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将美中关系公开界定为“文明较量”，并声称“中国是美国全球意识形态竞争者，这是我们首次与拥有强大国力的非白色人种对手进行的战斗”。美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文明冲突”是否存在？形塑世界未来格局的主导因素是什么？世界文明将会展现怎样的图景？中华文明是否会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这是我们应思考的重要问题。 6park.com
一、“文明冲突”是否存在
 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民族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当不同的文明相遇时，受文明的历史渊源以及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的交流模式，并对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又会反过来对文明本身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当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以意识形态冲突主导的冷战结束之后，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时，遭到了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世界文明冲突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和学术界主流群体所认可。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将“文明冲突论”斥为新种族主义。2019年5月15日，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发表演讲，认为“当前，国际上有些人鼓噪所谓‘文明冲突论’，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这个观点也为我国的许多学者所认同，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文明和文明是不会冲突的，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相合的可能性远大于相争的可能性。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过去，中华文明没有和任何文明产生“文明冲突”，现在、未来也不会与其他文明产生“文明冲突”。[1]

但情感不能代替理性。良好的愿望所能够屏蔽的，只能是眼界而不是事实。当不同的文明在特定的历史空间相遇时，交往方式必然多种多样，但“大致而言，和平与暴力是两种基本交往形式。”[2]假若以直线来表示，直线的两端分别为“暴力”与“和平”，中间的数值为0，两种文明相遇前的状态处于0点。当它们相遇时，必然会偏向一边：无论是暴力的一边还是和平的一边。从目前所认可的文明之间的交往模式来看，大部分文明相遇之后，“暴力”与“和平”是同时存在的，纯粹的“和平模式”或纯粹的“暴力模式”是不存在的。用坐标轴来表示：“和平”与“暴力”分别为坐标的横轴和纵轴，其刻度代表了“和平”或“暴力”的强度，文明交往模式处于横轴与纵轴之间的区域。在文明交往的不同时段，因“和平”与“暴力”强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交往模式。

也正因为在交往过程中暴力因素或多或少地存在，文明冲突不可避免，或者说“和平”与“暴力”伴随存在，是不同文明相遇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阶段性的常规性形式。
 文明冲突的存在，与文明本身的特质有关。文明——无论是以地域因素为主还是以宗教因素为主划分的文明类型，都属于人为的想像世界。当人们在介绍或者推介自己所在群体创造的文明时，必然会以“我”为中心。对此，亨廷顿有十分客观、经典的描述：“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Every civilization sees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writes its history as the central drama of human history.）中国也有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如有位学者这样展望未来文明的图景：引领未来天下大同的文明一定是融合创新的文明。人类文明史已证明，能担此大任的非倡导“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的中华文明莫属。[3]应该说，秉持此种理念的人，在中国文明研究领域所占比例不小。研究中华文明，要有自豪感，中华民族要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华智慧，但如果认为中华文明明显优于其他文明，是一个可以统领世界的文明，这样做只会在不同人群的意识形态中埋下文明冲突的种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的阐述：“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文明冲突的存在，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有关。由于不同文明之间形成的背景不同，包括地理因素等自然背景，人文因素如宗教背景、历史背景等，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而现代社会的人群习惯以文明为主导因素进行自我身份认同，即犹太者习惯用犹太教的方式界定自己和非犹太世界，基督徒习惯用基督教的方式界定自己和非基督世界，穆斯林习惯用伊斯兰教的方式界定自己和非穆斯林世界，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相互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则进一步加深。差异性本身蕴含着冲突的可能，隔阂、竞争、对抗等不可避免。
 
二、形塑未来世界格局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亨廷顿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出发点非常明确：寻找美国未来的敌人。冷战结束的方式超出了西方所有人的预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曾面临的强大敌人在瞬间消失，结盟的理由也随之消失，他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敌人，来凝聚盟友的共识。从美国历史上看，有一个现实的或想像的强大敌人存在，是确保美国保持强大的一个良方。这与中国古人柳宗元所阐述的《敌戒》有异曲同工之妙：“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亨廷顿大胆预言，在21世纪儒家文明会同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同基督教文明相对抗。也正因为如此，当今天的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时，美国的许多政客依据亨廷顿的理论，一定会推导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形塑未来世界格局的主导因素是文明冲突。
 然而，当我们认真考察历史上大变局时代形塑世界格局的因素时，会发现文明冲突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却不是主导性因素。
 持续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推演到历史的极致，这是形塑欧洲和中东地区格局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典型的文明冲突。然而，当学者们抛开情感因素，分析“十字军东征”的原因时，发现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导致“十字军东征”的主因，而宗教因素仅仅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便利的动员工具。如不少学者认为，1095年第一次东征的早期，十字军沿着莱茵河一路杀害掠夺犹太人，就是基于这样的动机。当然，他们也有自圆其说的理由：犹太人的钱可以用来资助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用现代人的话语来解释，可以理解为：只要政治正确，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正确，也都不为过。这是当今国际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并为少数利益集团利用的一个荒诞的逻辑。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技引领的工业革命，是主导近代以来欧洲和世界格局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从冲突的角度来看，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其中也掺杂着文化冲突的因素，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主基调却是西方文明所造就的国家之间的大屠杀。两次世界大战主导性的诱因是在掠夺世界资源过程中的分配不公，是一种“狗咬狗”式的冲突。冷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战斗，与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无关。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由西方主流文化所孵化出来的，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文明内部的冲突远比文明之间的冲突惨烈，对世界格局形塑的作用也更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形塑世界格局中的有限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辅助性因素，多数时候是一个标签，是一种身份认同的便利工具。一些政治势力（国王、宗教首领、政党、政治集团等）借此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能否认，有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曾十分惨烈，在形塑世界格局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文明之间冲突的强度和烈度，是由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因素所决定的。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主体即国家、社会等，是趋向于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是否进行沟通、交流与交融，决定了冲突的强度和烈度。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冲突是世界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否认文明冲突及其作用，无异于掩耳盗铃。同时，我们又不能无限放大其在形塑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将其作为一个主导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当今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无异于缘木求鱼。文明冲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形塑世界格局的主导性因素。
仔细阅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会发现亨廷顿也并不相信自己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他指出：“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也就是说，在亨廷顿的眼中，形塑世界的主导性因素，仍是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只是他为美国的统治阶层整合西方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煽动西方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一起来遏制甚至打击中国及西方的宿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便利工具。 6park.com