易、世界金融和外汇储备。只有当美元被另一个单一货币单位——可能是人民币——取代作为一种国际经济体系时，去美元化才会发生，但这在短期内不会发生。
少数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面临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面临遭受美国单边制裁的威胁，这要求他们需要切实做好应对准备；但另一方面，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它们不愿意承担实际去美元化的代价。
总之，去美元化对少数国家来说意义重大，但任何全面的去美元化都不会在下一个阶段发生。因此，去美元化不能作为一种总体的战略前进方向。如上文所述的原因，这并不是说去美元化是不可取的，只是在这个时期不可能成功。因此，去美元化只在短期内对少数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无法成为一项通用的国际战略。
在上述框架内，对于一些遭受美国单边制裁的国家来说，去美元化当然是当务之急——这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和其他一些国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最严重的单边金融制裁（封锁SWIFT支付系统、扣押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等），去美元化的技术准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都很重要。
但如上文分析所示，绝大多数国家目前没有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去美元化的经济代价比不去美元化更高。因此，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投资将继续以美元进行。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未来10-20年内，美元将继续是主导世界货币。这并非技术问题，而是植根于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运行规律。
由于上文罗列的原因，全面去美元化对目前来说是一项不切实际的政策，将其作为下一时期的一项总体政策或是国际范围内的中心政策都是不可取的，它将削弱提出去美元化的人的信誉。
同时，对于在任的进步政府或由进步力量领导的国际机构来说，自愿去美元化如果得到实施，没有实际效果还算是好的，更糟的是导致重大的财产损失。如果这些进步力量选择把全面去美元化作为下一时期的一项总体政策或是国际范围内的中心政策，它还将削弱它们自身的信誉。
什么才是发展经济“当务之急”的政策
最后，一些圈子关注去美元化的讨论具有危害性，因为正如开头所说的，它转移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步的经济政策的注意力——这些政策是真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引擎。具体说来，这些政策包括：
（1）战略性大型企业，即劳动高度社会化的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制。这些公司本身就很重要，可以实现对整体宏观经济投资水平的控制。中国最大企业实行国有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2）通过提高投资水平，包括政府投资，将其作为工业升级的基础，完成从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过渡，以及从商品生产向更先进的工业生产过渡等等。
（3）借助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措施，为提升国内的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程度奠定基础。
（4）通过区域一体化倡议和全球倡议，加大参与国际劳动分工。
（5）加大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力度。
（6）增加用于研发的资源，即通过将科学和技术融入生产过程提升劳动社会化程度。
这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策已被证明能带动经济成功发展，特别是实施这些政策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越南），并没有走去美元化的道路。
因此，矛盾的是，尽管关注去美元化看起来极为激进和“左倾”，但转移了人们对大多数国家发展最关键的经济问题的注意力。
结语
综上所述，美元是美国最强大的工具之一，这是正确的。本文给出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美元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强大，因为它植根于马克思分析的货币体系的最基本特征。因此，如果不彻底改变世界局势，就无法终结美元霸权，因为客观国际条件尚不存在。
正如正面攻击敌人的最强点而非寻找最薄弱的攻击点通常是错误的军事战略一样，将关键的战略前进线定为对美国最强点的正面攻击也是非常糟糕的战略，而美元是其中最强的一环。
回到开头我所提的观点，提出“去美元化”作为一种战略前进方式，就好比机械地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分析，在革命斗争中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选择率先攻击军队、警察等，这是行不通的。
因此，对于这部分国家来说，应该以中国等国家奉行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战略为研究模式，而不是全面“去美元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去美元化”战略在这一发展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相反，中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施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